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贵阳晚报》读书版编辑问
2015-06-07 15:05阅读：
问：《行走战地》记录了在耶路撒冷、巴格达采访的经历，请问您还记得在两地工作的具体时期吗？
答：我是2002年年初到2004年年初在耶路撒冷，2004年年初到年底在巴格达，连续三年在当时全世界最危乱的两个地区做记者。记得当时，我是带着很多疑惑去的，最后带着更多的疑惑回来。时隔多年，这两个地方冲突依旧，当时的疑惑时常仍然浮现在心头。这也是为什么时隔这么多年，我还决定将当时零零碎碎的记忆整理出来，把这两个战地的一些细节、故事和观察集中起来展示给今天的读者的原因。当时的采访笔记，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也仍然更是现实的一部分。
问：能说说当时您去战地采访的契机吗？
答：我大学并非读新闻专业，但是在做毕业论文时研究过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参考了一些记者的报道，对这个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研究生毕业时放弃了去国家部委的工作机会，来到新华社。从入职第一天，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到新闻第一线，到距离现场最近的地方。在去战地前也去过一些很独特的地方，比如北极和零下二十度的地震灾区。
新华社我所在的部门，年轻人入职几年后都会被鼓励到国外比较艰苦的国家驻外锻炼，当时人事部门分配我去的国家是南非或耶路撒冷，我选择了耶路撒冷。当时是巴勒斯坦第二次因提法达（阿拉伯语“起义”的意思）最猛烈的时候，自杀性爆炸隔三差五就会发生，也是以巴冲突多年来最血腥的时期。但是现在回头来看，这也是我记者生涯中职业素养成长最快的时期。
在耶路撒冷驻外一年多以后，巴格达战争爆发，我给领导写信要求去更前线的巴格达，但是当时国内要求包括外交官和记者在内的所有人员撤退回国，新华社在巴格达只留下了几个当地报道员，我的请
求未获批准。2013年年底，美军抓获萨达姆后，国内忽然给还在耶路撒冷的我打电话，询问我是否还愿意去巴格达履职。我当然愿意。这样，2014年1月1日，我独自踏上了从陆路去往巴格达的征途。
问：在战地采访，拿起相机和放下相机时，您的心态是否有很大的不同？
做记者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当爆炸和袭击发生时，别的人都是往后跑，而记者要往前冲。这时候，一个好的记者，会进入一种叫做“职业兴奋”的状态。这种“职业兴奋”不是幸灾乐祸，不是冷酷无情，而是一种为了工作而忘记恐惧、顾虑和所有杂念的临阵心态。
作为一场冲突的独立见证者，记者的职责是客观记录。世界需要通过记者而不是双方的宣传了解到有关冲突最客观的情况。所以，在战地，记者的职业伦理要求记者必须克制自己的情感，观察和记录更多的细节，用事实和更多事实构建出尽可能符合实际的事实多面体。所以，“拿起相机”的时候，一个记者只是一个职业的记录者；而“放下相机”的时候，一个记者才会回复到一个完整的“人”，有情感有后怕，也有属于自己的个人爱憎。
答：战地采访无疑是危险的，但战地记者似乎都不愿意被人称赞勇敢，这是为什么？
这就好比你不能用“态度和蔼”赞扬一个医生、不能用“普通话很好”表扬一个教授一样。行走战地对于记者来说，是一个专业性很强、对职业素养和职业追求有很高要求的工作。仅仅依靠勇敢是不够的。对我来说，我宁愿读者关注我的作品，而不在意对我个人任何的评价。因为说到底，个人的一切，在“行走”战地归来之后，都是这个职业和你的经历赋予你的。所有的褒扬，实际上是对某种职业的敬意和对某个群体的爱护。
问：您在前言中写到“没有声张过的细节”，称这是“一种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一种新闻的理想主义，是一个合格战地记者应有的升华”，似乎比较抽象，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答：这是有感而发，是对目下职业情怀中理想主义缺失、新闻行业职业倦怠日益普遍的一个警醒。媒体可以改变，传统可能过时，但是记者不会消失，新闻永远都在。在面对新技术新的传播环境的挑战时，能够拯救这个行业的只有记者自己。通过《行走战地》这篇前言，我想说的是，战地是一个考验人性的地方，也是一个净化灵魂的场所。同样是走过战地，每个人得到的东西也许都不一样。通过分享我个人的这一心路历程，我希望更多的人都能有机会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样平时容易被忽略的话题，并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给出越来越好的答案。
问：没有亲历过战争的的人，也许会觉得冲突、暴力离自己非常遥远，一个普通人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看客”的角色？
答：人类社会很有意思，喜欢重复自己的悲剧。有人做过统计，自从1840年以来，和平安顺地度过60年的中国人，一代也没有。爆炸和枪击形式的战争也许非常遥远，但就如我在《行走战地》这本书的前言和后记中所说，战争的逻辑和思维却无时无处不在我们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徘徊。从这个角度上说，没有什么战争是“别人的战争”。一场战争的看客，也许正是另外一场浩劫的牺牲品。所以，战争这种极端的暴力，事关我们每个人的福祉，是每个人的事情。对战争的漠然，应该成为所有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问：相信如今还是有许多年轻的新闻人愿意前往战地，您觉得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答：做战地记者意味着要按照新闻规律和传播规律进行专业的报道，而不是以战地为背景炫耀自己的“勇敢”和“传奇”。所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地记者，一要有足够的职业水准，二要有良好的职业心态。
问：现在在网络上搜索您的名字，一半是关于战地的新闻，一半则是关于西藏、关于仓央嘉措。您也写，因为亲历了战争而开始追求内心的和平，您是何时开始转变为一个文化学者的？在对西藏文化的研究中，是否已找到您追求的答案？
答：谢谢你注意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战地报道和所有报道一样，如果能够脱离眼球甚至感情的层面，深入到人性的复杂和灵魂的深处，那会是更有价值的报道。但是以新闻的形式探究人性和灵魂的问题是会受到很多局限的，所以我自然而然地会有一个从记录到研究、从追问到探求的转型。西藏也好，仓央嘉措乃至别的什么也好，都只是一个契机，或者说一个新的起点。新闻的价值在于更好地传播，而传播的价值不在于信息的抵达，而在于人心的改变。一个记者需要用事实来寻求这种改变，而一个作者则试图通过逻辑寻求改变。在目前的中国，我认为我更适合也更能胜任的是一个“作者”的角色，当然记者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也会在这两者中寻求到某种平衡。
至于答案，请允许我引用《道德经》的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就是说，所有宣称找到答案、给予很多人性终极问题找到答案的“答案”，都不是真正的答案。真正的答案也许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但我们永远不能放弃寻找。
问：如今不少人纷纷开始对佛学或是国学表示出兴趣，而不少名人也在接触、学习佛学，您如何看这股风潮？
答：很高兴你使用了“佛学”而不是“佛教”。佛学是佛陀所教导的道理，佛教是人所制造的教条。对佛学感兴趣怎么说都比不感兴趣好，而对佛教感兴趣也许是好事，也许并不是一个好事，因为我对“人”制造的东西总是忍不住怀有心有余悸的怀疑。
问：最后，请问一个题外话，“我闻斋”是您书斋之名吗？有什么含义呢？
答：是的，我在“后记”中使用这个书斋名称，有时候也简称“闻斋”。汉字很有意思，同样的字词，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阅历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读者诸君不妨各自体会，这样会不会更有趣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