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中的觉醒者
2006-05-29 08:41阅读：
鲁迅小说涉及到众多的觉醒者形象，或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如前者《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后者如《祝福》中的“我”。在觉醒者身上，鲁迅少了“怒其不争”的批判，多了“哀其不幸”的同情，更主要是理解。究其原因，这跟鲁迅“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进”的写作意图有关，也跟鲁迅本身有关，作家的创作来源于经验和感受，肯定会有意无意地融入自身的哀痛和无奈。同时，鲁迅也是个乐于自我剖析的作家，也就更了解觉醒者的痛苦和无奈了。
觉醒是觉醒者的幸运，也是觉醒者的不幸。因为它在进一步阐释人的可能性和价值的同时，也会给人带来痛苦。人的幸福主要直接取决于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所以即使是愚昧的深受封建毒害的阿Q也可以是常常快乐的。就当时的社会条件而言，祥林嫂类的人物其痛苦是有条件的，是可能转变的，而觉醒者的痛苦的必然的无条件的。如祥林嫂，如果她的丈夫没有死，儿子没有被狼叼走，又能有饭吃，那她很可能是幸福的。但觉醒者的幸福没有这么轻易，他们面对的是整个黑暗的铁屋子，对抗的是整个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和机制，其中包括坏人的恶意攻击，个人的力量是那么的渺小，行动上困难重重，愿望往往无法实现，痛苦也就随之而来。更要命的是，他们还要面对大众的隐性排挤，通常的情况下，众人都是旧思想老观念的因袭者和守卫者，对于那个时代的觉醒者来说，众人是愚昧的，他们往往会因为觉醒者触犯了他们的旧观念和旧习惯而对觉醒者产生误会和怨恨，如《药》这篇小说中就有民众这样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么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在这时候，说话者都是以正义者的姿态出现的，以道德的捍卫者出现的，说话铿锵有力，仿佛觉醒者自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觉醒者的痛苦还来自于困惑。以《祝福》为例。当“我”面对祥林嫂“一个人死后，究竟有魂灵的？”“那么也就有地狱？”和“那么，死
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的？”的诘问时，对这类“平时毫不介意”的的问题，受过现代科学启蒙的“我”竟吞吞吐吐，左顾右盼，遮遮掩掩，“知道自己也还是一个愚人”，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当时的觉醒者面对这样的一个悖论：若要改造这个社会，很大程度上先要改造社会中人，也就是需要越多的觉醒者；但是如果又无法给他们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处在改造中的人必然要面临着原先没有的苦难（精神上的）。作为有人文精神的觉醒者，是不太愿意别人受难的，即使跟祥林嫂处于同一思想水平和社会地位的这类人享受的幸福是不值得过的猪一般的幸福。另一方面，就是启蒙的可能性问题，像祥林嫂这样深受礼教毒害的人，不是你三言两语就可以启蒙的，他们连字都不认识，他们首要的是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是让她惊恐绝望地过完余生呢，还是让她抱着一点希望（与家人团聚）过完余生？这仍是涉及到幸福是什么的问题，以及它与人的终极价值之间关系问题。《在酒楼上》的吕经蒲为什么要“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棺材里”，以此去骗骗他母亲，还不是要顾及她的感受，让她过得快乐些？一方为觉醒者，另一方仍在迷梦中，吕经蒲不可能要求她母亲真正理解他迁就他，并趁机向她进行思想启蒙。可以这么说，在铁屋子中率先醒来的人，天生就处于弱者的地位。有时，他们所同情的所要拯救的人甚至给了他们更多的肘掣：对抗压迫者他们可以拿出“宁为玉碎”的勇气，但对待祥林嫂这类的人有时候就不得不为“瓦全”！
有的评者说，魏连殳和吕经蒲的沉沦或退缩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局限性。我是不认同这种看法的，我觉得我下面要谈到的东西是人类的共性，并不是接受了什么思想什么主义就能有彻底的改观的。我认为鲁迅小说中觉醒者的退缩主要有下面三个原因：一是对死亡的恐惧。在鲁迅笔下的社会里，虽然觉醒者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地位比农民阶层高，但当他们扮演着一个反抗者的角色时，所要承受的来自黑暗势力的威胁比顺民要大得多。二是责任的担当，特别是来自家庭的。鲁迅在拒绝冒险刺杀清廷官员时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他的母亲谁来养吗？（当然，更主要的是鲁迅考虑到刺杀的意义，他不想作无谓的牺牲。）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无论觉醒者抱着多大的善，在生活中也会是不受欢迎的人物，被人误解，再加上当权者的控制和唆使，尽管有知识，觉醒者也很难谋到工作的。魏连殳不是穷得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了？涓生和子君不是穷得连“火炉都要成为很大的问题”？常常，第二个原因起着比第一原因还要大的作用，试想，一个觉醒者若被当权者抓住了，很可能经严刑拷打而不放弃自己的信念，并且唾弃当权者和压迫者；但若他老吃了上顿没下顿，父母妻子儿女跟着挨饿，那他就可能像吕经蒲那样，到地主家里教以前反对的“之乎者也”。
旧势力不但直接打压觉醒者，而且进行隐性打压——就是不给你工作，让你没有生活来源，让你每天回到家里都得面对饥馑面瘦的家人。这时，你要么饿死病死，要么暴力反抗，要么改变觉醒者的姿态，只有这三条路让你选择。但是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人饿死病死啊，反抗也不是立竿见影的——觉醒者往往是孤单的，当他面对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旧势力系统时，他的反抗无异于蚍蜉撼树。再说面对这样的隐性打击时，除非用暴力颠覆整个旧势力系统，否则你很可能无从反抗——名不正言不顺啊，甚至没有人同情你，众人只会当你无能罢了，你只是一个连口饭都混不上的家伙。在前两条路都堵死的情况下，很多觉醒者不得不改变觉醒者的姿态，忍辱偷生，如魏连殳，吕经蒲，子君和涓生的爱情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此破裂的。
三是觉醒者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价值认识问题。当觉醒者孤独寂寞，特别是绝望的时候，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孤独者》中有这么一段触目惊心的话：“人生的变化是多么迅速！这半年来，我几乎求乞了，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乞。然而我还有所作为，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动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的。你看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那力量就这么大。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一个也没有了。同时我也觉得不配活下去；别人呢？也是不配的。同时，我自己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而活下去；好在愿意我好好活下去的的人已经没有了，再也没有谁痛心了。使这样的人痛心，我是不愿意的。”从中可以看出，魏连殳对这个世界绝望了，产生了破罐破摔的心里，入幕做顾问是对世人也是对自己的变相报复。其实魏连殳一直是清醒的，对自己“躬行我先前所憎恶的，所反对的一切”也知道是沉沦的，更是失败的，但因为他在遭受饥饿的威胁后，在那个连很小的小孩都拿着芦苇喊“杀”的和“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活下去的”看不到希望的世界里，他对自己所坚守的信念和付诸的行动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也许是觉醒者们觉醒的程度还不够，他们看重的是自己所做一切的效果，而不是自己到底怎么做了和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当他们发现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时候，他们变化心灰意懒，甚至自暴自弃。也许，他们更需要的是鲁迅那种“绝望的反抗”的精神，做一个彻底的殉道者。
结合鲁迅本人来看，在作为觉醒者的一生中，鲁迅也曾遇到过困惑，迷茫，威胁，但他最后还是坚持了自己，连死前的遗言都保持战斗者的本色。究其原因，除了因为他是一个作家的身份而更容易保持独立的经济来源，还因为他具有不同一般的反抗信念。鲁迅成为鲁迅后，绝望就一刻不停地伴随着他，为了给自己一点希望，他甚至要硬缀给自己一点希望，就像夏榆坟头上的那一圈红白的小花。但他是伟大的，他最终超越了社会，超越了自己，甚至超越了生命，完成了自我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