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宋词的情感基调
2007-03-23 11:59阅读：
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
-----宋词的情感基调
唐宋两代文学历来并称，先后辉映，又各具一代之绝艺。王国维继茅一相、艾南英、焦循等人之后，总结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1]宋词便是有宋一代文学之所胜，是宋人表述自身存在的主要文学方式和文化价值载体。以靖康之变为界，赵宋王朝分为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两大历史阶段，国祚之长，占封建社会历史的七分之一，仅次于汉。但是，两宋的版图、国力和事功远逊汉唐，基本上处于柔弱内敛状态。这种心理状态相应地影响了宋词的情感基调。略览宋代社会，由升平而乱离，由鼎盛而式微，由一统而偏安直至覆亡，自始至终都布满了如怨如诉的忧愁。“其间，承平宴享之乐，党派纷争之烈，异族侵凌之苦，中原沦陷之痛，故国河山之恸，所侵蚀于诗人胸臆、影响于人民生活者，均可由全部宋词中寻出其端绪。”
[2]所谓端绪者，乃是宋词的抒情基调，即一个“愁”字。或许辛弃疾【采桑子·书博山道中壁】中的言愁基调可作代表：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词人被弹劾去职而闲居带湖，偶游博山道中，想起国事日非及自身境遇，作了此词，借以排遣一腔愁绪。卓人月《古今词统》卷四说：“前是强说，后是强不说。”
[3]说与不说，指涉内容和情绪皆是愁。词作以对比手法，叙写少年时代为了效仿前辈，“爱上层楼”，实是无愁找愁，凑就词赋而已；待涉世渐深，如今对“愁”字有了真切体验，却是无法言愁，只得转言“天凉好个秋”。两处重叠，上片“爱上层楼”勾连“愁”与“新词”，使之互为因果关系，凸现阅世尚浅的少年心理；下片“欲说还休”，既响应上片，又承“尽”字所含的深沉博郁之人生感受，说明愁到极处便无愁，更存弦外之音：胸中忧愁不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而是忧国伤时之愁，可是身处环境不容抒发，那是要犯忌的；因此只得顾左右而言天气。一句“天凉好个秋”，貌似轻脱，实则蕴蓄词家一生的体验。从少年之愁到如今之愁发生了质的变化，有与无转化，强说与强不说的选择，今与昔对比，倘若细味之，这首词当可看作两宋词人320年间的集体性愁绪的概括，也就是说，就两宋词人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和反映而论，辛弃疾这首【采桑子】对“愁”的“识尽”，概括了宋词的抒情基调。
宋词继“花间”、南唐余绪，远绍敦煌民间遗风，以“新声”名于开朝之初。欧阳修在颍州西湖组曲念语云：“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技，聊佐清欢”
[4]；李清照《词论》亦云：“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
[5]宋词经由晏殊、欧阳修、张先前期词人的开拓，走向私人内心世界，走向独立。后经柳永自制慢词，确立世俗价值取向。至东坡时，则“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
[6]，词风判然有别于婉媚，内容和境界别开新局面，传达了一种词学观念，即“把词的创作看成是作家主体情性的自然流露，词作乃是其自我表现的产物。”
[7]又至易安居士，在李之仪“词自有一种风格”说及陈师道“本色”概念的基础上，提出
“词别是一家”，既重视词之叶律可歌，又“论声”不择男女；既重视浑成、铺叙、典重，又不偏废情致、故实。自此之后，姜白石、吴文英、刘辰翁及张炎诸词人从多侧面铺成宋词之余辉。
然而，无论何位词人，何种词派，何等词风，何种词学观念，在具体的词作实践中，都绕不开言愁的情感基调。愁情，愁韵，愁境，全溶化在两宋词作的浅斟低唱之中。据初略统计，近二万首全宋词中，光是“愁”字的出现就有3845次！如果算上不含“愁”字的词作，则言愁的宋词比例会更大。下面稍微列一些数据来说明。
柳永66；张先21；晏殊18；欧阳修48；杜安世23；晏几道56；苏轼31；李之仪13；黄庭坚34；晁元礼23；秦观36；贺铸68；晁补之42；周邦彦66；毛滂22；朱敦儒50；周紫芝44；李清照16；向子諲33；张元干30；朱淑贞10；袁去华45；陆游23；范成大24；张孝祥23；赵长卿100；辛弃疾129；程垓70；赵师侠38；姜夔25；史达祖78；刘克庄21；吴文英108；刘辰翁62；周密76；蒋捷32；张炎93
上表很粗糙，仅仅例举一些较为耳熟的词人，不过，基本兼顾了时段、风格、词人身份，还是能说明问题的。这些词人留传下来的作品有多有少，就个人而言，抒发各种愁绪的作品比例都不小。陈子龙曾谓：“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王国维对此深表赞同，在其《人间词话》里特意强调“善乎陈卧子之言”
[8]。姑且不讨论宋诗成就如何及他们的看法妥否，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两人达成一致意见：宋人的欢愉愁苦之致大体上形诸于诗余即词中了。换句话说，宋词无论反映什么类型的社会人生，它的情感基调应当是愁苦。或问：不是也有欢愉吗？是的，宋词的功能之一便是娱宾谴兴，表现词人游戏快乐的一面；可是，宋词往往在欢笑的背后，隐潜着更沉郁的“愁心”，即便是“闲愁”亦非浮泛而发，照样有着“动于中而不能抑”的意味。（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后文专门论述。）如此繁复的愁绪，来无踪，去无影，遍布两宋词作，正所谓：“只知眉上愁，不识愁来路。窗外有芭蕉，阵阵黄昏雨。晓起理残妆，整顿教愁去。不合画春山，依旧留愁住。”
[9]
宋代相关言愁词句不胜赘举，随处便可拾摭，以上所例比重甚微，却能初窥其抒情的基调，也能呈现若干特点：其一，从愁情的深浅度来说，有闲愁、忧愁、哀愁、悲愁，大致情况是与时推移而加深，与国运强弱息息相连；其二，从愁情附寄对象来说，有缱绻情愁、黯然离愁、款款思愁、乡梦迷愁，有羁旅行役之愁、风物兴发之愁、怀古咏史之愁、节序习俗之愁，有济世怀抱与扼腕叹息之愁、壮怀激烈与家国沦落之愁、内心返视与宇宙沧桑之愁；其三，从愁情抒发的主体来说，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籍籍无名氏，从文人墨客到僧道尼妓，由疏放旷达之士至缠绵多感之徒，无一幸免于愁情的溢胸而出；其四，从词风特点来说，俗愁、雅愁、艳愁、邪愁、私愁、旷愁、豪愁、媚愁、俚愁等等，愁情并非含蕴在某类特定风格的词作中，它的审美形态是千姿百态的。其五，就词人选用的词牌来说，几乎任何一种词牌都适合愁情的倚声而歌。当然，若是稍加仔细一点也会发现，僧惠洪常叹“愁似海，洗光词锦，后夜归舟，云涛喧醉枕”，释家的旷逸超脱荡然无存，代之以满纸渗透着谪客的愁怨和思泪，这也许可以理解，因为这样的愁叹声是惠洪出家前所抒发的。可是道家词作当中言愁的现象不是很普遍，直接出现“愁”字的机会则更少，相反，道家词选用“乐”字者极多，表现人生之乐与超脱万物之乐者极多。那么，这是否影响宋词言愁的情感基调呢？全真教开山祖师王重阳【南乡子】云：“物物不追求，摆手行来事事休。返照回观亲面目，无忧，自在逍遥岂有愁。”世俗的苦难，人生的悲哀，现实的功名是非，使宋人心理承受力不堪重负，宋人皈往道观以求得真乐的愿望较为强烈，也因此道派繁衍，宗门林立，仙风道骨与逍遥自得之文化教义渗透于词作中。马钰【满庭芳·得真乐】有句云：“一灵常皎洁，优游恬淡，真乐无涯。论比之明月，月有云遮。若比孤云自在，风飘荡、牢落堪嗟。予亲遇，得超彼岸，快活更无加。”道教真人们超脱物欲凡尘，隐逸山林，寻求物我两忘之乐，修炼成仙之乐，实则是对现实苦忧的回避，并不表示他们从来没有遇到“牢落堪嗟”之事。透过他们所求的“真乐”，同样可以发现怨愁苦恨的情绪，只不过被他们通过修炼渐渐麻木淡忘了。
“言愁”本是中国文学尤其古典诗词的习得情结，而宋词作为一代文学典范，因其固有的女性气质更加多愁善感，无论雅与俗、文与野、正与邪、庄与媚、柔与刚之词者、词作或词派都很难绕开这个“言愁”的传统。又因宋代固有的社会状况和文化范型，宋词的“言愁”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尤为突出，甚至成为社会风尚，成为宋型文化娱宾谴兴之后的一副“识尽愁滋味”的面容。而对宋词言愁的现象及其情感基调，此前或多或少有些学者论述过，并产生一些成果。可惜的是，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停留在个案分析，要么盯住某个词家或流派“言愁”的现象，要么究查“愁”的某个类型，要么讨论“愁”的某个层次的内涵，要么采用审美学的方法对愁情词进行审美鉴赏。这些个案和专题研究当然也是必需的也是很有意义的，缺少了个体研究也就难以进行综合研究。只是仅仅停留在这样现状，显见难以开掘出“宋词言愁”风尚的更深层次的意蕴，也无法洞见宋型文化的外在表征和自在特质。
诸葛忆兵《宋代文史考论》
[10]有关宋词言愁的文字可谓立论新奇，思辨有据有绪，他从分析宋代艳情词视点来来倡言词中愁绪、愁情并不是表达所谓的男女爱情，真正的爱情在宋词里面没有多少含量，即便是秦观、柳永等言愁词手皆然。宋代艳情词只不过是遣兴娱宾之作，表达的无非狎邪调笑后的感官功能体验，或者是借艳情渲泻私己的人生遭际和抑郁苦情。所以他们词中所含蕴的愁风愁雨另有所寓。他举秦观为例，以其人生游宦浮沉为依托，以宋代试举和文官制度为佐证，以青楼文化的发展为参照纬度，将“愁情”在“词为艳科”的娱宾功能上的体现分析地辨辟入理，与人们传统上对艳词的看法背道而驰，有耳目一新之感。立论固然大胆，但是尚不足以全然否决宋词里面的真正爱情。暂且撇开宋词爱情含量有多大这个问题，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宋词的情感基调是万种愁情。
因而，统观两宋词作，尽管能感受到宋人情感的丰富层面，但其情感基调乃是言愁，这基调用辛弃疾一句词来说是：“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
[11]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茅一相《评曲藻后》：“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是皆独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灭者。”艾南英《答杨淡云书》：“使有持衡者，衡我明一代举业，当必如汉之赋、唐之诗、宋之文，升降递变，为功为罪，为盛为衰，断断不移者。”
焦循《易馀籥录》卷十五：“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则专其词，元则专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不过，近年也有学者怀疑宋词是一代之胜的说法，如沈松勤在《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发表论文《“宋词一代之胜说”释疑》
蔡镇楚、龙宿莽《唐宋诗词文化解读》，第4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明代卓人月汇选、徐士俊参评，谷辉之校点，共2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81年版
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元好问《新轩乐府引》，见《遗山先生文集》卷36，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电子版
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前言，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第41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此为陆游妾词【生查子】，见清代叶申芗《本事词》载：放翁尝於驿舍见题壁云：“玉阶蟋蟀闹清夜，金井梧桐辞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灯起作感秋时。”询之，则驿卒女也，遂纳为妾。方馀半载，夫人不容，
乃遣之。妾又赋生【查子云】：（即文中所引词，略）
《宋代文史考论》，中华书局，2002年。该书采用文化学的理论方法，提醒研究者从多个角度探询彼时彼地的文化语境，不要以今人的眼光和立场去要求古人，规范古人，从而误读宋词意义的真正生成过程，得出后天建构起来的结论，而必须做到文史互动，今古互动，才能在阐释文学文本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中，使文学文本具有历史的与当代的双重意义。
辛弃疾【菩萨蛮·赏心亭为叶丞相赋】，据邓广铭《辛稼轩词编年笺注》言，题中丞相之称，为后来追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