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用艺术性极高的诗歌去讴歌崇高的理想
杜甫本来并不想只做一个诗人，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政治方面，具有很高的理想、绝大的抱负，曾自称“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打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韵》）。所以，他曾发表过一些轻视文学的意见，例如“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辞赋工何益”(《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四），如此等等。这同先前的大诗人曹植情形颇有些类似，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辞赋小道，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者也”。当时他活动的目的在于政治方面，自不免卑视文学创作。完全为文学而文学的诗人，从来都不是第一流的诗人。
等到杜甫的政治家理想破灭，也就是他自己所谓“经济惭长策”以后，这才来大力写诗，并且说是（《偶题》）了。但他仍然以诗歌作为表达政见的手段，往往直接以时事入诗，写出了许多著名的作品。
以时事入诗本来古已有之，但晋宋以来玄言诗、山水诗、宫体诗盛行多时，政治早已从诗歌中淡出了；这种情形到唐朝有了很大的改变，但陈子昂写《感遇诗》三十八首，用的是已经陈旧了的阮籍《咏怀》、左思《咏史》的路子；李白则往往用乐府古题写当代事件，政治虽然已经重新进入诗歌，但总是隔着一层。杜甫生活的年代天下大乱，情况复杂得很，再用古老的办法话就说不清楚；于是他干脆直接以时事入诗，并且径直标上自拟的新鲜题目。后来新乐府运动的领导人元、白对此十分赞赏，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他最欣赏杜甫的“三吏”以及《塞芦子》《留花门》诸篇；元稹更概括地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乐府古辞序》）。
元、白如此看待杜甫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奇怪的是杜甫本人不大讲诗歌应当突出政治内容这
杜甫本来并不想只做一个诗人，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政治方面，具有很高的理想、绝大的抱负，曾自称“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打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韵》）。所以，他曾发表过一些轻视文学的意见，例如“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辞赋工何益”(《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四），如此等等。这同先前的大诗人曹植情形颇有些类似，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辞赋小道，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者也”。当时他活动的目的在于政治方面，自不免卑视文学创作。完全为文学而文学的诗人，从来都不是第一流的诗人。
等到杜甫的政治家理想破灭，也就是他自己所谓“经济惭长策”以后，这才来大力写诗，并且说是（《偶题》）了。但他仍然以诗歌作为表达政见的手段，往往直接以时事入诗，写出了许多著名的作品。
以时事入诗本来古已有之，但晋宋以来玄言诗、山水诗、宫体诗盛行多时，政治早已从诗歌中淡出了；这种情形到唐朝有了很大的改变，但陈子昂写《感遇诗》三十八首，用的是已经陈旧了的阮籍《咏怀》、左思《咏史》的路子；李白则往往用乐府古题写当代事件，政治虽然已经重新进入诗歌，但总是隔着一层。杜甫生活的年代天下大乱，情况复杂得很，再用古老的办法话就说不清楚；于是他干脆直接以时事入诗，并且径直标上自拟的新鲜题目。后来新乐府运动的领导人元、白对此十分赞赏，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他最欣赏杜甫的“三吏”以及《塞芦子》《留花门》诸篇；元稹更概括地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乐府古辞序》）。
元、白如此看待杜甫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奇怪的是杜甫本人不大讲诗歌应当突出政治内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