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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钢铁现代化之鼻祖

2022-04-12 09:2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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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钢铁现代化之鼻祖
新中国钢铁现代化之鼻祖
——董少东《宝山锻钢》





大国崛起，莫不以工业的强大为基础。钢铁产量，曾经是新中国奋起直追发达国家的标杆。这条路上，几多坎坷波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引领中国走向强盛。1978年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宝钢在上海长江口畔打下了第一根钢桩。这个当时中
国投资最多、规模最大并且全套引进国外设备的头号工程，承载了几代中国人工业强国的梦想。
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征程，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宝钢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钢铁集团，跻身世界500强，位居世界钢铁巨头之列。发展的历程印证了邓小平30年前的断语：“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来自日本的震撼

1977年10月22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来到了中南海。他刚刚率领中国冶金考察团访问日本归来，要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访日见闻和感受。几句开场白之后，叶志强并没有作报告，而是请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中央领导观看了介绍日本第一大钢铁企业新日铁的影片。
银幕上的画面，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烟囱里没有浓烟滚滚，厂房里宽敞明亮，工作现场一尘不染，比中国的医院还要洁净；看不到成群结队的浑身油泥、大汗淋漓的工人，厂区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少数几个人坐在计算机屏幕前指挥着生产；炼铁的高炉比中国的大十倍，炼钢的转炉比中国的大十倍，全连轧轧机每秒出产70米，是中国的几十倍……
电影放完，在座诸人相顾无言。
“是真的吗？”有人提问。虽然深知当时中国钢铁业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水平，但日本钢铁业的先进程度还是超出了想象。
“是真的，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叶志强回答。他又补充了让他“伤自尊”的两个经历。
一次，日本人请客，服务员送上来易拉罐啤酒。中国考察团的团员们没见过，不知如何开启。日本人用手指一拉就开了，并且告诉他们，这样的易拉罐是用钢做的。中国的冶金专家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的铁罐头要用起子才能开，鬼才知道日本人竟能把钢铁轧制得像纸一样薄。”叶志强说。
在日本的行程中，考察团乘坐的是大使馆提供的国产轿车，但根本追不上日本车。驾驶员拼命加速，结果汽车不堪重负抛了锚。插着国旗的中国轿车只能被日本车拖走。
汽车是工业发展水平集大成者，联系到钢铁上，叶志强说：“大使馆用的车是我们最好的轿车了，面板用的是热轧钢板，既厚又重还要生锈，而日本用的是冷轧钢板，酸洗、镀锌、电烤漆，轻盈、漂亮……”
随后，叶志强把他的考察报告拿了出来。
日本1960年生产2200万吨钢，1973年钢产量达到1.19亿吨，13年翻了两番半；而在同一时期，中国1960年生产钢1866万吨，同日本的2200万吨差距不大。但是到1973年，中国钢产量还只有2522万吨，接近同年日本钢产量的五分之一，13年只增加了35%，即656万吨，日本则翻了两番半。
日本钢铁业领先了中国15年至20年。
叶志强在报告中提出：“引进一些必要的新技术和新设备，把中国钢铁工业搞上去。”而在当时，恰好有个机会。1973年爆发了世界石油危机，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日本大钢铁厂均不能满负荷生产。日本钢铁界急于寻找出路，输出技术、设备的愿望非常强烈。
中国冶金考察团访日期间，日本钢铁界已经嗅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
那部震撼中央领导的电影胶片是日本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的杰作。这位缔造了日本钢铁业传奇的“钢铁帝王”（日本民间对稻山嘉宽的称谓），也是一位机敏的商人。他抓住了中国向日本派出第一个冶金代表团的机会，将精心制作的这卷电影拷贝，通过叶志强递交中国政府，试探中国的反应。
精明的稻山嘉宽也没有想到，人生中最大的一笔生意会那么快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钢铁梦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的钢产量仅有15.8万吨。平均下来，还不够给每个中国家庭打一把菜刀。
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钢铁工业才真正受到重视。“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个观点。
1949年12月，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新中国第一个讨论工业的会议，就是重工业部召开的钢铁会议。
新中国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在全国迅速形成了“三皇五帝十八罗汉”的钢铁工业布局。“三皇”指鞍钢、武钢、包钢；“五帝”指首钢、酒钢、太钢、本钢、唐钢；“十八罗汉”指以邯钢、杭钢等为代表的18家省属地方钢铁企业。从这些熟悉的钢铁企业名称可以看出，除了现在的龙头宝钢，中国钢铁工业的家底在那时就已初步构成。
那是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岁月。到1957年，全国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49年增长了30多倍。


大茶壶和小酒盅

刘学新正在上海为之奔忙的那座炼铁厂规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三易其稿，每一次都是翻着跟头地往上扩大规模。到接到叶志强电话时，这个规划已经远远超出了冶金部原有的设想。
1977年，冶金部提出了“建设十大钢铁基地”的目标。这其中并没有上海的影子。
在冶金部的档案中，1977年底上报中央的抢建和筹建的钢铁厂有3个，一个在冀东，第二个是攀枝花第二基地，第三则是在山西省。在上海，只提到筹建一个炼铁厂。这还是上海方面几经呼吁的结果。炼铁厂的使命，是为上海各钢厂提供铁水。
陈大同是当时上海冶金局负责人。他说，那时中国钢铁最不平衡的地区就是上海、天津和唐山。三地都是老炼钢基地，解放前冶炼规模小，没有炼铁的高炉。解放后要实现工业化，钢铁紧俏了，这才发现“有锅无米”。
那时候有句戏言，说中国工业之所以不能上天堂，就是解决不了“上、天、唐”问题。后来唐山、天津都依托河北的铁矿解决了难题，但上海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上海的生铁，除了江苏省的梅山基地外，主要靠武钢、本钢、马钢等企业千里调拨，每年生铁缺口300万吨。
当时分管经济工作的上海市委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副书记）林乎加找冶金部部长唐克做工作，要来了一个炼铁厂的规划。
这个规划是在上钢一厂建两座1200立方米的高炉，规模并不算大，勉强能到年产百万吨规模。虽然不能满足上海的全部所需，但至少能解燃眉之急，上海冶金部门为此还专 门开过一次庆祝会。
孰料这个规划在选址时有个巨大的疏忽，高炉会严重影响空军的飞行，最终1200立方米的高炉胎死腹中。
几个月后，冶金部重新制定了规划。这一次是下决心要彻底解决上海的缺铁问题，要建就建最大的，重新选址，上两座2500立方米的大高炉！
规划送到副部长叶志强手里时，他刚刚率团从日本考察回来。叶志强当即召集陪同考察的专家们对方案进行讨论。
“2500立方米算不上‘大’了，日本高炉的容积都到5000立方米了。”刚刚开了眼界的专家们一致呼吁：“要追上世界水平，最少也得搞3000立方米或4000立方米的高炉！”
恰在此时，稻山嘉宽访问了中国。稻山嘉宽是中日友好人士，同时更是商人，在商言商，他是为了卖技术和设备。据后来公布的当时日本国内的估算结果，如果日本帮助中国建设像宝钢一样的钢铁联合企业，那么日本的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和有关配套的行业都会带动起来，将可能使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
而中国买家的热切还要远远超过日本人的预期。
尽管生意降临之快出乎意料，日本人还是展现了他们的高效率。稻山嘉宽回国后仅仅10天，新日铁常务董事大柿谅又来到了北京。
大柿谅已经做足了中国钢铁的功课。此行他有两个任务，一是要说服中国领导人建设一个全新的大型钢铁厂，而不是在既有设备上改造。这既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向中国出售技术和设备，也确实是日本钢铁迅速发展的一个经验。
当时日本的大型钢铁企业，基本都是上世纪60年代后新建的，起点就是大量引进美国的技术设备。八幡钢铁厂是日本钢铁的大本营，为了更新技术设备，新日铁填海造地，硬是把老厂淘汰，建起了一个全新的大厂。
另一个任务是说服中国放弃在上海单纯建一个炼铁基地的设想，促成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他有一个比喻：用4000立方米特大高炉的铁水去支援上钢一、五厂的小转炉，犹如大茶壶往小酒盅里倒水，大大浪费。
宝钢工程设计总工程师黄锦发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同大柿谅的谈判。他说，其实这一点中国专家在规划上海炼铁厂时就早有认识，那个比喻的原创者是当时参与规划的国家建委的一位领导。
日方的观点和中方的心理预期是一致的。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大柿谅带来的年产60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设想得到了中国的认可。


—— 2009年第20期《新华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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