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按时间模式编排苏轼作品如何
2019-07-19 13:22阅读：
我的两套苏轼集子，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十四时十六分，三星S7手机拍摄
提出这个问题，缘于我在阅读苏轼诗词和文章中的一点思考。
我倒是早在七十年代末上大学时便喜欢苏轼了，但关于苏轼的基本认知，主要来自作为当时课本的文学史，对其作品的阅读也没超出常见的古典文学选本。因此，在入职场十多年后，当我有心以苏轼来充实或消遣业余生活，对于“研究”二字未敢轻言。要让自己尽快内行，或者显得内行，关注一下学界的研究状况，找些相关文章看看也是一法，但我生怕就像大观园中被宝姐姐调侃的湘云和香菱，知道个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就来冒充诗翁。我的想法是，与其从方家那里学到几句高论来做空谈，不如直接感受原著，更有助于提高见识和增进学力。而我能心存此念，竟也不无伟大领袖的教诲之功，文革中的七十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党，为识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而努力学习马列，就特别强调要读原著。尽管两种原著不是一回事，学习的原理应是一样的。
为能读书，当然先要买书。至今放在案头或枕边的《苏轼文集》和《苏轼诗集》，均购于一九九七年。一部文学史，有人得以孤作传世留名，已可称幸运，这两套均由中华书局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出版的集子，前者六册，2686页，收录苏轼六十种体裁的文章共3055篇；后者八册，2843页，收录苏轼各种格式的诗作2700多首。倒是没买苏轼的词集，因早在一九八八年，就买得唐圭章主编的《
全宋词》，苏词340多首悉数收录。苏轼的这三类作品，在两宋文人中，文或为第一，诗不及陆游多，词则少于辛弃疾，但似都可排到第二。亦即是说，只看数量苏轼也是绝对大家。
诗集和文集初到手，便觉点校署名者孔凡礼，是一个富于传统文化气息的名字，后来又买得此君编撰的上中下三册厚达1440页的《苏轼年谱》，猜是大家无疑。后来查了一下，才知这位先生早年只是北京市的一位中学教师，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古典文学研究，虽是业余身份，实具专家卓识，晚年退休后才全力于宋代文学，在三苏研究方面尤其硕果累累。这位先生的奋发精神，也是我还愿读一点书的动力之一，虽然与他的成就相比，心底只有惭愧。
由于《全宋词》到手最早，颇有些日子没事就翻翻，自然重点是苏词。也就几十页纸的篇幅，不用太费时即可通读，这让我一度以为苏词已很熟悉。但其收录的作品既无题解也无注释，可谓纯然裸体，不是方便学习的版本。另外，全书编排总体按词牌分类，却并未将这原则贯彻到底，比如苏轼的西江月、浣溪沙、减字木兰花等词牌的作品，都未集中放在一起，不知是何考虑。唯觉看懂的是，那首首句“凭高望远”的念奴娇中秋，虽然北京燕山出版社的《宋词鉴赏辞典》也将其列在苏轼名下，我凭直觉猜是伪作，其在这里，并未与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放在一起，而是单独置于接近末尾的地方，我想，这体现出编者的一种审慎态度。
不同于《全宋词》的裸体收录，《苏轼诗集》倒是注解丰富，却不是今日方家的新注，而是从前学人的旧释。缘故是诗集点校者整理苏诗，用清人王文诰编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做的底本，底本里不少笺注都保留下来。能方便学习理解，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稍嫌繁赘一点。另一个与《全宋词》不同的地方，是作品按编年排列收录。排在卷首的古今体诗四十首，按王文诰注：写于仁宗嘉佑四年十月到十二月间，亦即西元1058年，二十四岁时；卷尾除了补遗和与别集互见的疑似之作之外，有时间信息的古今体诗四十八首，写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到七月间，亦即西元1101年，即将辞世之六十六岁时。
较之苏诗和苏词，自忖苏文最陌生，因此文集到手，即发下最狠的愿，要尽快完成通读。据点校说明，文集是以明清两代多次印行的《东坡先生全集》七十五卷本为底本，也是没有注释的裸体收录。编排则是按文章体裁分类，赋列第一，论列第二、然后是作为典籍解读的书义孟子义等，以及策、叙、说、记等，题跋、和杂记放在最后。本意是要从头读起的，但每每打开赋文，没读几行便觉气闷，好不容易勉强读完后，接下来的书义、论、策等也不轻松，远不及排在后面的尺牍、题跋和杂记之类有趣。于是再未按部就班，开卷只凭兴之所至，这么多年过来，七零八碎归拢，恐怕三分之一都没读到。
《苏轼诗集》按时间编年，相信是一种常例，《苏轼文集》按体裁分类，无疑也是一种常例，两种模式应该各有优劣，于读者也各有方便，我本来对此没有太多想法，及至读到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一篇文章：《反映在诗里的歌德一生》，感觉颇受启发。
茨威格在文章中说，过去有的（歌德诗集）全集本，编排的依据主要是歌德本人最后提出的分类方法，大量的诗分门别类，围绕各个概念加以排列，“在那里，诗句围绕思想概念如同花束被捆扎在一起，无比巨大的抒情诗被分为各个心灵和意识的省份。”而茨威格更推崇另一种编排方式：“后者，艺术的归类被破坏了，为了便于一目了然起见，人们追求的不是艺术的有机整体，而是人生的有机整体。歌德的诗首次以按年月顺序的方式出现。其编排唯以成诗的先后，在思想内容上则五彩缤纷，金玉杂糅。艺术品位甚高的花束被重新解开，细心地、一支一支地再植入生长它的土壤和地域，编排的原则不存在于歌德的艺术里，而存在于他的生命历程之中。我们早已习惯于把他的生命历程本身视为一件艺术品。实际上，这个新版本让我们欣赏的，已不再是歌德的诗了，而是诗里反映的歌德的一生。”
关于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以及作品与生活的关系，也是文学理论的一个老话。如果说，两千多年前孟子的“知人论世”，主张结合作家的身世解读作家的作品，说到问题的一方面，这里茨威格指出因读诗人的诗，而认识诗人的一生，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而茨威格推崇的时间版本其实也不新鲜，八册《苏轼诗集》就是这样的编排模式，但何以让我捧读多年，却没有类似茨威格的发现？当然就是庸人较之天才的差距了。
也在这篇文章里，茨威格用他那极富感染力的诗意笔触，描述了歌德作为诗人的成长历程。最初是八岁幼童献给祖父母的即兴诗，字迹与措辞都备受折磨，显得笨拙呆板；然后翻过童年，看他游戏般的尝试日渐灵活，各种小诗从他那轻巧的学生手中灵巧而利索地流出；然后是作为普莱瑟河畔的年轻大学生，羽翼日益丰满，各种时髦小诗，运用着粗鄙的韵律，好像拿着一条皮带抽得啪啪响；然后当诗人来到一个名叫施特拉斯堡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首真正的诗，完美又壮丽的诗，以致惊奇到吓人一跳。“从这一首真正的诗彷佛在他身上启动了抒情诗人的时刻开始，”此后的“整个的一千五百页犹如一条无比巨大的哗哗奔流的溪水”…
从二零一六年春天开始，我为习字，也想借此学习七律诗，找了些苏轼七律来书写，多来自时下的各种选本，也都是广为流传的精品。正是因受茨威格的启发，突然想要知道，苏轼的第一首七律是怎样的水平？很快就在诗集里查到了，便是这首《渝州寄王道矩》：
曾聞五月到渝州，水拍長亭砌下流。惟有夢魂長繚繞，共論唐史更綢繆。舟經故國歲時改，霜落寒江波浪收。歸夢不成冬夜永，厭聞船上報更籌。
這首诗苏轼写于仁宗嘉佑四年，亦即西元1059年，在家服毕母喪，与父亲和弟弟三人由眉山登舟沿江而下的返归汴京途中，时年二十四岁。我们已知苏轼的诗最早就见于二十四岁，其为“少作”无疑了，也不能说很不好，但与此后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相比，差距是明显的，我想这也是迄今未见哪家选本收录的原因吧。
外有泰西方家的强力推崇，内有苏诗编年的现存模式，因此我想，文集可否也借鉴诗集呢？比如今日一篇赋，明日一道奏折，后日一篇游记，以及尺牍题跋之类，都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诚然，诗或因分类简单，无非分五七言，古体近体，编年排列较易，或者只宜编年排列，文则体裁繁多，按编年排列，可能会错杂纷纭到令人眼花缭乱，但却可信也是全新的阅读体验。
索性更进一步，苏诗、苏文和苏词来个三合一，所有苏轼名下的文字，无论巨细，全都纳入统一的时间体系，植入苏轼一生长河的两岸，编成一部体例模式前所未有的大书如何？我们把握作者的艺术创作，只能是读其作品；了解作者的艺术人生，多半还须读其传记，而在这里，如果按时间顺序阅读苏轼气象万千的作品，即可想见和领略其跌宕起伏的一生，苏轼的创作艺术和人生艺术水乳交融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我想再没比这更令人神往的读书境界了！
编辑这样的大书，前提当然是做好资料性的基础工作。苏轼一生的事迹史料记载清楚，没有任何问题，苏轼作品的写作时间也大多确实，虽然个别词作和少数文章还存在歧说，也不是大问题。稍有疑惑的是，有可能会令书太过厚重，茨威格推崇的歌德诗集版本，据他说是可随身携带，方便随时阅读的。但想想有的字典和辞书规模或更厚重，可见这也应该不是问题。而要是将其放到网上，鼠标点击即可轻松翻阅，就像苏轼上网开了博客，所撰文字成了每天的日志，那就不仅不是问题，反而是一种优势了。
编成这样的大书，不用说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但却相信一定可以做到。我对出版界一无所知，如果这样的书还从未出过，真心希望早日出现食蟹者。我固然自知做不了这事，这几年来书写苏轼的诗词，都注明作品的写作时间，包括当时朝代、皇帝年号，纪年和干支、西元纪年，以及苏轼的年龄等，我愿庄重声明，正是为向将来做成这一美事的出版家预致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