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与特大水灾（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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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是诸清帝中最不为人熟知的一位。除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故事外,他给大多数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而实际上,嘉庆皇帝自幼勤奋好学,“天藻浚发,英词炳蔚,援笔立就,动成典则”(《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即位后,以业师朱珪的“养身、敬身、勤业、虚己、致诚”为座右铭,以勤政著称。在位期间,他整饬吏治、诏求直言、广开言路、倡导节俭,努力革除社会弊端,试图恢复康乾时期的盛世局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嘉庆皇帝对救灾工作也极为重视。 水灾是清代北京地区发生频率较高,为害最大的一种自然灾害。据统计,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八年间,有一百二十九个年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水灾。其中,顺治十年、康熙六年、嘉庆六年、光绪十六年和光绪十九年的水灾皆为数十年一遇的特大水灾。本文以嘉庆六年北京地区发生的特大水灾为例,看看嘉庆皇帝是如何开展救灾工作的。 嘉庆六年京畿地区发生了一次大水灾。因本年为辛酉年,故又被称为“辛酉大水”。从六月初一日起,京畿一带连降暴雨,持续将近一个月,以致永定河决口数处。据报,六月初三日永定河在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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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厂在此次救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粥厂赈济了大量灾民,如大井粥厂,自嘉庆七年三月初四日起至四月二十日止,领粥人数多达十六万七千二百三十二名。中国历史上历来以活人数多寡作为衡量救荒成效的一个标准,中国第一部荒政全书即名为《救荒活民书》。所以,粥赈在活民方面确实是赈济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当然,就粥赈本身而言,它只是活民之策。领粥灾民每天往来粥厂,费时荒业,正常的生产活动被放弃。可见,煮赈作为赈济手段的补充是可取的,但它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赈济的主要措施。 以工代赈 以工代赈是此次较有特色的一种赈济方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工代赈主要是发生灾害后,让有劳动能力者通过参加救灾施工的形式获得赈济钱粮。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工程项目造成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而众多的灾民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因此,以工代赈是一举两得之举。以工代赈历代都有实行,但是,嘉庆时期,它的地位较之前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嘉庆帝对以工代赈给予特殊的关注,视以工代赈为救荒良策,他曾说“救荒之策,莫善于以工代赈”。此次工赈又是嘉庆时期较为突出的一次。 嘉庆六年工赈工程由工部侍郎那彦宝、武备院卿巴宁阿负责,从嘉庆六年七月始至嘉庆七年五月止,主要包括堵筑漫口,加高两岸堤坝。嘉庆帝对此次工程给予很高的重视,从财力上予以大力支持。此次河工实际用银九十七万一千三百二十一两,(《光绪顺天府志》)反映了清政府对这次工程的高度关注,同时这也与京畿重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参加永定河工赈的人数很多。其中,参加嘉庆六年堵筑永定河漫口、修筑石土河堤及挑挖淤沙等工程的约有五万余人。参加工程的灾民并非是无偿劳动,他们可以取得一定的报酬,与民间佣工无异。报酬一般按照规定支付,但考虑到本次水灾造成粮价上涨,嘉庆皇帝允许本年工价酌量增加。即匠夫每名加银四分五厘,壮夫每名加银二分一厘。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吸引灾民踊跃参加永定河修筑工程,而且对灾民日后生计有益。此外,修筑永定河工程还是从根本上减少灾害发生的防灾之举,较之灾后救助具有更积极的意义。永定河修筑工程不仅对灾民起到接济作用,而且还为日后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能有效防止灾害的发生。 打捞埋葬淹毙尸体 永定河突然决口,附近村庄居民迁避不及,造成大量人口被淹。河中尸体很快腐烂变质,如果不加处理,很容易造成细菌传染,甚至引发较大规模的大瘟疫。嘉庆皇帝于六月初十日下旨命顺天府属各州县收葬淹毙灾民的举措,在客观上有效的防止了疾病的蔓延。 散发棉衣 按照救灾惯例,清代并无散给棉衣之举。考虑到这次京畿水灾较重,嘉庆皇帝在赈济银米之外,还于气候寒冷之际,发给贫民棉衣。所需棉衣向各城当铺购买,每铺二三百件。当铺出卖棉衣无论新旧皆可,如不够,由政府以每件六钱发放当铺负责缝制。置办齐备后,交由顺天府分地同时散给。领取棉衣是有一定条件,即必须是极贫。领取棉衣依照程序进行,按各村极贫应领花名册发给。散给棉衣从十月二十二日开始,为防止出现弊端,他还派遣大臣监放。如刘权之、范建丰等被派往大兴、宛平监放,先福等被派往五城监放。还陆续对那些因病或有不能来者进行补给。此外,还于十月二十九日,给普济堂、功德林两处领赈灾民棉衣。十一月初一日,给栖流所收养穷民棉衣。 疏通京城内外沟渠河道 辛酉大水造成京城大面积积水,这除了与雨量较大有关外,还与城市排水系统不畅有很大的关联,疏通淤塞,加强城市排水能力成为必要。嘉庆皇帝于六月初四日派遣大臣查勘疏通京城内外沟渠河道。七月初一日命侍郎高杞等会同各该管衙门,将护城河及旱河等处,通行查勘疏浚。这一举措无疑在日后起到了预防水灾发生的作用。挑挖护城河及旱河也采取以工代赈形式,对灾民起到了很大的接济作用。 鼓励民间救灾 嘉庆时期政府财政日趋恶化、仓储不足,吏治腐败,政府救灾能力下降。在灾害面前,尤其是遇到特大灾害发生时,政府救灾显得力不从心。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状况,清政府逐渐调整政策,鼓励民间救济,给予民间赈济以合法性地位。辛酉大水造成京畿地区众多灾民待赈。嘉庆帝即位不久,进取心犹在,提出“办赈之道,总在周施博济,宁滥无遗”。而国家财政状况限制了他的手脚,他在下旨蠲免赈济的同时,认识到民间赈济是对官赈的有益补充,应给其合法地位。当时一些大臣主张对民间赈济严加限制,他们认为“官赈与私捐不应搀杂一处”,“俱属见小,不知政体”。嘉庆帝对这些观点进行驳斥,他认为此举对饥民有益,“试思官员等皆食禄于朝,稍有捐助,熟非公家之物?朕闻现在部员中,即查有圻盛、时彦等捐给银米,有何不合?至殷实商民,受国家涵育深仁,积有余资,伊等乐善好施,更属美事。……妨嘉许之不暇,岂有转行禁止之理?……况官赈之外,又有私捐接济,饥民多得一分口食,岂不更资果腹耶”?“有一人捐资,即有一处灾民得济”。(《清仁宗睿皇帝实录》)这样,民间赈济的地位得以合法化,其地位和作用一度很高。 此外,这次救灾活动中,嘉庆皇帝十分注重用人。救灾事务繁杂,需要组织者具有较高的素质,救荒贵在得人。直隶总督综理救灾事务,位置极为重要。大水发生后,原任总督姜晟被革职,熊枚、陈大文先后署理直隶总督一职。如熊枚继任后,在截留漕粮、仿保甲造册、酌量变通赈期,以工代赈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化建议。这次救灾活动能够取得成效与他们有着一定的关系。嘉庆帝除了在任用方面注意做到知人善任外,还注意根据官员的政绩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奖惩,对救灾认真者加级奖励,对办事不力者降级处罚。(自网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