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有为先生是我的学兄，相识在北京师大中文系，结缘于1953年秋。
那年10月中旬（学校扩大招生，延迟一个多月开学），我们各自从皖中和皖北出发，搭火车前往京城。在前门车站下了车，经和平门向南，走进位于南新华街的老师大校园。（这处校址当时称“南校”，和“北校”即原辅仁大学校址，以及次年才有的“新校”，即现在的北京师大校址，合起来组成北京师大。）两人同级不同班，因为是安徽老乡而彼此认识，但来往不多。只在听全年级大课时见了，或相遇于饭厅内外、寝室（西斋北楼）楼道时，彼此打个招呼，问一声好。我所知道的是，有为兄年长于我，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大学长；还知道他是调干生（以干部身份考入大学的学生），原来在省城工作，人生阅历比自己丰富；再就是，他勤奋好学，如，大家都上古典文学课，他则结合读《儒林外史》，在课余写出论文“《〈儒林外史〉中的皖东方言》，等等。像这样“相敬如宾”的接触，大约有两三年时间。
和有为兄真正结成学友兼文友，是因为本系学生创办《谷风》杂志。1956年，人称“双百”（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年，学校当局又号召“向科学进军”。受这种气氛鼓舞，中文系学生在恩师陈秋帆（钟敬文老师的夫人，教我们现代文学），和启功（教我们古典文学）两位先生指导下，筹划编一本自己的学术刊物，刊名取自《诗经》“谷风”一诗而曰《谷风》。每个年级出两个学生组成编委会，作为大四同学的有为兄，被推为主编，并负责编创刊号。组稿时他向我征求文章，正好我和室友黄家榜学兄合作，写有一篇关于词人李煜的论文，经谭丕谟教授审阅而定稿，另有一篇俄语诗译稿（所译为苏联著名诗人苏尔科夫的作品），一起交给有为兄，请他审阅处理。（1957年开年出创刊号，其中《在关于李煜词的讨论中所看到的》，以及《译诗：卓娅（苏联苏尔科夫作）》就是。）
在当时及以后交往中，有为兄见面就称我为“谷 风”，解释说，谷风就是东风，同时吟诵起《谷风》篇
那年10月中旬（学校扩大招生，延迟一个多月开学），我们各自从皖中和皖北出发，搭火车前往京城。在前门车站下了车，经和平门向南，走进位于南新华街的老师大校园。（这处校址当时称“南校”，和“北校”即原辅仁大学校址，以及次年才有的“新校”，即现在的北京师大校址，合起来组成北京师大。）两人同级不同班，因为是安徽老乡而彼此认识，但来往不多。只在听全年级大课时见了，或相遇于饭厅内外、寝室（西斋北楼）楼道时，彼此打个招呼，问一声好。我所知道的是，有为兄年长于我，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大学长；还知道他是调干生（以干部身份考入大学的学生），原来在省城工作，人生阅历比自己丰富；再就是，他勤奋好学，如，大家都上古典文学课，他则结合读《儒林外史》，在课余写出论文“《〈儒林外史〉中的皖东方言》，等等。像这样“相敬如宾”的接触，大约有两三年时间。
和有为兄真正结成学友兼文友，是因为本系学生创办《谷风》杂志。1956年，人称“双百”（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年，学校当局又号召“向科学进军”。受这种气氛鼓舞，中文系学生在恩师陈秋帆（钟敬文老师的夫人，教我们现代文学），和启功（教我们古典文学）两位先生指导下，筹划编一本自己的学术刊物，刊名取自《诗经》“谷风”一诗而曰《谷风》。每个年级出两个学生组成编委会，作为大四同学的有为兄，被推为主编，并负责编创刊号。组稿时他向我征求文章，正好我和室友黄家榜学兄合作，写有一篇关于词人李煜的论文，经谭丕谟教授审阅而定稿，另有一篇俄语诗译稿（所译为苏联著名诗人苏尔科夫的作品），一起交给有为兄，请他审阅处理。（1957年开年出创刊号，其中《在关于李煜词的讨论中所看到的》，以及《译诗：卓娅（苏联苏尔科夫作）》就是。）
在当时及以后交往中，有为兄见面就称我为“谷 风”，解释说，谷风就是东风，同时吟诵起《谷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