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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密码》选载14——律历相配的奥秘

2018-11-05 11:5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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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密码》选载14—— 律历相配的奥秘
中国一向以礼乐之邦著称于世，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传统。在《尚书·舜典》的记载中，舜帝即位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礼乐文化俨然属于皇家独霸的传统。到后来的夏、商、周三代，又创造了辉煌的青铜礼乐文明，皇家的威严权势尽现其中。令我们难以想象的是，古人将音律与历法相提并论，并作为古代帝王们的“通天法宝”，这种传统不仅在先秦的历法应用中长盛不衰，而且还被秦汉以后正统的史书典籍大书特书，甚至在明代的朱载堉皇子、清代的康熙皇帝那里仍旧被津津乐道，其中的奥秘究竟何在？
（一）两种不同的客观对称性
在前述贾湖骨笛的律历对应模拟实验中，日影长度与音律长度都具有一定的客观对称性，两者的对称性在一定条件下趋于一致，由此形成互相对应。同时，两者各自的对称性来源不同，又决定它们不可能绝对无条件的互相对应，这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客观对称性。
从日影长度方面来看，其对称性来源于太阳视运动的对称特征，即日出、日入方位的对称性，以及不同节气日影长度变化的对称性，这种对称性既会随着地理纬度的变化、又会随着时代的更替而发生改变，因此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从音律长度方面来看，其对称性来源于振动体的长度和频率的对称特征（以管弦乐器为例，主要表现为外部长度的对称），在人类的经验中，这种对称
性不会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贾湖人在几百年的天文观测中，通过观察二分二至日出、日入（参见本书第二章）、观测全年的正午日影（参见本书第三章）等方法，必然会发现太阳视运动的对称性。在他们看来，这种对称性和谐、完美，使人容易理解、便于记忆，从而提高了观察、探索的兴趣和认知效果。久而久之就会逐渐影响他们的思想方法，使他们产生天地对称的观念。他们制作了成对的三角形石饰，以此象征“日光三角”和“日影三角”的对称性,他们还利用实用的陶盆来象征天地形状的对称性。
同时，由于他们使用骨笛来测量日影，在几百年的观测实验中，发现了音律和影长在一定条件下形影相随，似乎表现出律历对应的特征，从而使他们产生“音律通天”的观念。他们长期坚持使用象征“神鸟通天”的叉形器作为原始表杆，也长期坚持使用形制大体相同、音律大体相当的骨笛作为原始圭尺，说明他们对这种律历对应特征有所肯定。

从理论上讲，上述两种对称性的区别很明显。而实际上，我们从贾湖骨笛的日影观测模拟实验中看到，两者又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尤其是在三分损益十二律和古琴13徽的弦长分别对应“十二中气”影长的模拟测算中，两者更是形影相随。
下面我们将结合中国古代皇城的选址来进一步探究律历对应相配的奥秘。
（二）律历对应与“地中”的确定
众所周知，地球的赤道位于南、北回归线的中间，如果在赤道地区观察日影，那么不管黄赤交角如何变化，当地的冬至到春秋分与夏至到春秋分的日影长度是绝对对称的。如果观察地点发生了变化，那么即使黄赤交角不变，这种对称性也会发生变化。可见，观察地点是影响太阳视运动对称性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影响律历对应的重要原因。
我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日影观测实验中，发现在北纬34°-35°附近的中原地区，音律与影长的对称性高度相关，于是便把这一地区称为“地中”，是建立王国的风水宝地。
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

文中的1尺5寸是夏至影长，按表高8尺计算，对应的影长、表高比值为0.1875，对应的太阳天顶距大约为10.6°。这就是说，夏至影长1尺5寸，这就是古人确定“地中”的标准。
不仅如此，古人还把与“地中”对应的音律称作“天地之中声”。
唐朝李淳风在《晋书·律历志上》中记载：
“圣人观四时之变，刻玉纪其盈虚……又叶时日于晷度，效地气于灰管。故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飞，灰飞律通，吹而命之，则天地之中声也。”
文中“刻玉纪其盈虚”，是指以玉圭上的刻度观测日影长短；“叶时日于晷度，效地气于灰管”，是指以日影观测和律管候气之法作为判断时节的双重标准；“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飞，灰飞律通，吹而命之，则天地之中声”，这是指春秋分时节日夜均分，圭尺上日影和日光呈现阴阳中和状态，此时与春秋分节气对应的律管就有感应，从而使“灰飞律通”，这样发出的便是“天地之中声”[1]。
上述记载向我们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声”的观念来源于春秋分时节的日影观测和律管候气的双重实验。而“天地之中声”实际上对应着“天地之中分”，后者既可以表示全年中分（上古先民以春分、秋分作为冬、夏两个半年的分界），又可以表示日夜中分（如天文谚语所说：“春分、秋分，日夜平分”）。
这样看来，“天地之中声”是影响律历对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上述“地中”和“中声”实际上并不神秘，它们既是影响律历对应现象的原因，也是验证律历对应相配的标准，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组基本数据：
一是夏至影长和表高的比值，即将夏至影长1.5尺除以表高8尺，得到的比值为0.1875，与此对应的夏至太阳天顶距为10.6°。如果以此为“地中”的标准，并按照黄赤交角的变化范围21.8°-24.4°来计算[2]，那么与“地中”对应的范围大约在北纬32.4°-35°之间。贾湖遗址位于北纬33.6°，正好位于该范围之内。今日河南的大部分地区，也都位于“地中”范围之内。
二是春秋分影长和表高的比值，即以春秋分太阳天顶距32.4°-35°为标准，得出与此对应的春秋分影长和表高的比值在0.6346-0.7002之间。
上述影长、表高的比值和天顶距都与观测地纬度密切相关，而地理纬度正是验证律历对应、确定“中声”和“地中”的地理条件或空间坐标。
既然如此，我们只要模拟推算出我国中原地区的夏至/冬至的影长比值和春秋分/冬至的影长比值，并将结果与贾湖中晚期夏至/冬至影长比值0.1、春秋分/冬至的影长比值0.42（参见表5-10）进行对照，就可以初步圈定律历对应地区的大致地理范围。如果将黄赤交角自23.5-24.25°的数值分成四档，令其与我国北纬32°-35°地区每隔1°的观测地点一一对应，那么就可以看到，律历对应地区随着黄赤交角数值的减少呈现自北向南移动的特征（见表5-15）。
表5-15我国北纬32°-35°地区黄赤交角对应二分二至太阳天顶距和影长比值
黄赤
交角
 观测
地点
 二分二至太阳天顶距θ值
 正切函数tgθ=影长/1=影长
 影长比值
夏至
 春秋分
 冬至
 夏至
 春秋分
 冬至
 夏/冬
 二分/冬
23.5°
公元
1500年
 35°
 11.5°
 35°
 58.5°
 0.2035
 0.7002
 1.6319
 0.125
 0.429
34°
 10.5°
 34°
 57.5°
 0.1853
 0.6745
 1.5697
 0.118
 0.430
33°
 9.5°
 33°
 56.5°
 0.1673
 0.6494
 1.5108
 0.111
 0.430
32°
 8.5°
 32°
 55.5°
 0.1495
 0.6249
 1.4550
 0.103
 0.429
23.75°
公元前
400年
 35°
 11.25°
 35°
 58.75°
 0.1989
 0.7002
 1.6479
 0.121
 0.425
34°
 10.25°
 34°
 57.75°
 0.1808
 0.6745
 1.5849
 0.114
 0.426
33°
 9.25°
 33°
 56.75°
 0.1629
 0.6494
 1.5253
 0.107
 0.426
32°
 8.25°
 32°
 55.75°
 0.1450
 0.6249
 1.4687
 0.099
 0.425
24°
公元前
2700年
 35°
 11°
 35°
 59°
 0.1944
 0.7002
 1.6643
 0.117
 0.421
34°
 10°
 34°
 58°
 0.1763
 0.6745
 1.6003
 0.110
 0.421
33°
 9°
 33°
 57°
 0.1584
 0.6494
 1.5399
 0.103
 0.422
32°
 8°
 32°
 56°
 0.1405
 0.6249
 1.4826
 0.095
 0.421
24.25°
公元前
7000年
 35°
 10.75°
 35°
 59.25°
 0.1899
 0.7002
 1.6808
 0.113
 0.417
34°
 9.75°
 34°
 58.25°
 0.1718
 0.6745
 1.6160
 0.106
 0.417
33°
 8.75°
 33°
 57.25°
 0.1539
 0.6494
 1.5547
 0.099
 0.418
32°
 7.75°
 32°
 56.25°
 0.1361
 0.6249
 1.4966
 0.091
 0.418


由表5-15可见，如果以夏至/冬至的影长比值0.099-0.114、春秋分/冬至的影长比值0.417-0.426作为判断律历对应地区的双重标准，那么对应的纬度范围大约有三处：一是黄赤交角为24.25°时的北纬33-35°地区，二是黄赤交角为24°时的北纬33-34°地区，三是黄赤交角为23.75°时的北纬32-34°地区。
据初步推算，公元前7000年的黄赤交角约为24.25°，公元前2700年的黄赤交角约为24°，到了公元前400年的东周晚期，黄赤交角约为23.75°，在这6千多年里，我国中原一带北纬34°附近的地区基本可以观测到律历对应现象，这就是古人称这一地区为“地中”的真正原因。
（三） 中国古代的皇城选址
古代帝王对皇城的选址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为皇城选址一方面与律历对应密切相关，一方面又与判断“地中”密切相关。据古籍记载，北纬34°-35°一带的中原腹地，正是我国古代非常密集的皇城聚集地。我们从黄帝时期到南宋之前历代皇城的变迁历史中可以发现，皇城迁徙的总体趋势是自北向南，而这一趋势竟然与律历对应地区自北向南移动的特征完全相符。我们可以举例如下。
传说在五帝时代，黄帝曾在今河南新郑地区建都（但黄帝陵却位于陕西黄陵），帝颛顼和帝喾曾在今河南濮阳、安阳地区建都，帝尧曾在今山西临汾地区建都，帝舜曾在今山西永济地区建都。在这6处皇城中，除了新郑、永济，有4处位于北纬35°线以北（黄帝陵也在北纬35°以北）。
到了夏、商、周三代，尽管帝王的都城经常迁徙，但是这些皇城大多建于北纬35°一线，如夏代古都阳城、商代的殷墟、周代的丰京、镐京、雒邑等。鉴于夏、商、周三代的皇城大多位于北纬35°一线，李零先生曾经将这一地区称为“三代王都线”。[3]
《伏羲密码》选载14——律历相配的奥秘
到了东周晚期之后，黄赤交角降到23.75°以下，此后在北纬35°以北地区，律历对应的现象基本消失，只有在北纬32-34°附近尚可进行律历对应实验。与此相对应，在秦、汉、两晋、南北朝、唐、北宋时期的皇城选址中，古人大多选择北纬32°-35°之间的地区建立皇城，如西安、洛阳、开封、南京等。
到了公元十二世纪的南宋时期，黄赤交角已降到23.55°以下，此时即便在北纬32°的南京观测日影，也无法得到律历对应的神奇结果了。自此以后，元、明、清三代的帝王们便不再依赖所谓“地中”作为建立皇城的首要条件了。
由于古人对实现律历对应的条件不一定完全掌握，故个别皇城的选择并不符合“地中”和“中声”的双重标准。例如殷墟地处北纬36°（今河南安阳）,这里的律历对应条件并不充分，如果在此测影、候气，就不容易达到“音律通天”的效果。《续汉书·律历志上》说“效则和，否则占”，音律不能对应影长，如果还是按照音律来判断农时，就会出现历法混乱。一旦农时（阴）失去天时（阳）的根基，就会阴阳失和，往往需要利用占卜来预测。
由此看来，“地中”和“中声”的双重标准就是律历相配的奥秘所在，其中包含的时空条件的变迁过程，正是影响律历相配传统从兴盛走向衰落的必然原因，这种变迁过程甚至能够在我国古代史书《律历志》篇章的编撰中反映出来。
举几个例子：《史记》虽然将《律书》、《历书》分为两篇，但是其中律历相配的观念十分明显。如司马迁在《律书》中说：“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风之气，天所以成熟万物也”，并将冬至所在的黄钟配十一月，大吕配十二月，依次将十二律与十二月一一相配。但是“十二律配十二月”之说并不是司马迁首创，不仅在《吕氏春秋》中有记载，而且在更早的《管子》中，也有关于五音与时节相配的记载。因此司马迁又说：“钟律调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
《汉书》中首次出现了《律历志》篇名，后来的《续汉书》（司马彪著），《晋书》、《魏书》、《隋书》、《宋史》中都有《律历志》篇名，并记载了律历相配的理论或实现律历对应的候气方法，这说明，自汉代到宋代的1000多年中，在当时 “地中”的部分地区，仍然可以观察到律历对应的现象。虽然如此，但是自从唐代开始，律历相配的篇章已经开始遭到部分史书的排斥：在新旧《唐书》和《旧五代史》中，都没有安排“律志”篇，有关律学的内容放在“礼乐志、乐志、音乐志”中。此后，宋代史书中又重新出现了律历志篇章，这也是中国古代的律历相配原则在皇家史书记载中最后的回光返照。《宋史·律历志》虽然高度评价了律历候气方法对古代帝王统治天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简要记述了律历相配传统自周朝以后逐渐走向衰落的真实历史过程，但是其中的重点在历法方面，而不在律历对应相配方面[4]。
宋代以后，在《辽史》、《金史》、以及元、明、清三代的史书中，已经没有了“律历志”篇章，而是将律学的内容放在“音乐志”中。这表明此时所谓的“地中”附近，已经逐渐失去了律历对应的时空条件，史官编撰《律历志》的篇章也就失去了客观依据，致使律历相配的内容逐渐演变成神秘的附会，最终不得不彻底退出皇家史书记载的舞台。
由此我们也完全可以推测，“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的名称是如何起源的。它的本意是指一个处于“地中”的“天地之所合”的城邑。居住在这个城邑的首领，能够通过测量日影掌握“沟通天地”的秘密。依照这种“通天”的律历对应实验方法，还能创制出神秘崇高的“中声”来，发展出中国皇家的礼乐文化。掌管这些“通天”绝技的首领，自然会受到依赖“通天”知识求生存、求发展的部落的崇拜。数千年之后，此类城邑的首领便渐渐成为更广大地域其他城邦的最高统治者，他所居住的京师便被命名为“中国” 。
目前最早出现“中国”两个字的，是一件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发现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青铜尊内底铸有铭文，其中有：“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铭文纪录了周武王攻克商朝后，告祭上天：我要宅居中国，亲自统治人民。这里的中国意指“地中之国”，即天下中心。后来武王的儿子成王遵循先王遗训，在“地中”建都雒邑（即今日洛阳）。
古人选择可以通天的“地中”来建立王都，最终发展成了后来的大“中国”概念，这就是“中国”名称的起源。出于同样的理由，既然“王道通天”，那么“天子”称呼和“天子至高无上”等观念的产生，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
总之，自公元前7000到公元1000年间，在长达8000年的历史岁月中，我国中原腹地34-35°的地区确实存在音律与影长对应的天文、地理条件。在此基础上，上古圣明帝王发明了律历对应实验的方法，试图以此来探究天地相通的机密，作为“王道通天”的法宝。他们自认为掌握了“音律通天”的奥秘，并创建了以“地中”为标志的帝王之都，作为统治天下的中心。他们将上述方法秘藏于王宫，秘传于皇室内部，以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
由此来看，我国史籍中有关律历相配的记载并非无源之水，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8600多年的贾湖文化早期。而古籍记载的“琴之为器，创自伏羲，成于黄帝”，也早已提示了我国上古时期存在着律历相配传统，这一传统造就了最富有本土特色的中华礼乐文化的萌芽和发展，也造就中华文明的伟大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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