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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圣张旭，字伯高，号季明，吴（今江苏苏州）人。《新唐书》有传。《严仁墓志》书于天宝元年，正是张旭活动时期，张旭曾到过洛阳，颜真卿就曾特意从长安赶到洛阳向张旭求教书法笔意。严仁是馀杭人，而馀杭、吴郡两地邻近，一定意义上讲严仁与张万顷，张旭是同乡；严仁又卒于洛阳，因此，请张旭这样一位名书家书写墓志，既合情理又有客观上的便利条件。
唐代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名家辈出，张旭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把当时流行的“今草”书发展成为笔法放纵、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的“狂草”书体，成为草书巨匠。盛唐时期的著名书法家颜真卿、邬丹等都直接得到过张旭的指导。其书法两《唐书》里都作了高度评价，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都有诗赞誉。今传张旭的草书作品有辽宁省博物馆藏《古诗四贴》、陕西省博物馆藏《肚痛贴》、西安碑林藏《断千安文》石刻。
《严仁墓志》，天宝元年（742），1992年河南洛阳出土。
《严仁墓志》的志石上原题“唐故绛州龙门县尉 严府君墓志铭并序”，石上有方形界格，文字21行，满行21字，共计430字。志铭后部署“前邓川内乡县令吴郡张万顷撰 吴郡张旭书”。《严仁墓志》石上虽然刻有界格，但格子中写的字大小有着差异，书丹只是基本上守着界格，运笔雄健，可以看出书写时每一点划的行笔感觉。字的点划，有的饱满，有的却瘦硬，并不一律，字形结构的变化出入明显，甚至有的字形出现了不稳定感。但志石上全篇文字的精气神是一致的，通篇浑然一体，整体看上去有着一种痛快淋漓的行笔气势。
再次，墓志作伪多见于后人，其唯一的目的就是牟利。而当时，墓石是随着志主的棺椁埋于地下，是为记载墓主生平交游仕宦等事迹，不存在以墓志牟利的问题，亦不可能存在以牟利为目的的墓志作伪的情况。从发掘报告来看，此次发掘是文物工作者严格按照科学程序进行的，经测定，石质亦为唐代，可知此志石于唐时已埋于地下，断无后代作伪的可能。
由此，此志由张旭所书当无疑问。' {' w! ?9 c* }/ b) E
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严仁墓志》的书写风格与其书写时间相差不到一年的《郎官石柱记》风格有异，这也是一些学者以为此志为伪品的重要根据。而且一些文章指出，该志的一些字错讹明显，且变形比较严重，当不是张旭所书。
对于《郎官石拄记》，历代书家多有评论：
“旭以草书知名，而《郎官石柱记》真楷可爱。” [5]
“长史《郎官厅壁记》，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 [6]/ l. h' b. `; f! }; j5 h
“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7]
“旭善草书，而楷法精绝，其小楷《乐毅论》不可得见，而《郎官石记序》尚有传本，清劲宽闲，唐代楷书中风格如此者，实不多见。” [9]
从《严仁墓志》的志文知道，其书丹时间是天宝元年（742）。《严仁墓志》中的字，有一部分与《郎官石柱记》类似，形神具备，俨然有晋人流风，而另外一些字与《郎官石柱记》确存在很大差异，不但字形，气格和风神也相去甚远，个别字有北魏碑刻的气息。从整体上看，《郎官石柱记》劲力内涵，正如苏轼所言，俨然晋人楷书风气。而《严仁墓志》中较多的字线条尖细，外露锋芒，气息上与《郎官石柱记》相异。
另外，古代书家不同时期书写的作品风格不同，不只张旭，其他书家也有这种情况。以颜真卿为例，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碑公认是颜真卿早期的代表性作品，此碑书写于天宝十一年（752），而1997年出土的《郭虚己墓志》则是颜真卿书写于天宝十九年（750）的作品，二者时间相差仅两年，但风格亦相异。另外褚随良于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书写的《伊阙佛龛碑》与贞观十六年（642）五月所书写的《孟法师碑》，时间相隔半年，但风格也不尽相同。由此可知，书家不同时间所书写的作品风格不同是很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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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到《严仁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