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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日本画中的中国画基因——几幅日本画

2011-01-04 10:35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026652195

日本人非常迷恋中国古代艺术品，千百年来，中国艺术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近年来，日本成了中国文物艺术品的重要货源地，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文物艺术品“回流”。

日本，原叫倭国或倭奴国。《隋书》云：“倭国在百济、新罗（朝鲜半岛西南部和东南部）东南。水陆三千里，于大海之中，依山岛而居。”唐高宗时，倭国国人因习知汉字，恶闻倭名，始以日出为义，改为日本。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历史上经济和文化交流颇多。从这几幅画可以看出，中日绘画交流的深厚。

一、丹羽正夫:老须静处立轴（33CM*138CM）

落款：楚石老生。第一印：“丹羽正夫”。第二印：“楚石”。引章：“天不言”。左下角似有收藏印一方：“刀圭××”。初断作于解放后七八十年代。
2011年：日本画中的中国画基因——几幅日本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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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日本画中的中国画基因——几幅日本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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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木下逸云:秋景立轴（32.5CM*126CM）。款：“逸云”，印：“相宰”，作于辛酉年（1861年）。

木下逸云（1800～1866），日本江户时代后期长崎的南画家，幼名弥四郎，后通称志贺之介，名相宰,号逸云、螺山人、物物子，斋号养竹山人、荷香深处。与铁翁祖门、三浦梧门，并称长崎南画三大家。初师石崎融思，后师清乾隆临安（浙江省）人江稼圃，并临摹中日名家画作，日益精进。庆応2年(1866)8月,江户归途遇台风罹难。现长崎市立博物馆珍藏其多幅作品。李可染在为《富冈铁斋画集》撰写的序言（《美术》1986年第九期）中说长崎是“紧密联系着中日两国经济、文化的地区”。

好画粗头乱服，“近看乱如麻，远看一朵花”。此画近看点线如麻，远看山石结构分明清晰，山石树人笔粗而神不粗，笔简而意不简，虽品相略欠佳，但经150多年亦属难得，值得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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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木下逸云的一幅对联（图片来自网络）：“传杯月在花，依枕风敲竹”。

2011年：日本画中的中国画基因——几幅日本画
三、竹内利子:清溪远屋立轴（33.5CM*130CM）。

清溪远屋不濯足，好景隔江如唤人。
竹内利子：日本遥玄水墨画协会理事，日本美术年鉴2006年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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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日本画中的中国画基因（《扬州日报》2011年1月6日，吴娟）

日本画中的中国画基因

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具有的“同文同种”特征，一方面，反映了中日两国传统文化具有的亲密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已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中国唐代佛画对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绘画的影响
以存世的日本奈良时代的作品《圣德太子像》为例，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到中国唐代绘画对日本绘画具有的极其鲜明的影响。在此图中，圣德太子被描绘得大而居中尤显突出，两边的侍从则被描绘得小而居侧，这样的构图及表现很显然是受到当时中国绘画中严明的君臣等级秩序创作观念的影响，在唐代的任何一位人物画家的作品里都可以看见这种位置经营观。在日本奈良时期的《鸟毛立女像》、《吉祥天像》等画作中，丰满美人形象则处处透出唐代仕女画家张萱、周坊的仕女影迹。
及至到了平安时代，日本佛教史上具举足轻重影响的高僧空海、最澄两位大师在从唐代引入佛教天台宗与真言宗时，作为传教法器的佛画像也被他们带入了日本。被空海携入日本的是唐代人物画家李真所绘的《真言五祖像》，其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佛教真言宗的五位祖师：金刚智、善无畏、不空、惠果、一行五位的肖像。如此传神写照的佳作很快对日本平安时期的佛画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天现存日本西大寺《十二天像》、圆城寺的《不动明王像》等画作就都是平安时期对空海所携佛画的临仿之作，体现着中国晚唐时期的绘画样式。
中国宋元禅画对日本镰仓、室町时代绘画的影响
镰仓初期，日本高僧明庵荣西将中国佛教禅宗带入了日本，至镰仓中期时，日本禅宗正式创建。当时的中国关于禅宗绘画的作品多以水墨形式出现，因而，随着禅宗的传入，中国禅宗画也成为日本水墨画的源头。此外，宋画中写实主义的创作观念与手法也对当时的日本佛画产生重大影响，从记录禅僧形象的顶相画来看，其绘画要求具有的高度写实性，与宋画的严谨写实的审美观念一致。初时，日本禅宗顶相画皆为中国禅僧形象，自日本自己的禅僧出现后，开始有了日本禅僧的顶相图，如：《兀庵普宁像》、《法灯国师像》、《梦窗疏石像》等，这些顶相画无一例外地以水墨形式绘出。
据公元1320年的日本《佛日庵公物目录》中载，当时的日本禅宗寺院中收藏大量来自宋元的画作，其中有：牧溪的猿、李迪的虎、徽宗的花鸟等，几乎涉及中国传统绘画的所有画科。而日本绘师学习中国宋元山水画中山水树石画法的途径，就是大量由中国传入的与禅宗相关的佛画。正是在宋元绘画样式的影响下，室町时代的日本兴起了一种新的绘画样式——汉画，这是一种以水墨画为中心的新样式，包括：顶相、道释、山水、花鸟诸科，是室町时代画坛的主流，而日本汉画的这些画科则都可以在中国传统绘画诸科中找到相对应的画科。
中国宋元绘画的影响还体现在当时日本出现的一批禅宗画僧上，如：著名的画僧——可翁宗然，早年为日本东福寺的禅僧，后到中国习禅12年，其日本禅宗道释画作品可谓是深得中国宋元水墨画之精华，并且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画风。从其留存至今的代表作《寒山图》、《竹雀图》中即可得见；而在中国被称为“牧溪再来”的日本禅宗画家默庵则与可翁一样也曾遍访中国五山，并受到宋代梁楷的简笔画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简淡极具禅味的画风。代表作有《四睡图》、《布袋图》等；在当时日本相公寺画僧如拙的《瓢鲇图》中，则明显导入了南宋马远、夏圭等人的画风。
中国明清文人画对日本安土桃山、江户时代绘画的影响
自室町时代以后，中国的明清绘画对日本绘画又产生了新的影响，但宋元绘画的影响仍在。如被誉为“日本汉画三驾马车”之一的海北友松，就在深深体会了宋代梁楷、牧溪等人的画风后，创出了自己具有禅味与刚毅武人性格的独特画风；同样位列“日本汉画三驾马车”中的云谷等颜的人物画依然以梁楷为其追求的样式。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明清绘画对此时日本画坛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宋元绘画的影响。
公元1644年明亡之际，中国画僧逸然、隐元、木庵等人纷纷赴日，在日本传授了禅宗另一分支——黄檗宗，并在传教过程中创黄檗宗画派。其自由的画境与文人画有许多相通之处，对日本的文人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将军幕府中担任外国绘画鉴定官一职的日本著名绘画世家“渡边家”与“广度家”的画风，则是在汉画基础上吸收了明清新的画风，使其具有写实功力的绘画形成了日本的“官画派”；1720年，来自中国的以尹孚九、费汉元等为首的清代文人画家先后在日本长崎传授中国南宗恽南田式的花鸟画法，培养出如日铁高翁、木下逸云等这样的著名日本南画家，并由此形成了日本文人画方面的一种原动力；中国旅日画家沈南蘋从1731年至1733年来到日本后，其所传的工笔重彩花鸟画法是在宋代院体画的基础上结合了新兴洋画派的表现手法而形成的一种风格，在日本极受欢迎，形成波及日本画坛大部分领域的花鸟画派“南蘋派”。
此时日本德川幕府以中国儒教为基本文治的政策，决定了在相当广泛的社会层中兴起尊崇中国文化的热潮，这其中以武士阶层尤为最。在此背景下，文人画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盛行，日本文人画先驱祗园南海、中山高阳等人或摄取中国明清绘画的手法、或学习明代吴门画派的画风，创造出具有文人画特征的作品，但由于其画作具有的偶然性未能形成气候规模。真正将祗园南海等人绘画中的文人画特质体现出来的是祗园南海的弟子池大雅。池大雅没有像老师那样被动学习明清画风，而是行万里路，到自然中去感悟、去写生，推出了属于自己的文人画样式，创作出一批杰出的日本文人画作，如《西湖图》、《山亭雅会图》、《钱塘观潮图》等。在另一位与池大雅齐名的日本文人画家谢芜村的画风里，则体现出中国明代院体画风的影响，流露出浓厚的中国趣味。
文人画就这样开始在此时的日本画坛兴盛了起来，并且与中国传统绘画分南北宗一样，日本的文人画也分为关西文人画与江户文人画，前者以纯粹中国南宗绘画样式为近，后者则以中国北宗绘画样式居多。据此，中国文人画对于日本文人画的影响已是全方位的影响。
即使是日本本土诞生的绘画艺术——浮世绘，仍然受到中国明清绘画的影响，例如，明代“吴门四家”中仇英的仕女画就对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大师铃木春信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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