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曲家到演绎看到聆听者
2009-04-04 18:21阅读:
从作曲家到演绎看到聆听者
科普兰
至此为止,本书主要的涉及是抽象音乐。不过,从实际出发,差不多每一种音乐场合都包括三种明显的因素:作曲家、演绎者和聆听者。他们构成三位一体,缺一不可。音乐始于作曲家,通过演绎者的介绍而到达聆听者。可以说音乐的一切都是为了听者的。因此,为了明智地聆听,不仅需要了解自己的任务,而且还需要清楚地了解作曲家和演绎者的任务,以及每一方在构成总的音乐感受方面做出了什么贡献。
既然我们文化中的音乐是由作曲家开始的,就让我们也从作曲家开始吧。归根结蒂,当我们听一位作曲家时,我们听什么呢?他无需像小说家那样给我们讲故事;他无需像雕刻家那样“临摹”大自然;他的作品无需像建筑家的图纸那样具有直接的实际用途。那么他又给了我们什么呢?我看似乎只有一种可能: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当然,每一位艺术家的作品都是一种自我的表现,但是任何一种艺术家都不像作曲家那样直接表现自我。他在不涉及外部“事件”的情况下把自己最精髓的部份给了我们——那是他作为一个人所体验的最充分和最深刻的表达。
要永远记住,当你聆听一位作曲家的作品时,你是在听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连同他特有的个性。对作曲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的重要性有大有小,但凡是重要的音乐作品,总要反映这种个性。没有一个作曲家不能把他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价值写到自己的乐曲中去。他的人品也可能具有人类弱点的标记——如吕利和瓦格纳的那样——但是凡是他作品中的精华,必然出自他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精华。
如果我们更细致地研究一下这个有关作曲家的个性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由两种不同的成分构成的,他天生的个性和他生活的时代的影响。因为很明显,每位作曲家部生活于一定的时期,而每个时期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不管作曲家表现什么个性,都不可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正是这种个性和时代的相互作用才形成作曲家的风格。具有十分类似的个性的两位作曲家,如果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可避免地会写出两种不同风格
的作品。当我们谈作曲家的风格的时候,我们是指这位作曲家的个性与他所处的特定时期相结合的成果。
如果我们以一个具体的情况为例,对这个音乐风格的重要问题也许能解释得更清楚一些。以贝多芬为例,他的风格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粗犷。贝多芬作为一个人,一直就有鲁莽、粗犷的名声。然而光是从他的音乐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个大胆、粗犷的作曲家,正好是文雅和甜蜜的对立面。不过,贝多芬这种粗犷的个性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表现的方式也不同。他的《第一交响曲》的粗犷与《第九》的就不一样,那是时期的不同。早期的贝多芬,其粗犷性限于十八世纪古典风格;成熟的贝多芬则受十九世纪解放趋势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考虑一位作曲家的风格时,必须把反映他所处的时期的个性考虑进去。有多少作曲家,就有多少风格;而每一位重要的作曲家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他个性的成熟的影响下相应地又有几种不同的风格。
如果了解作曲家的作品风格对聆听者来说是重要的话,对演绎者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演绎者是音乐的中间人。聆听者更多地听到的是演绎者对作曲家的想法,而不是作曲家。作家与读者的接触是直接的;画家只要把画挂起来让人看就行了;而音乐则像戏剧一样,是必须重新解释才能生存的艺术。在作完曲之后,可怜的作曲家必须把它交给演绎艺术家,听其摆布——而我们又必须记住,后者是有自己的音乐风格和个性的人。一个外行的聆听者,理想地说,如果能够把作曲家的乐思和演绎者忠实再现这种乐思的程度区分开来,他就能对演奏水平做出相当正确的判断。
演绎者的任务无庸争辩,谁都承认他的存在是为作曲家服务的——吸收并再创造作曲家的“信息”。这种理论非常简单,需要加以阐述的只是它的实际应用。
现代第一流演绎艺术家多半具有足以使他应付各种要求的技术。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技术熟练程度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第一个演绎的实际问题是由音符构成的。今天的乐谱并不完全是作曲家的乐思的忠实写照。它不可能成为这种忠实写照,因为它太模糊了,它为个人的兴趣和选择留的余地太大了。因此,演绎者总是碰到这个问题:他应在多大程度上根据乐谱演奏。作曲家只是些凡人——人们早就知道他们写音符不那么准确,忽视一些重大的遗漏。人们也知道他们有时会改变自己的速度和力度。因此,演绎者在看谱时必须运用他们的音乐智慧。当然,也存在走两种极端的可能——过分严格地按着乐谱演绎或是离题太远而不着边际地演绎。如果有一种更确切的记谱法,这个问题可能会解决得好一些。不过;即使如此,对乐谱还是可以有若干不同的演绎法。
因为一首音乐作品归根结蒂是一个有机体。它是活的而不是静态的东西,因此不同的演绎者乃至同一演绎者在不同的时刻触以不同的认识和角度去看待同一作品。演绎在很大程度上是强调问题。每一首作品都有一种演绎者不能背离的基本性质。这种性质来源于乐曲的特性,这种乐曲特性又来源于作曲家本身的个性和作品产生的特定时期。换言之,每一首作品都有自己的特有风格,演绎者必须忠实于这种风格。然而每一个演绎者也有他自己的个性,所以我们听到的作品风格是由演绎者的个性所折射的。
因此,演绎者与他再创造的作品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当演绎者在演奏过程中不受束缚地随意注入自己的个性时,就会产生误解。在最近几年,光是演绎这一词就引起了争论。由于对一些“主要女演员”的夸张和错误的演绎感到泄气和恼怒,某些作曲家,特别是以斯特拉文斯基为首的,说过大致下述的一段话:“我们并不希望对我们的音乐有任何所谓的演绎,照着音符演奏,既不增加什么,也不减少什么就行了。”尽管发出这种责备的原因很清楚,在我看来却似乎代表了作曲家的非现实主义态度。因为没有一个完美的演绎者可以在不加入某些自己的个性的情况下演奏完一首乐曲甚至一个乐句的。如果非要按另外一种方式演奏,演绎者就成了机器人。当他们演奏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按自己的方式演奏。这样做无须曲解作曲家的意图,他们只不过是用自己的音调“读”乐谱。
但是,所以出现不同的演绎方式还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如果两个第一流的指挥都在演绎勃拉姆斯的交响乐,他们演绎的效果在不背离勃拉姆斯原意图的情况下无疑也不会相同。考虑一下这为什么是对的也许是有趣的。
以当代两位最杰出的指挥托斯卡尼尼和库塞维茨基为例。他们的个性完全不同——他们想的也不同,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事物的感情,生活的哲学也不同。因此,他们对同样的一些音符有不同的演绎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那位意大利指挥(托斯卡尼尼)具有古典主义者的性格。一定程度的超然是古典主义者不可缺少的。人们对他的初次印象是好奇的——托斯卡尼尼好像根本没有做什么。只有当人们听过一阵之后才开始感到一种蕴藏于艺术之中的艺术。他像对待物体那样对待音乐。好像它存在于舞台之后,我们在那里可以尽情地思考它,对它有一种奇妙的超然感。然而它一直是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激情的。托斯卡尼尼强调的总是协调、整体的结构;从来不是细节或各别的小节。音乐为自己的目的运动着、生活着,而我们能够沉思这样生活着的音乐是幸运的。
另一方面,那位俄国指挥(库塞维茨基)则是属于浪漫主义的。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溶化到了他所演绎的音乐中。他很少进行计算。他具有演绎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所应具有的火焰、热情,戏剧性想像力和美感。对库塞维茨基来说每一首杰作都是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他指挥着一场大战,这场战斗的结果必然是人类的精神最终取得胜利。当他“进入情绪”时,其效果是压倒一切的。
当这两位个性完全不同的人把他们的天才运用到勃拉姆斯的同一首交响曲上的时候,产生的结果必然不同。这位地道的德国作曲家的作品被一位俄国人和一位意大利人演绎的例子很有典型性。他们俩中的任何一个部不大可能使自己的乐队产生德国人认为是“真正德国的”音响效果。在那位俄国人的手里,演奏勃拉姆斯作品的乐队会发出一种不容怀疑的光彩,在曲结前,交响曲本身所包含的每一丁点浪漫的戏剧成分都会被充分发掘出来。那位意大利指挥则会强调勃拉姆斯作品中的古典结构的一面,那些旋律线将受到最纯正的抒情风格的渲染。如你所看到的,两种情况都只是一个强调问题。你可能会认为这两个人都不是勃拉姆斯交响曲的完美演绎者。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在于,为了明智地聆听,你必须能辩认指挥在再创造该作品的那一瞬间确切地对作品做了什么。
换言之,当你在听一场演出时,你必须更好地意识到演绎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为此,必须做到两件事:作为一种参考依据,对该作曲家的作品风格多少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能够感觉到演绎者在自己的个性范围之内以何种程度再现这种风格。不管我们距离达到这种欣赏的理想要求有多远,我们必须永远把它当做一个努力目标。
到此为止,在这整个过程中聆听者的作用的重要性一定是很清楚的了。只有针对明智的听众,作曲家及其演绎者共同的努力才有意义。这说明了聆听者所应承担的责任。但是在一个人能理解音乐之前,他必须真正喜欢它。对作曲家和演绎者来说,他们最希望的是有一批全神贯注的听众。弗吉尔·汤姆逊有一次曾把理想听众描述成“拼命鼓掌的人”。毫无疑问,他这个玩笑是指只有当聆听者把自己全部投入到音乐中去,对音乐或是作曲家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全部投入音乐意味着要扩大自己的趣味,只喜欢传统类型的音乐是不够的。趣味像灵敏度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但这两者都可以通过明智的练习得到发展。这就是说对各个时期各种流派的、新的和旧的、保守的和现代的音乐都要听。这意味着尽可能不带偏见地聆听。
要严肃地对待自己作为聆听者的责任。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外行,都一直在竭力加深我们对音乐这门艺术的理解。不管你如何称自己为一个谦虚的聆听者,你也不例外。既然听众的联合反应最能深刻地影响作曲和演绎的艺术,说音乐的未来是掌握在听众手里也许是有道理的。
在有生气勃勃的听众的情况下,音乐才能真正地生气勃勃。全神贯注地听,有意识地听、用自己全部的智慧听是对我们推进这门人类光辉的艺术的最起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