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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
2、用以指知识。周恩来《接见美国青年代表团的谈话记录》:'你们会从直接的接触中，用你们自己的智慧和良知来加以判断。'
3、好友;知己。谢灵运在他的《游南亭》说：“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唐罗隐《秋日寄狄补阙》诗:'不为良知在，驱车已出关。'
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天生的，是对自己和外界的良好判断能力，良知即至善，即天理。
我简要回顾一下儒家良知论。'良知'最早由孟子提出来，而且只有一句话:'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以后，儒家思想虽然有很大发展，但没有人专门讲良知，直至明代，才有阳明子重提良知。(王守仁因他曾在阳明洞修道，故自号阳明子，人称阳明先生。)这是由于自明代中叶以来，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当然也有人说中国的近代化应追溯至南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思想，是与时代潮流相吻合的。阳明心学的兴盛，被满清入关所打断，政治高度专制，回到了中国的中世纪，阳明学因此衰落。再次的兴盛，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再次启动。阳明子的学术思想虽然有变化，但比较一贯的主要讲是良知。他文治武功，戎马倥偬之际，随时不忘讲学，也就是讲良知。有一个乡绅请他讲学，问他:'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他用原话回答:'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他认为那个时代所缺乏的就是良知。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提良知?余平教授有一句名言:'如果哲学没有意义，十年前我就卖烟去了。'(笑)哲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是极为重要的。今天的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和问题，当今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想把它们归结为两点，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两种最重要的感觉:羞耻感和敬畏感。
我的一个朋友张钊，在网上发过一个帖子《重读〈狂人日记〉》，大意是说: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狂人看书，足足看了一宿，才从字里行间看出了'吃人'两个字来。这就是说，那个时代，虽然不乏'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但毕竟还是在暗中，拿不到桌面上来的;可是今天呢?过去羞于说出口的事情，已经大言不惭地说了，大张旗鼓地做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鲁迅先生的年代，吃人是暗中的，却是赤裸裸地吃人!这是个突出的现象。
以前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过去也有什么都不怕的人，但是他们怕天，怕天打五雷轰。今天的人们却完全失去了敬畏感。可以肆无忌惮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现象，一是封建迷信的死灰复燃，一是宗教信仰在某些层面有复兴的倾向。这说明了敬畏感是人的一种终极需要。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丧失敬畏感呢?有一种观点，从百姓到学者都有，认为中国的问题出在没有上帝。几年前，我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在火车上看到偏远的山区都有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堂。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需要请一个西方的上帝来，才能解决问题?我不这样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轴心期大转型之后的走向是不同的。西方轴心期之后的上帝，类似于中国前轴心期的殷商时期的神;而轴心期以后，中国的主流意识是走向世俗化、甚至无神论的。没有宗教的神学的信仰，是否就不能找到敬畏感呢?我认为能，就是良知问题。
面对当今世界的严重的精神危机，就全世界的思潮大势来看，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
(1)沿着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向走下去。按二十世纪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思路，似乎可以作出一个判断:今天的精神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对传统还没有解构到位，应该更加彻底地解构。是这样的吗?在我看来，危机的发生恰恰是因为我们的一些核心的价值被解构了，被颠覆了，而走向了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例如，如何确定行为正当与否，其标准是在当下经验的个体好恶的判断，个体根据自己的好恶给自己定标准，这样就会导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这样继续解构下去，就会走向伦理上的相对主义。所以，我在许多场合都提出自己的主张:重建第一实体!重建绝对!
(2)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重建传统。我可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只能失落我们曾经拥有的东西。我们'失落'了羞耻感和敬畏感，就意味着那是在传统中曾经本来有过的东西。当然，我们应该'重建'传统，而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我不主张所谓'回归传统'。传统至少在两种意义上是不可'回归'的: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如果说有一个摆在那里的传统，我们去回归它，那么，它恰恰是应该被悬搁起来的超越物，所以这样的回归是不应该的;在解释学的意义上，按其本来面目确切地回归传统，其实是不可能的。首先是不应该，再者也不可能。必须重建。
2、用以指知识。周恩来《接见美国青年代表团的谈话记录》:'你们会从直接的接触中，用你们自己的智慧和良知来加以判断。'
3、好友;知己。谢灵运在他的《游南亭》说：“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唐罗隐《秋日寄狄补阙》诗:'不为良知在，驱车已出关。'
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天生的，是对自己和外界的良好判断能力，良知即至善，即天理。
我简要回顾一下儒家良知论。'良知'最早由孟子提出来，而且只有一句话:'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以后，儒家思想虽然有很大发展，但没有人专门讲良知，直至明代，才有阳明子重提良知。(王守仁因他曾在阳明洞修道，故自号阳明子，人称阳明先生。)这是由于自明代中叶以来，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当然也有人说中国的近代化应追溯至南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思想，是与时代潮流相吻合的。阳明心学的兴盛，被满清入关所打断，政治高度专制，回到了中国的中世纪，阳明学因此衰落。再次的兴盛，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再次启动。阳明子的学术思想虽然有变化，但比较一贯的主要讲是良知。他文治武功，戎马倥偬之际，随时不忘讲学，也就是讲良知。有一个乡绅请他讲学，问他:'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他用原话回答:'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他认为那个时代所缺乏的就是良知。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提良知?余平教授有一句名言:'如果哲学没有意义，十年前我就卖烟去了。'(笑)哲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是极为重要的。今天的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和问题，当今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想把它们归结为两点，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两种最重要的感觉:羞耻感和敬畏感。
我的一个朋友张钊，在网上发过一个帖子《重读〈狂人日记〉》，大意是说: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狂人看书，足足看了一宿，才从字里行间看出了'吃人'两个字来。这就是说，那个时代，虽然不乏'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但毕竟还是在暗中，拿不到桌面上来的;可是今天呢?过去羞于说出口的事情，已经大言不惭地说了，大张旗鼓地做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鲁迅先生的年代，吃人是暗中的，却是赤裸裸地吃人!这是个突出的现象。
以前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过去也有什么都不怕的人，但是他们怕天，怕天打五雷轰。今天的人们却完全失去了敬畏感。可以肆无忌惮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现象，一是封建迷信的死灰复燃，一是宗教信仰在某些层面有复兴的倾向。这说明了敬畏感是人的一种终极需要。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丧失敬畏感呢?有一种观点，从百姓到学者都有，认为中国的问题出在没有上帝。几年前，我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在火车上看到偏远的山区都有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堂。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需要请一个西方的上帝来，才能解决问题?我不这样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轴心期大转型之后的走向是不同的。西方轴心期之后的上帝，类似于中国前轴心期的殷商时期的神;而轴心期以后，中国的主流意识是走向世俗化、甚至无神论的。没有宗教的神学的信仰，是否就不能找到敬畏感呢?我认为能，就是良知问题。
面对当今世界的严重的精神危机，就全世界的思潮大势来看，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
(1)沿着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向走下去。按二十世纪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思路，似乎可以作出一个判断:今天的精神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对传统还没有解构到位，应该更加彻底地解构。是这样的吗?在我看来，危机的发生恰恰是因为我们的一些核心的价值被解构了，被颠覆了，而走向了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例如，如何确定行为正当与否，其标准是在当下经验的个体好恶的判断，个体根据自己的好恶给自己定标准，这样就会导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这样继续解构下去，就会走向伦理上的相对主义。所以，我在许多场合都提出自己的主张:重建第一实体!重建绝对!
(2)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重建传统。我可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只能失落我们曾经拥有的东西。我们'失落'了羞耻感和敬畏感，就意味着那是在传统中曾经本来有过的东西。当然，我们应该'重建'传统，而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我不主张所谓'回归传统'。传统至少在两种意义上是不可'回归'的: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如果说有一个摆在那里的传统，我们去回归它，那么，它恰恰是应该被悬搁起来的超越物，所以这样的回归是不应该的;在解释学的意义上，按其本来面目确切地回归传统，其实是不可能的。首先是不应该，再者也不可能。必须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