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堡记忆拾零（2）
2025-10-19 16:04阅读：
许堡记忆拾零（2）
1、我在许堡二高小的上学经历
作者：王公亚
许堡二高小的伙食每日三餐都是小米粥，人称“稠粥学校”。学生从家里带些小米和少数课本文具费就可以读书，因此贫苦人家的孩子也能入学读书，但师资和教学质量是较高的；而且安排的早晚自习时间较长，学生起早贪黑在宿舍里温习一日所上的各门功课，都要求背会；又不过星期日，和私垫差不多，几乎是全封闭的。由于师资力量高，学生学得踏实，故全县九所高小学生每届在大同城内举行的毕业会考，总是名列前茅，所以二高小的名声在大同周边很响亮。
我考入二高小时，已经是第十二班，各种课本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印的“新课程标准”，比较先进。开设的课程是《国语》（此前叫《国文》，现称《语文》），《算学》（现称《数学》），《历史》《地理》《自然》《修身》以及作文、《手工》（即《美术》）、《体操》（现称《体育》）之类。这些课程，在我从私垫读古书的基础上看来非常浅薄，不必老师讲解，一阅就懂。只有算学老师曹中山先生讲得透彻明了，很感兴趣。特别是国语老师王殿卿（字：辅廷）先生，是一位教学有方、知识渊博、擅长书画、品德优良之士，最受学生们尊敬爱戴，他除了选讲《国语》中的几篇佳文外，大部分讲授白居易、梁启超、胡适、陈独秀、朱自清、谢冰心等名家的作品，并让学生背诵，如白居易的《与元徽之书》，胡适翻译的法文《最后一课》，陈独秀的《人生真义》，朱自清的《月朦胧、鸟朦胧簾捲海棠红》，谢冰心得《致小读者》。。。。。。，还有一些忘了作者姓名的文章，如《梦见妈妈》《费宫人刺虎歌》。。。。。。，至今仍能背诵。这些文章，议论精湛，描写逼真，寓意深刻，语言流畅，感染力很强，对我的作文有很大
启发。
由于我在私垫打得基础扎实，接受能力强，又能刻苦用功，故成绩优良，居全班之首，名列前六名的学生和我争第一始终甘拜下风。我作的作文、写的仿经常被老师贴堂示范。书法方面初学柳公权体，后学赵孟頫体，所写的赵体仿大部分被同学们要去。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我十八岁由二高小毕业。本校毕业成绩及格不给发毕业证书，还得经过会考。当年全县九座高小的学生们统一在大同城内火神庙街司令部大礼堂会考，监考的人员很多，特别严格，丝毫不能作弊，待张榜公布考试后，我名列前六名，二高小毕业后我又考入省立第三中学。
2、我在“四清”运动中
作者：杨茂国
一九六四年三月，我在桑干河水库为修筑加固水库大坝劳动。接许堡大队通知让我回村接任第六生产小队会计，前任会计因前一年“三清”问题已被撤换。由于当时农村形势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所以小队在当时是实实在在的核算单位，大队实际上是个空架子，只是管理小队，设立和选任小队队长、副队长、民兵队长，替小队保管粮食、饲料等，而小队则掌握本队人、财、物的全部情况，如劳动出勤、工分、籽种饲料、化肥农药（当时已经有了尿素、肥田粉等）、饲养畜牧、秋收农副业产品以及年终收益分配等，在公社信用社开设存款结算账户。
我接任小队会计后，由于没有一点专业基础，每月月底下账没法搞，就只好把本月本队发生的财务队务凭据、证件收拾好去五队请教五队会计张元明，在张元明的指导帮助下，逐渐掌握了打算盘、记账、开立各种凭证等业务。
我当六队会计半年时间后，一九六四年秋，四清工作队进驻了许堡大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也随之被列入了“四不清”干部之中。不过当四清工作队检查完我的账目后，未发现任何问题，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由于我工作表现好，又被宣布为四清工作积极分子，反过来又让我查前任会计的账目。其实，说实在的，我当时对财务会计工作那是刚刚入门，什么也不太懂。不过工作队的命令必须听，交给的工作任务务必接受，我只好不懂装懂，每天坐在那里翻翻单据，看看帐簙，蒙混过关。年终，一位从其他队调剂来的四清工作队老同志名字叫赵日泰，他帮我一起搞完了收益分配，我自然从中学到了不少财务会计方面的原理和知识。
四清运动初期，有过一段“阶级复议”过程，在阶级复议过程中，我有幸由原来的上中农成分经过复议，划成了贫农。这要感谢本村老农民刘印堂、李文成等老大爷们，他们说我父亲弟兄五个，我父亲是老大，我爷爷为生活之计，还要安排我父亲下边几个孩子的读书等，令我父亲引领上我母亲和我的大姐独自生活，脱离了大家庭的集体生活，房屋土地什么也没有分给。我父亲勤奋努力，通过租房租地几年的拼搏，生活慢慢地维持下来。按当时评价也只够贫农水平。由于重新为我划分了成分，在当时阶级观念分明的情况下，我是何等高兴，这也为我后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乃至参加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六五年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基本结束，大批的四清工作队员已经撤离，只留下一个姓魏的老头当留守指导员。后来，公社下发通知，给了许堡村三个供销社职工的招工指标，经魏指导员和大队协商，三个招工指标除一个固定指定人员外，余下的两个从小队会计中选拔。在魏指导员和当时的大队会计牛步平的主持下，我们八个小队会计进行了评比，比成分、比学历、比政治面貌等，最后我和张成贵被评定为享受这两个指标的人员，报县人事局批准后到供销社上班。后来公社信用社当时缺会计，经县支行和人事局联系把我安排到了许堡公社信用社任会计。
3、回乡知青
作者:牛步廷
一九七三年底，我从大同县四中一班毕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回到了家乡许堡村成为了一名回乡知青。
我这个知识青年名不符实，知识不多，文革中上的小学、初中、高中，在学校是学工、学农、学军，学政治时事，斗私批修，批林批孔，真正的书本知识少得可怜；且身单力薄，那时刚刚十九岁，个头矮小，从小常生病，营养不良，真正的手不能提，肩不能扛。
也就在这个时期，我经历了从学生到青壮年劳力转型的严骏考验。当时我的残疾父亲（一条腿大胯从小脱落）因感冒咳嗽，我妈天天把医生请到家里，打针输液，治了一个月，不见好转，反而一天天严重，父亲最放心不下的是我这个老儿子，和我作了短暂含糊的叮嘱后，不管不顾地撒手人寰了。父亲去世时，只有六十六岁。懵懵懂懂又天生木纳的我也不懂得失去父亲的伤痛，一家人送走父亲后，紧接着过年，哥哥、姐姐都已成家，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家里冷冷清清只剩下我们娘俩相依为命。我妈被一生的多舛艰辛磨成了铁石心肠，在我心中这个时候的妈仍然是我的顶梁柱，是我的依靠。但从那一时起，在我的心里滋生了我要养活我妈的念头，我要告別娇生惯养的小孩子了。
拿定主意到生产队劳动去，好好养活年迈的母亲。从此风里来雨里去，生产队的农活挖、刨、搬、担、扛、锄、搂、割等样样参加，那时年轻，只要不怕脏，不怕累，这些农活都能干了，身体强壮了，脱胎换骨了。
夏天到了，是锄地的季节，当学生时放秋假参加生产队劳动学过割地，但锄地这可真是第一回，作为一个生产队社员，如果锄地干一个人的活，那么这个社员一年四季干别的杂活都给你评一个整劳力的工分，锄割干半个劳力或三分之二的活，一年干其他农活评分也是一半或三分之二。这是规则，所以，我得撑着锄一个人的地。
锄地是个精细农活，锄谷子最难，播下的谷种，在土地里发芽、生根，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寸苗，社员锄谷子就是用大锄前腿弓、后腿蹬，长时间弯腰，凭耍手腕功夫，锄去杂苗、杂草，保留一株比较壮实的苗子，个中的功夫，弓步弯腰，手腕儿拔动，龙飞凤舞，锄尖翻飞。一垅锄过，土地松软垅形不变，间隔整齐绿苗成行。尤其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肚饥肠叫的时候，才感觉到农民真辛苦。
劳累饥饿曾使我犹豫彷徨，但想起家中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后，使我坚定了意志，我要拿一个整劳力的工分，不能让锄地拉了后腿，下决心，不怕吃苦，边干边学，每天和成人一样锄地。刚刚几天，技巧还不熟练，耐力还不够，锄在社员后面老掉队，一征二分长地头盼不到个头，腰酸背痛，锄几步就想直起腰来歇歇，每到中午收工时，别人都早早锄到地头，坐在树荫下乘凉，而我还在半地里吭哧吭哧锄着，每到这个时候，我二哥三下五除二，把我接到地头。过了几天，我很快掌握了拔苗锄谷子的技巧，练出了耐力，一征长地头很少直腰，速度和质量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队长代顺哥，刘月文哥经常夸我，代顺哥还送给我一张锄头。这以后，我在队里锄搂地总是前边带头的积极分子，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滋滋的。
一年过去了，在生产队劳动中我学会了各种农活技能，身体强壮了，工分总是一等，得到了队长和社员们的一致好评，一九七四年底被评为大队劳模。
第二年开春，队里选队长，社员们一致推选我为生产队付队长。 当时，我正在坟土沟修建四干渠工地当伙食管理员，在工地上住，第二天早上，村里的民工来到工地，有知情的和我说，八队选队长，选你当了付队长。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可是从小学到高中连个小组长都没有当过，一下子有点懞，但我的性格向来木纳不会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当时就卷起铺盖义无反顾地回村就干开了。
回村后我了解到，我们八队在三年前是许堡八个生产队中产粮、工分值最差的队。每个工分值还不足五角。但自从換了张占元、代顺、刘月文当队长后，农付业搞得有声有色，粮食产量居全村第一，工分值八角多，一跃成为全村第一。社员们很拥戴他们，他们在群众中的威望也很高，免不了有点居功自傲，另一方面也确实有点累了，想歇歇。反正在选举会上，开始社员们一致拥护旧队长继续连任，但旧队长好说歹说就是不干，说想歇歇，这样僵持了好长时间，最后选出正队长是五十多岁的光棍李武恒，他是种田能手，爱社如家，年年当劳模、积极分子，付队长就是乳臭未干的我。原来八队社员让张占元、代顺、刘月文经过三年管理，带出了爱社如家的好思想，不怕苦、不怕累、不拈轻怕重、干活雷历风行的好作风。大伙儿说，这两人就行，有啥困难大家帮。事实确实如此，我俩当队长的时候，涌现出不少主动带头劳动，主动出谋划策的积极分子。
即使这样，具体事情做起来免不了磕磕绊绊。 付队长主要负责带领壮劳力干活，常常干在人前作表率，歇在人后作检查。一次锄地，我刨好夹偃，（每隔相同垅数在两个垅背上各刨一锄，作记号，给社员分工的一种方式）自己先赶着前面带头锄，锄到一半光景时，检查锄地质量：锄地深度、地锄严了否、草锄死了吗、苗留均匀吗？尤其是锄到草滩，更不能麻糊。往往经常偷懒耍奸的就那么几个人，把他们镇住了，其他人积极性更高了，这几个人镇不住，其他人也要滑向偷懒的一边，整队社员就会正气下滑，邪气占上风，后果不堪设想。检查到郭世金叔那儿时，那地段是青芥滩，青草老根深，锄过草还绿，蒙混埋土里，耍奸昭然，我当场让郭世金叔返工，郭世金叔是出名的耍奸手，岁数也大了，又看我是个毛孩子，当场盛气凌人，说什么，磨道还寻不着驴脚踪？意思是，嫌我管得太严，青芥滩锄不尽草难免。还爆了粗口，骂得我挺委屈的，我一个毛头小子晚辈实在拿五十多岁长辈没招，只能有气肚里咽。然后我回到我的夹偃继续锄，由于我耽误一会儿，太阳快落山时，大伙儿己锄到地头休息，我在后面锄，快到地头时，也正好遇上青芥滩，我挥舞锄尖，左右翻飞，披荆斩棘，老青芥在我的锄头下纷纷落马，而绿油的小谷苗在夕阳的余晖里，微风吹拂下，摇曵招展，与此同时，我委屈的泪珠正不由自主地掉下来了……，社员们都看在眼里，原任付队长刘月文这时用低沉的声音说：咱们锄地，锄好锄坏，不是给他老三锄，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妻儿老小吃的喝的全靠地里长出来的粮食，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就这样，大家从心里认同了我，主人翁意识增强了，干活精艺求精了，郭世金叔悄悄走过去，把自己青芥滩那地方又重新反工锄了。从此，大家亲切地喊我三队长，我指向那里，大伙心悦诚服地打向那里，一呼百应。
原付队长刘月文哥，曾是七队正队长，正是而立之年，在七队当队长期间，把七队搞得有声有色，有胆量，会谋划，农活样样精通，是个种田能手。我当队长初期，他处处不显露，自从上次与郭世金叔事件发生后，他又換了一个姿态，有时像帮我，有时像将我，有时像比我，有时像考我，我也不去细想，现在忆起来确实是这样。搂山药（土豆）、玉米时，我是第一个拉趟子带头的，月文哥紧随其后，这时我分外多了一分警觉，好象一个竞争对手尾随身后一样，一方面是他对我越来越心服口服了，另一方面他在进一步考验我、挑战我。我俩彼此心知肚明！
一次阴雨连绵，小雨润物细无声，土地湿而不拈，正好搂山药（土豆），搂山药的垅子宽，山药苗根处拢一个大土包，以防根部的山药暴露。需要技巧，更需力量。当时正年轻，技巧娴熟，我带头，月文哥第二尾随，一帮年轻人积极分子一个个紧跟着，后人催前人，前人必须锄在后人前，前人的锄地质量都在后人的监督之下的，把岁数大点的以及妇女拉了两匝多。一个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动人场面在田野里上演着。
这以后，我和月文哥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下年改选队长，月文哥以全票通过当选为正队长，我被选为付队长。我俩配合默契，把八队的农付业搞得风生水起，兴旺发达，年终产量、工分值又创八个生产队中第一。
将近四年的生产队劳动，我付出了不少也收获了不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习了农民朴实无华的优良品质和吃苦耐劳一步一个脚印的种田精神，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受益匪浅。这一段经历也是我一生值得骄傲的，因为我用我的双手为家乡建设尽了我一点绵薄之力，用我的劳动收获证明我长大了，成了母亲的依靠，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儿子可以养活母亲，可以养活自己了！我为有这一段经历而自豪，它是我一生中值得回味的光辉历程。
4、民兵打靶
70年代初期，许堡大队民兵营在营长李喜仁的带领下，军事训练搞得热火朝天。大约74～75年的时候，一到农闲的时候，大同县武装部就派出现役军人下许堡大队组织民兵进行军事训练，常见的训练项目有射击、投弹、拼刺，还有迫击炮训练和防空演练等。当年许堡民兵营的枪枝主要有日本产的38大盖、国产半自动步枪、抗美援朝退役下的苏制带圆盘的轻机枪、苏制冲锋枪等。60年代以来一直是基干民兵把枪存放在家里的，1973年由于阳高县龙堡村发生了民兵营长因谈恋爱枪杀女青年事件，从此以后枪支才不在民兵家里放置。记得有一年秋季，许堡民兵营在黑龙沟打靶，参加的不仅有男民兵而且还有女民兵，射击使用的枪支先是日产三八步枪，每人五发子弹；其次用的是国产半自动步枪，每人10发子弹，分点射和连射；然后就是机枪连射，我记得当时机枪用的就是抗美援朝退役下的苏制轻机枪，弹夹为一个圆盘，也就是许堡人俗称的“转盘枪”，记得最清楚的是这时候正好戴珍大爷路过，一伙民兵拉过戴珍大爷说：“听说您在抗美援朝时就是机枪手，给我们露一手吧”，戴珍大爷拉枪拴、装弹、瞄准、射击一气呵成，一梭子打出去喝彩声不断。然后用的是公社武装部长李日民老掉门牙的驳壳枪，该枪估计能进博物馆了，枪的膛线都已经磨平，很多人打了根本打不准，最后大同县武装部部长拨出自己的佩枪，估计是当时比较先进的54式手枪，很多男女民兵都体验了一次打手枪的感受。打靶结束后民兵列队唱着《打靶归来》歌曲胜利归来。
5、我父亲在朝鲜战场
作者：戴喜钦
《民兵打靶》一文中提到我的父亲戴珍，我父亲确实是机枪手，在朝鲜打死过敌人不少，还打下一架飞机，让美军发现后进行还击，扔下一枚炸弹，把他们一个班的人炸的所剩无几，我父亲受重伤，等醒过来发现自己还能走，只不过是拄着枪，一路遭到敌机袭击无数次，好不容易碰到一辆运送物资的汽车，不知道用了多大劲才爬上去，司机师傅根本不愿意拉伤员，可是挤了满满一车。不知道走了多远，又遇到轰炸机，伤员们忙着下车想躲起来，我爹一条腿已经不能动了，坐在车上听候命运的安排，结果下去的同志们目标太大被扔下的炸弹击中不少，死伤残重。我爹亲眼看见咱中国志愿军战士惨遭不幸。准备下车但是车已开动而且很快离开现场，由于路途遥远一路震动不知不觉昏睡过去了。当醒过来后发现躺在病床上，大夫一拉粘在腿上的裤子时他痛得惨叫一声，大夫说：“你忍着点，里外裤子都被血浆粘住了。”我爹说：“你大胆用力，我能行。”大夫一听口音说：“你是那里人？”我爹说：“我是中国人。”大夫说“这我知道，你老家是哪里的？”我爹说“我是山西许堡的。”原来这位大夫是大同二医院的，为此大夫很关心我父亲，手术后总算保住了腿。由于我父亲是独生子，付伤后不让再返前线了，为此事我父亲还哭了，因为他们去朝鲜时都立下势言“打不走美国鬼子决不下战场”。
父亲经历了好几次大的战役，上甘岭战役他们七天没喝水，有的战士没有抗得住牺牲了，美国人把水源全破坏了，不停的投炸弹，我父亲说他看见过没有爆炸的炸弹最小的有水桶那么大，最大的有好几米长，如果炸桥梁的或建筑物那就更大了。那一次战役美国鬼子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但是我们志愿军顽强地守住了阵地，迫使美国在谈判桌上签字，不久父亲随部队回国后转业，又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父亲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修宏的文章唤醒了我对父亲记忆。
6、集体经济时期的大场面
童年的记忆中，集体经济时期的大场面最初在加工厂西南。在70年代初，每到秋收前，各生产队会派出专人修理场面，上面洒水，然后用石磙进行硬化场面，过上几天一个干净整洁的大场面就能建成了。每年一到秋收季节，最早入场面的作物是粟子、谷子，然后入场面的是玉米、高粱和豆子。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老百姓最高兴的季节，每次到了场面，看到的是一派喜人的景色，有的是驴骡拉的“动轱辘”一圈圈正在碾场，赶驴人嘴叼烟锅唱着小曲悠闲自在；有的是一群群妇女和小脚老太太们正在用镰刀“切谷子”，周围小孩的叫喊声、女人们的朗朗笑声不断；也有的是社员用木锹扬场的，随着微微的秋风尘土飞扬，却见地上洒满了金黄色的粮食；还有的正在用毛口袋装粮食，年轻力壮的青年180斤的麻袋轻轻地就扛了起来。眺望天空天高云淡，夕阳西下，场面上，成垛的成熟秸秆码放在场面，一排排金黄色的玉米棒码放在场面上，成堆的粮食像一座座小山。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目，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中，成为永恒的记忆。
7、由50～60年代许堡的一首童谣想到的
作者：戴纯冠
现在60岁以上的许堡人大部分还记得有一首久经不衰的童谣：许堡的戏刮求气，一唱就是那《茶瓶记》，乱鼓乱镲乱铜器。当年许堡的文艺活动非常丰富，年年排练戏剧节目，但年年就是《茶瓶记》，剧中的男一号单宝通由马桂香担任，牛步进扮演家奴马金才，张玉英扮演丑角王洪贵，牛步录老师的外甥女板女扮演小姐的丫鬟，等等，每年排这个戏，每年换演员，歌词还是那歌词乐器还是那乐器，许多台词观众都会背了。从这些童谣能够看出，许堡人即使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也注重文体活动，体现出一个文化村的文化底蕴。
8、文革中的阳高三中
作者：肖连官
1966年6月份，66届的八班、九班刚刚毕业考试结束，分数还未公布，报考志愿还未填写之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三中师生立即卷入运动洪流之中。
刚开始是学文件，内容是“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登载的文章，包括人民日报的《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炮打司令部》等一系列社论，学习后进行结合实际的讨论，组织学习者为积极分子和红卫兵。然后开始了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再加上北京大学造反派领袖聂元梓的《宋碩、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的发表，迅速演变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运动，紧接着开始了相互揭发，查笔记、查作业，对出身不好的学生进行批判，刚开始是小场合进行，一般是在学生宿舍进行，通常采用逼供方式；到后来发展到大场合在会议室或校园内进行，这个时候出现了喊口号、胸前挂牌子、戴高帽、全身贴标语，以及拳打脚踢的过激行为。这个时期院内进行了“批加斗”，院中和校门都设置了岗哨，对班主任和出身不好的教师按地、富、反、坏、右和反革命论处，全校师生百分之五十被批斗，以至于学校出现了一位老师和一位女生的自杀事件，不少师生存在轻生念头，这个时期的三中阴森恐怖。
不久，陈伯达“关于制止武斗”传达以后，批斗才算告一段落。这个时候三中学生又专向了“大串联”，从八班到十三班分批分次乘火车或徒步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到1967年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后，三中学生才回归学习正途。到1968年66届、67届、68届的六个班同时毕业离校，这也就是民间俗称的“老三届”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