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1995年联赛中，辽宁足球经历了历史上最黯淡的一页——降级。 1995年11月12日，甲A联赛倒数第二轮，辽宁沈阳五里河体育场，辽宁队主场1比2负于广州太阳神队，虽然当时还存在理论上的保级机会，但这一天仍然成为辽宁足球历史纪录的“悲剧时间”。当时电视镜头把痛苦聚焦在搀扶着走下球场的姜峰和于明身上，两人痛哭失声，几至虚脱。但姜峰却完全忘记了当时周围的场景，“哭了，就是哭了，几年以后在电视上还会不时看到那个镜头，一看心里就发紧，但别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在那种情况下，人已经变得麻木，反而没什么感觉”。那天，沈阳这座北方城市已经进入初冬季节，比赛结束时，天已黑下来，满场球迷点燃了手中的打火机，照亮了五里河的夜空，也点燃了报纸、坐椅和所有可以点燃的东西，有情绪冲动的球迷被防暴警察打得口鼻流血…… 对于当年的情景，至今许多辽沈大地的球迷回忆时仍然一脸悲伤。这痛彻肺腑的一幕发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凶手”是广州太阳神队。 悲剧的过程只有5分钟。当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时，必须用胜利保级的辽宁队还领先1:0，但冯峰和吕建军制造了这次“事故”。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太阳神队主教练张京天捶胸顿足、老泪纵横，这个东北老人一定在后悔，没有把握住一场这辈子必须打的一场“假球”。一个痛苦的“胜利者”把矛头直指辽宁足球的当家人崔大林，“辽宁足球到今天这个地步有很多原因，但崔大林要负主要责任”，张京天点名道姓的责骂让在家记者全都傻了眼，但这并不妨碍这一幕成为第二天辽沈报纸的头版头条。张京天为此后对悲剧的解剖理清了头绪，因为这时候已经不可能再有多么理性和清醒的分析。 实际上，张京天并非不解风情。下半场，在辽宁队领先的情况下老帅换下了彭伟国和胡志军等多名主力，但他怎么也难以想象，恰恰是整个赛季只打了三场比赛的替补队员吕建军和冯峰，在最不合适的时候灵光闪现，他们的两粒进球把辽宁人推向了深渊。人不应该信命，但人往往喜欢把痛苦的结果归结为命中注定，这样至少可以为自己提供一些必要的安慰。后来于明想起了一件事，当年5月，于明回过一趟大连，在金州偶遇一位替人算命的老太。一开始，老太告诉于明“你的单位今年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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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在听于明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后，老太说出了一番更加不可思议的话：“你们球队今年只能赢7场球，你说你们球队今年去了一趟泰国，在当地的神庙里与佛像一起合影，这就是原因。”
辽宁队的那次泰国之行是去打亚俱杯，当时于明并没有把老太的话放在心上，但在降级之后偶尔有一天想起这段经历时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辽宁队在当年22轮甲A联赛中只赢了4场球，再加上足协杯的3场赢球正好7场。“难道对太阳神那场球就是命中注定我们不可能再赢第八场吗？”这恐怕是于明这一生都想不明白的问题，而姜峰也一直在念叨，自己至今最大的困惑就是“冯峰那脚远射进得太邪门了”。
对于那场比赛的所有参与者来说，那是一个无比黯淡的夜晚。当晚，姜峰、赵发庆、董礼强、付博、唐尧东、程强和曲圣卿、庄毅等人聚集在一家小酒馆里，酒馆的名字已经没有人能想得起来了。一桌子人，喝了一晚上，也哭了一晚上，整晚上，除了痛哭，就是骂娘，还有间断的死一般的沉默，喝到最后，没人知道喝下去的是酒还是泪，只知道每个人都醉得一塌糊涂，耳朵边只有自己和别人此起彼伏的呕吐声。据说，那天张玉宁刚刚从首钢队转会到辽宁，没有参加那场比赛，也没有参加那场痛苦的聚会，但从第二年起，他成为辽宁足球摆脱痛苦的漫长过程中重要的一员。
这一年的3月，辽足后来的董事长张桐坡已经回到沈阳，准备拉起股份制的大旗，但这场意外的痛苦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也因为如此，并不死心的张桐坡把希望寄托在年底于上海举行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一群辽宁人把这届足工会变成了自己关于甲A扩军的大策划。可就在让辽宁重返甲A的一片呼声中，一位高层领导批示，绝不能因一个队而破例。也许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句话之后，将是辽宁足球整整三年的痛苦奋斗。
算命·造反
1994年没什么可说的，是因为辽足还以为自己是那只打盹的老虎，以至于最后一场比赛后，他们很不愤地提出：“明年夺冠”。谁都没有整明白这一年是噩梦的开始。
这使得大院内外，辽足的人走起路来还是冠军的样子，特精神。
于明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金州算命的老人，因为这个老人可怕地算出了1995年辽足的悲凉景象。因为准确，所以诡异——
老人说：“1995年，你们只能赢7场球，最后只能得第12名。”于明很想笑，但他忍住了——因为尊重。
1995年，辽宁队在甲A只赢了4场球，在足协杯赢了3场，“4+3=7”，以第12名降级后，于明做了这道算术题，很想跑回金州给那位老人跪下。
其实老人曾说过一个解救的办法：“你们的坏运气是因为去年你们全队得罪了佛，要化解必须全队在佛像前赎过，我可以帮你们。”于明这才想起1994年全队在泰国参加“泰王杯”后，曾在佛像前集体合影，有人曾大大咧咧地出言不逊，但让全队再赴泰国一趟是不可能的，因此那天他在离开老人时，还浅浅地笑了一下。
只有张京天可以救辽足，事实上张京天在最后一场比赛时也想放辽足。但只有天意可以说明这种事，替补冯峰上场后一脚技惊四座的远射把辽足逼上悬崖，然后吕建军又一脚把辽足踢下去——这辈子冯峰和吕建军再也没踢出那么好的球。
v白发苍苍的张京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当众痛哭，并骂：“辽宁足球到了这个地步，有一个人必须负责，他就是崔大林！”
没有一支球队像“辽足”这样更替了如此之多的名字，“东药”、“远东”、“新世界”、“航星”、“抚顺特钢”、“波导战斗”、“北京三元”、“中顺”——没有球队像辽足这样更替了如此之多的总经理，张桐坡、毛治中、钟小哲、尹志强、程鹏辉、刘佩军、张曙光……他们中有的是正职，有的是以副职暂代正职权力。
但曹国俊与体委大院不变，像一出演了10年的“二人转”——“缺钱”与“造反”是这台节目永恒的元素。
1995年，两个拿不到工资的球员造反了，那时他们还没有车，就浩浩荡荡地打着起步价5元的的士由南而北，向位于“友谊商店”的远东集团进发，赵发庆、傅博、董礼强、李争、姜峰在记者们的簇拥下向赵俊华念了“退出远东俱乐部声明书”……1997年，几进几出辽宁队的杨玉敏因为拿不到承诺的工资，率队宣布罢训……
“新世界”做了一件趣味无穷的壮举：为了表示自己有钱，它宣布“为答谢广大的沈阳球迷的情意，今年春节本集团将出资50万在市政府广场放烟花”，那时沈阳已不准私自燃放鞭炮了，但“新世界”打通关系在广场上果真点起漂亮的烟花——但并没有按约给队员放发工资，谁都知道这是一次沈阳性格式的示威，“俺有钱，就不给你，宁肯让它白瞎了！”
张桐坡是个奇人，有人说他是个奇怪的人，有人说他是奇特的人，1995年4月他进入辽足推行“股份制”，但理想还未落实辽足就降组了。但张桐坡、曹国俊几乎在1995年底捞到“扩军”这根稻草，著名辽宁本土球迷记者朱挺先生还抢发了“扩军成功”的消息，这条消息以字幕形式在电视台滚动，短时间内极大安抚了辽沈球迷的心。
然而人没能改变事情。张桐坡捶胸顿足，朱挺被领导痛骂，曹国俊面无表情。
1995年，是辽宁人悲伤的一年，但对于华晨金客集团而言，却是一个希望的开始。在这个赛季的最后五轮，当时只要辽宁队赢一场球就能保级成功，也就是从倒数第五轮开始，华晨集团拿出三辆“海狮面包”作为赢球奖励。可辽宁队偏偏一直不赢球，华晨方面每轮再往上追加面包车，到最后一轮，五里河的跑道上已经停下了十辆海狮面包。
辽宁队最终也没拿走这十辆车，但对金客的慷慨之举心存感激的辽宁球迷却在看台上打出了“金客万岁”的大幅标语。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仰融是知道“万岁”这两个字的分量的，而他清楚，其实他们需要付出的还不到100万。到了年底，东北大帅李应发出面拉华晨买下辽宁队，仰融一点没有犹豫，可当时正在满怀希望大搞股份制的辽足总经理张桐坡却一口回绝。在这种情况下，李应发把目标转向当年冲A失败的沈阳队，一开始仰融毫无兴趣，可在沈阳兆龙饭店的房间里，李应发当着仰融和后来的总经理苏强的面，拍了胸脯：“我来带第一年就把他们带上甲A。”
我们无法想象，在当时搞足球的人还会去进行什么周密的市场调查和全盘规划。有时候事情就这样简单，简单得就像小孩过家家，拉钩上吊一百年，然后仰融拍出800万，“华晨金客俱乐部、沈阳海狮足球队”就这样拉开了一段曲折历史的帷幕。
辽宁队的那次泰国之行是去打亚俱杯，当时于明并没有把老太的话放在心上，但在降级之后偶尔有一天想起这段经历时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辽宁队在当年22轮甲A联赛中只赢了4场球，再加上足协杯的3场赢球正好7场。“难道对太阳神那场球就是命中注定我们不可能再赢第八场吗？”这恐怕是于明这一生都想不明白的问题，而姜峰也一直在念叨，自己至今最大的困惑就是“冯峰那脚远射进得太邪门了”。
对于那场比赛的所有参与者来说，那是一个无比黯淡的夜晚。当晚，姜峰、赵发庆、董礼强、付博、唐尧东、程强和曲圣卿、庄毅等人聚集在一家小酒馆里，酒馆的名字已经没有人能想得起来了。一桌子人，喝了一晚上，也哭了一晚上，整晚上，除了痛哭，就是骂娘，还有间断的死一般的沉默，喝到最后，没人知道喝下去的是酒还是泪，只知道每个人都醉得一塌糊涂，耳朵边只有自己和别人此起彼伏的呕吐声。据说，那天张玉宁刚刚从首钢队转会到辽宁，没有参加那场比赛，也没有参加那场痛苦的聚会，但从第二年起，他成为辽宁足球摆脱痛苦的漫长过程中重要的一员。
这一年的3月，辽足后来的董事长张桐坡已经回到沈阳，准备拉起股份制的大旗，但这场意外的痛苦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也因为如此，并不死心的张桐坡把希望寄托在年底于上海举行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一群辽宁人把这届足工会变成了自己关于甲A扩军的大策划。可就在让辽宁重返甲A的一片呼声中，一位高层领导批示，绝不能因一个队而破例。也许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句话之后，将是辽宁足球整整三年的痛苦奋斗。
算命·造反
1994年没什么可说的，是因为辽足还以为自己是那只打盹的老虎，以至于最后一场比赛后，他们很不愤地提出：“明年夺冠”。谁都没有整明白这一年是噩梦的开始。
这使得大院内外，辽足的人走起路来还是冠军的样子，特精神。
于明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金州算命的老人，因为这个老人可怕地算出了1995年辽足的悲凉景象。因为准确，所以诡异——
老人说：“1995年，你们只能赢7场球，最后只能得第12名。”于明很想笑，但他忍住了——因为尊重。
1995年，辽宁队在甲A只赢了4场球，在足协杯赢了3场，“4+3=7”，以第12名降级后，于明做了这道算术题，很想跑回金州给那位老人跪下。
其实老人曾说过一个解救的办法：“你们的坏运气是因为去年你们全队得罪了佛，要化解必须全队在佛像前赎过，我可以帮你们。”于明这才想起1994年全队在泰国参加“泰王杯”后，曾在佛像前集体合影，有人曾大大咧咧地出言不逊，但让全队再赴泰国一趟是不可能的，因此那天他在离开老人时，还浅浅地笑了一下。
只有张京天可以救辽足，事实上张京天在最后一场比赛时也想放辽足。但只有天意可以说明这种事，替补冯峰上场后一脚技惊四座的远射把辽足逼上悬崖，然后吕建军又一脚把辽足踢下去——这辈子冯峰和吕建军再也没踢出那么好的球。
v白发苍苍的张京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当众痛哭，并骂：“辽宁足球到了这个地步，有一个人必须负责，他就是崔大林！”
没有一支球队像“辽足”这样更替了如此之多的名字，“东药”、“远东”、“新世界”、“航星”、“抚顺特钢”、“波导战斗”、“北京三元”、“中顺”——没有球队像辽足这样更替了如此之多的总经理，张桐坡、毛治中、钟小哲、尹志强、程鹏辉、刘佩军、张曙光……他们中有的是正职，有的是以副职暂代正职权力。
但曹国俊与体委大院不变，像一出演了10年的“二人转”——“缺钱”与“造反”是这台节目永恒的元素。
1995年，两个拿不到工资的球员造反了，那时他们还没有车，就浩浩荡荡地打着起步价5元的的士由南而北，向位于“友谊商店”的远东集团进发，赵发庆、傅博、董礼强、李争、姜峰在记者们的簇拥下向赵俊华念了“退出远东俱乐部声明书”……1997年，几进几出辽宁队的杨玉敏因为拿不到承诺的工资，率队宣布罢训……
“新世界”做了一件趣味无穷的壮举：为了表示自己有钱，它宣布“为答谢广大的沈阳球迷的情意，今年春节本集团将出资50万在市政府广场放烟花”，那时沈阳已不准私自燃放鞭炮了，但“新世界”打通关系在广场上果真点起漂亮的烟花——但并没有按约给队员放发工资，谁都知道这是一次沈阳性格式的示威，“俺有钱，就不给你，宁肯让它白瞎了！”
张桐坡是个奇人，有人说他是个奇怪的人，有人说他是奇特的人，1995年4月他进入辽足推行“股份制”，但理想还未落实辽足就降组了。但张桐坡、曹国俊几乎在1995年底捞到“扩军”这根稻草，著名辽宁本土球迷记者朱挺先生还抢发了“扩军成功”的消息，这条消息以字幕形式在电视台滚动，短时间内极大安抚了辽沈球迷的心。
然而人没能改变事情。张桐坡捶胸顿足，朱挺被领导痛骂，曹国俊面无表情。
1995年，是辽宁人悲伤的一年，但对于华晨金客集团而言，却是一个希望的开始。在这个赛季的最后五轮，当时只要辽宁队赢一场球就能保级成功，也就是从倒数第五轮开始，华晨集团拿出三辆“海狮面包”作为赢球奖励。可辽宁队偏偏一直不赢球，华晨方面每轮再往上追加面包车，到最后一轮，五里河的跑道上已经停下了十辆海狮面包。
辽宁队最终也没拿走这十辆车，但对金客的慷慨之举心存感激的辽宁球迷却在看台上打出了“金客万岁”的大幅标语。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仰融是知道“万岁”这两个字的分量的，而他清楚，其实他们需要付出的还不到100万。到了年底，东北大帅李应发出面拉华晨买下辽宁队，仰融一点没有犹豫，可当时正在满怀希望大搞股份制的辽足总经理张桐坡却一口回绝。在这种情况下，李应发把目标转向当年冲A失败的沈阳队，一开始仰融毫无兴趣，可在沈阳兆龙饭店的房间里，李应发当着仰融和后来的总经理苏强的面，拍了胸脯：“我来带第一年就把他们带上甲A。”
我们无法想象，在当时搞足球的人还会去进行什么周密的市场调查和全盘规划。有时候事情就这样简单，简单得就像小孩过家家，拉钩上吊一百年，然后仰融拍出800万，“华晨金客俱乐部、沈阳海狮足球队”就这样拉开了一段曲折历史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