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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极认真地把自己和同为新儒家代表的熊十力相区别：“我与熊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梁漱溟终其一生都未抛弃佛教，甚至对佛教崇敬有加。他安身于儒、佛之间，在入世和出世的纠结中，度过了他的大半生，并最终将二者融会贯通，将自己修炼成“外儒内佛”的“得大自在”者。
晚年他曾经这样声明，我转向儒家，是因为佛家是出世的宗教，与人世间需要不相合。其实，我内心仍然是持佛家精神，并没有变。变的是我的生活。也就是说在行动上，他采用了儒家的入世思想，国家危亡，他不能袖手旁观。
但在精神上，他仍然是一个佛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梁漱溟虽被人们看成新儒家，但实际上在这部书中，却表达了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最终认可。
他从文化路向上，将东西文化划分为西方、中国和印度三大系统，同时还提出了文化三期说，认为人类文化会沿着西方、中国和印度文化的方向逐步前进。西方文化之所以现在盛行，是因为现在人类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一旦生存问题解决了，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将会复兴。
而最终拯救人类、解脱人生痛苦的，将是印度的佛教文化，它是人类未来文化的代表和最终归宿。
在现实中，他完全是以苦行僧般的精神做事。对人世间的情谊，他也看得十分淡泊。到了晚年，梁漱溟从喧嚣和奔忙之中逐渐回归到泊淡和寂寥。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处于与世隔绝的隐遁状态。
“文化大革命”中的惨痛经历，使得他重新思考世间的意义，对佛家的“出世间”重新定位，在儒、佛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这就是他的《儒佛异向论》写于196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
当时，梁漱溟所有的参考书籍和资料都被红卫兵付之一炬。白天他被迫打扫卫生，或不时拉出去游街批斗.晚上坐在阴暗、潮湿、闷热的小屋，忍受酷暑和蚊虫叮咬，专心致志写作《儒佛异同论》。
一属出世，一属入世，而且从最基本的立场看，儒学认为人生是真实的，讲乐，或苦中求乐，佛学以人生为虚妄，为苦，应解脱悲苦。关注的都是人生，都是关于生命修养的学问，是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自己修养的一种学问。
因此，儒佛两家虽然不是完全相通的，但是大方向却非常一致。如，孔子“人生七十不逾矩”的说法，而佛家则常说“得大自在”，如果说梁漱溟早年的佛教信仰，是将出世作为逃避世间的一种手段，随后由佛转儒、“回到世间来”，是将出世和入世截然对立。
到了晚年的梁漱溟，在经历了由出而入、入而复出的否定之否定，出世和人世在他胸中不再是对立的纠结，而是辩证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