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袁枚的骈文观
2009-12-26 00:06阅读：
试论袁枚的骈文观
『摘要』
袁枚在批评理论上主要以诗论著称，前人论述颇多，而对于他的骈文理论却未见专门论述。本文主要从清代骈散之争的大背景去考察其骈文观。袁枚认为骈散同源，古无骈散之分，文学史上的骈散代兴是一场求新的变革。他指出重修词是骈文的优点，并反对散文有用骈文无用的说法。
『关键词』 袁枚
骈文观
骈散之争
骈散同源
骈散代兴
修词
有用
无用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世称随园老人，为“乾隆三大家”之首，是清中叶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除了诗歌成就外，他的骈文创作成绩也斐然可观，位列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中，孙星衍赞其“骈体最工，论者谓抑扬跌宕，深得六朝体格”。
[①]
身处骈散之争十分激烈的乾嘉时期，袁枚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骈文观。这些骈文理论主要散见于一些尺牍和文章之中，虽然不如诗论那样系统周全，但还是很有价值的。现在其诗论研究者甚多，而对其骈文观尚未见专门论述。本文将就此略陈管见，以求方家批评指正。
自中唐韩、柳倡导“古文运动”之后，骈文和散文遂成为互相对立的文体。人们因为不满六朝的浮靡文风，也就否定了骈文这种文体。而从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从宋朝一直延到元明，骈文体格愈来愈卑，处于明显的衰落之中。这段时期，尊散抑骈成为文坛的传统观念。入清后，骈文出现复兴之势，涌现出一批著名的骈文作者，陈维崧、毛奇龄、胡天游、汪中、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孙星衍等皆擅胜一时，声名远闻。伴随着骈文创作的兴盛，骈文批评理论也有了很大发展。不少学者文人反对轻视骈文，他们从骈文的起源、儒家经典、文章发展史等各个方面去为骈文正名，与声势浩大的古文派理论相抗衡。作为一个富有创见的骈文大家，袁枚也加入到这个批评行列中。他尊骈，但不抑散，其骈文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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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骈有散，文之道也”，强调古无骈散之分，骈散不可偏废。
首先，袁枚从自然界奇偶相生的现象去证明文章中骈散并存的合理性。其《胡稚威骈文序》云:“文之骈，即数之偶也。而独不近取诸身乎?头，奇数也;而眉目，而手足，则偶矣。而独不远取诸物乎?草木，奇数也，而由蘖而瓣鄂，则偶矣。山峙而双峰，水分而并流，禽飞而并翼，星缀而联珠，此岂人为之哉!”
[②]文中之骈散如自然界的奇偶现象，是不会因人为而改变的自然法则，并无所谓优劣之分，其地位应该是并列的，所以尊散抑骈毫无道理。他在《书茅氏八家文选》也强调“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骈有散，文之道也”，同时指出“文章体制，如各朝衣冠，不妨互异，其状貌之妍媸，固别有在也”，又进一步说“学六朝不善，不过如纨绔子弟，熏香剃面，绝无风骨，止矣。学八家不善，必至于村媪呶呶，顷刻万语，而斯文滥矣”，
[③]不但将“六朝”与“八家”并列，还认为学“八家”不善其弊甚于学“六家”不善，尊骈意识十分明显。
其次，他还从儒家经典中去寻找证据，说明古代骈散同源，并不对立。其《胡稚威骈文序》说骈体文是由“六经滥觞”而来的，在《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中他又强调“唐以前无古文之名”、“古之文不知所谓骈与散也”，并举例说《尚书》中“钦明文思安安”是散语，而“宾于四门，纳于大麓”就是骈句。《易经》“潜龙勿用”是散语，而“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就是骈句
[④]。从自然界奇偶相生的现象去证明文章中骈散并存的合理性，并从六经中追溯骈散同源，从而为骈文正名，这种论述在当时的尊骈理论中很常见。如吴鼒《八家四六文钞·序》就说“夫一奇一偶，数相生而相成；尚质尚文，道日衍而日盛。旸谷幽都之名，古史工于属对；闵受侮之句，葩经已有俪言。道其缘起，略见源流。”
[⑤]采用征经和象法自然的方法去证明某一文体存在的合理性，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传统，袁枚用它为骈文正名，很好地为骈文找到了生存的基本落脚点。
二、从文学发展规律上说明骈散代兴之合理。
袁枚指出:“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穷则变，变则通。西京浑古，至东京而渐漓，一二文人，不得不以奇数之穷，通偶数之变，及其靡曼已甚，豪杰代雄，则又不屑雷同，而必挽气运而中兴之。徐、庚、韩、柳，亦如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也。”(《答友人论文第二书》)“穷则变，变则通”，这里他以一种比较阔远的历史眼光去审视文学史上骈散代兴的现象。他认为骈文的兴起是由于东汉散体古文气格卑薄，所以当时的文人才纷纷用骈体文去求变，而骈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会变得淫靡不振，这又促使古文的兴起，从而才有了后来韩柳的“古文运动”。这样一来，八代骈文的兴起不仅不是“衰”，而与“古文运动”一样，是一场很重要的振兴文章气格的变革。从求新求变的角度去论述骈文兴起，在文学史中为骈文的历史存在找到了立足点，使之能与古文平起平坐。实际上，这种观点与他论诗不厚古薄今，注重求新求变的精神是相通的。如其《与沈大宗伯论诗书》云：“诗有工拙，而无古今。……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今不得不变，使不变，则不足以为唐，不足以为宋也。子孙之貌，莫不本于祖父，然美而变者有之，变而丑者有之，若必禁其不变，则虽造物有所不能。”
[⑥]同样强调“穷则变，变则通”的重要性。虽然他对骈文兴起的原因解释得不够准确，但从整个文学发展的过程来看，骈文兴起确有其内在合理性。能以广阔的历史眼光去审视骈散兴替，足见其持论深远通达，这也是当时其他尊骈论者所不及的地方之一。(刘师培《文说》：“至韩、柳修词，欧、曾循轨，以散行之体，立古文之名。然三代之时，文与语别，六朝以降，文与笔分。若屏偶体，崇尚奇词，是则反朴归真，力守老聃之论，舍文从质，转追棘子之谈，空疏之讥，凯歌免欤？”(《近代文论选》，第5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其《文章原始》云：“降及唐代，韩、柳嗣兴，始以单行易排偶，由深趋浅，由简入繁，由骈俪相偶之词，易为长短相生之体，兴诗歌易为词曲者，其理相同。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同上，第562页。))
另外，他还提到在这场骈散兴替的变革中，韩柳的古文因为“时有六朝习气”，所以能为“文中五霸者”。又说“宋人不屑为”，“惟其不屑为，亦復不能为，而古文之道终焉。”
[⑦]韩柳发起“古文运动”，批判六朝颓靡浮浅的文风，但他们的文章却善于吸收六朝骈文的有益成分，融骈入散，创作出了许多音韵铿锵、节奏优美的古文。袁枚对此很是倾心赞赏，而对宋人的“不屑为”则持批判态度，认为这正是导致古文走向衰落的原因。虽然他没有直接提出骈散合一的观点，但已经为后来的骈散合一论开启了新声。后来，桐城派“姚门四大弟子”之一刘开在《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中说：“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
[⑧]其论述与袁枚是何其相似啊!
三、从修辞的角度肯定骈文的价值。
骈文对仗工整，声韵铿锵，藻饰华美，具有均衡和谐美、音乐美、典雅美等美学特征，所以袁枚声称“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胡稚威骈体文序》)。但如果过分注重形式技巧，而无充实饱满的内容，则会如木塑美女，徒有外形而无神气。古文批评六朝颓靡浮浅的文风，主要就是针对此类作品而言。但是，骈文写得不好，不能归咎于形式技巧，它只是一个工具，运用是否得当，责任在于作者。相反，恰当地运用得好对仗、用典、藻饰等修辞手段，可以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骈文应该比古文更有价值。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袁枚把圣人抬出来，说“古圣人以文明道，而不讳修词”(《胡稚威骈体文序》)，只要能达到“明道”的效果，圣人也是讲究文章修饰的。孔子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与孙俌之秀才书》又加以引用：“圣人论为命，尚且重修饰润色，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
[⑨]足见他非常重视文章的修辞效果。
当时古文派攻击骈文最多的地方也正是它的藻饰技巧，袁枚能够客观公允地从骈文的艺术特质着眼，肯定其长于“修词”的特点，确实独具只眼，难怪朱东润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称赞他说：“每值盘根错节，辄能一语破之”。
[⑩]
不过，袁枚也反对过分修饰，并认为以“四六”称呼骈文非常不当，竭力为骈文正名：
“若夫四六者，俗名也；《庚桑楚》及《吕览》所称四六，非此之解；柳子称“骈四俪六”，樊南称“六甲四数”，亦偶然语耳。沿此名文，于义何当。宋人起而矫之，轻倩流转，别开蹊径，古人固而存之之义绝焉。自是格愈降，调愈卑，靡靡然皮傅而已，虽骈其词，仍无资于读书，文之中，又唯骈体为尤敝。”(《胡稚威骈体文序》)
古无骈散之分，骈文亦无专门称呼。中唐“古文运动”之后，人们已意识到骈散之别，但仍未有专称。以“四六”称骈文，当始于柳宗元《乞巧文》言骈文
“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还有晚唐李商隐自编成《樊南甲集》，称其骈文为“樊南四六”。其后，宋代开始流行，一直沿用到清代。但是，袁枚认为，“四六”是一“俗名”，柳、李所言亦不过是“偶然语”，实不足以代称骈文。为什么袁枚要斤斤计较于这么一个名字呢？原因是宋代骈文“轻倩流转，别开蹊径，古人固而存之之义绝焉”，而且从此是“格愈降，调愈卑，靡靡然皮傅而已”。确实，随着宋“四六”定格之后，骈文创作程式化渐趋严重，特别到了南宋末期，多数作者学养不足，拘拘于对仗、用典等形式技巧，导致作品千篇一律，空疏浅陋，此种创作风气一直延到元明。四库馆臣评李刘《四六标准》时就批评宋“四六”说：“沿波不返，遂变为类书之外编，公牍之副本，而冗滥极矣。”
[11]以“四六”称骈文，容易使人把骈文与这种过分琐碎雕饰的骈文创作等同起来，从而忽略了真正有价值的六朝骈文和唐代骈文。而这正是袁枚急切为骈文正名的原因所在!反观清代各种有关骈文的著作，早期多称“四六”者，如陈维崧的《四六金针》、孙梅的《四六丛话》等，而后期虽亦有称四六者，但称“骈体”或“骈文”的却逐渐多了起来，如李兆洛的《骈体文钞》、王先谦的《骈文类纂》、姚燮《皇朝骈文类苑》等，可见后来学者也认识到了为骈文正名的问题，由此也可看出袁枚眼光之敏锐。
四、反对古文有用骈文无用。
古文家们往往以“明道”自居，认为古文才是传播圣人思想的最有用工具，而骈文只会玩弄文字技巧，是淫靡的“无用”之文。针对这种“散文多适用，骈体多无用”的说法，袁枚在《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中予以有力的反驳。
首先，“文章家各适其用”，不得专谓古文有用而骈文无用。“必以适用为贵，将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其一专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贵于无用之珠玉锦绣乎?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须眉无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须眉乎?是亦不达于理矣!”
他认为散文好比“布帛菽粟”，为实用之文，而骈文则如“珠玉锦绣”，为纯粹美文，但两者各有其用，不得偏废。人的需求多种多样，既要有维持生命所必须的“布帛菽粟”，又不可缺少娱悦性情的“珠玉锦绣”，而极富艺术美感的骈文正可满足人们这一需求。袁枚曾在《玩古者说》一文指出古文物具有“娱人之情”的
“不用之用”，并强调说“有用之用小，无用之用大，凤不司晨，麟不服軏，周鼎不烹饪，固不可贱也。”
[12]这跟他强调“无用之珠玉锦绣”贵于“有用之布帛菽粟”是相一致的，可见袁枚对文章艺术美感娱悦性情的作用相当重视。
其次，“文之佳恶，实不系乎有用与无用也。”他又以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作对比，说明文章好坏的关键不在于实用性。他对比韩柳古文以说明之：韩愈诸如“《淮西碑》、《顺宗实录》等书，以为有绝大关系，故传之不衰”，而柳宗元“以柳州一老，穷兀困悴，仅形容一石之奇，一壑之幽，偶作《天说》诸篇，又谲诡悖傲，实不与经合，然其名卒与韩峙”。
(《答友人论文第二书》)柳宗元《永州八记》等山水散文，通过描写幽寂清美的山水抒发自己寂寥悲闷的情怀，确实看不出其直接的社会实用性，似乎“无用”，但它们却能与韩愈那些关乎国家大事的“有用”之文相并列，就是因为文章的流传与否不在于是否“有用”，而在于文章是否写得优美动人。如果一篇文章充斥着许多修身治国之道，而表达又寡乎无味的话，那么它或许“有用”，但决非好文章。所以，袁枚接着又说道：“何以每见足下于庄、屈之荒唐，则爱之而诵之，于程、朱之语录，则尊之而远之？岂足下之行与言违哉？盖以理论则语录为精，以文论则庄、屈为妙。”“有用”之文因“言之无文”而令人敬而远之，相反的，“无用”之文却能以其美妙的艺术魅力令人亲而爱之。这样一来，骈文做为一种典型的艺术美文，其存在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另外，对那些汲汲以“明道”自居的古文家的“有用”之文，袁枚给予无情的讽刺。他说：“三代后圣人不生，文之与道离也久矣。然文人学士必有所挟持以占地步，故一则曰明道，再则曰明道，直是文章家习气如此。”(《答友人论文第二书》)认为这些古文家不过是为了在文坛占一席之地，才拿圣人做幌子的，而且“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又说这些道德文章“矜矜然认门面语为真谛”，“时时作学究塾师状”，“持论必庸，而下笔必滞”。
(《答友人论文第二书》)
认为它们都是一些空洞无力的说教。从这一角度看，骈文比这些所谓的“有用”之文要好得多，所以尊散抑骈是毫无道理的。实际上，反对在文章里作道德说教是袁枚的一贯主张，这与他在诗论上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也是相通的。
最后，袁枚指出，相对于散文而言，写作骈文还有一用处，那就是有益学问。他说：“盖其词骈，则征典隶事，势难不读书；其词散，则言之无物，亦足以支持句读。”(《答友人论文第二书》)隶事用典，是骈文的一大特征，而要把骈文写得好，多读书积累各种知识和典故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它有益学问。这个意见，袁枚在《胡稚威骈体文序》中也说过：“然散行可蹈空，而骈文必征典，骈文废则悦学者少，为文者多，文乃日敝。”他批评写作散文会“蹈空”、“言之无物”，是否有尊骈抑散的倾向呢？我认为不是的。在其他文章里，他多次肯定古文的重要性，如：《与孙俌之秀才书》云：“奈数十年来，传诗者多，传文者少，传散行文者尤少。”又说“此体最严”，把散体古文摆在一个极高的位置。再者，“古文，作也；考据，述也。述易作难。”(《复家实堂》)，
[13]认为写作古文高于考据学。我认为，在这里他批判古文的空虚无物，主要是针对当时空谈心性的古文创作。在《与程蕺园书》他批判古文三弊，其中之一就是“误于南宋之理学”。
[14]而在《复家实堂》录有友人朱石所批之古文十弊，其中之一为“谈心论性，颇似宋人语录”，他对此也持赞同态度。可见，袁枚对这些空谈性理之学的古文是相当反感的。所谓“蹈空”、“言之无物”的散体古文当指这一类作品。
综上所述，袁枚的骈文观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批评观念的束缚。他能着眼于文学艺术的本质去肯定骈文的存在，有助于当时人们正确认识骈文的价值和恢复骈文在文学史中应有的地位。不过，他的骈文观也有不足之处，如他主要从艺术形式方面去肯定骈文，而忽视了内容方面的建构，容易导致骈文重返淫靡浮浅的旧路，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主要参考文献：
1、《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钱仪吉纂录《碑传集》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
3、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4、郭绍虞主编《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5、《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
6、许贞干《八家四六文注》，光绪二十四年(1898)纬文阁石印本。
[①]
《故江宁县知县前翰林院庶士袁君枚传》，钱仪吉纂录《碑传集》第七册，第45页，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
[②] 《小仓山房诗文集》卷十一，第13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三十，第18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④] 《小仓山房诗文集》卷十九，第15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⑤]《八家四六文注》第一册，第2页，光绪二十四年(1898)纬文阁石印本。
[⑥] 《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50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⑦]《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5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⑧] 《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5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⑨] 《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8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⑩]《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330-3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第2743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12] 《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6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3]《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4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4]《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8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