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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批评家文丛》第二辑启动伊始，我立马给德南电话，邀请他加入文丛。不日，德南就将他的评论集《途中之镜》给了我，初审文稿后，觉得甚好。在审稿意见中，我写道：李德南是“80后”批评家中，甚至是批评界对“80后”作家研究最为全面的一位批评家。实力不俗，潜力甚巨。
近几年，对“80后”文学的研究逐渐成为显学，李德南是伴随这股对“80后”文学的研究热潮而崛起的。在最近三年中，他用力最多的是“80后”文学的研究与批评。从最早的《“80后”作家，代际视野内的牺牲品？》，到与王威廉的对话《代际视野中的“80后”文学》，再到近期的《在新的文学机制和时间境域中诞生——“分化时代”的“80后”小说》等等一系列重头文章，德南为我们勾勒出了“80后”文学的地形图。
批评家的坏毛病又冒出来了，自说自话半天，都忘记介绍德南兄了。李德南， 1983年生,广东信宜人，本科时就开始小说创作，成绩不菲，出版了中篇小说集《苹果掉下来》、长篇小说《遍地伤花》，作品入选《2011中国中篇小说年选》《聚焦文学新力量》等重要选本。如今，还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跟随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攻读博士学位的德南，博士开始又从小说家化摇身一变，成了著名的评论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在《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海南师范大学学报》《山花》《文艺报》等发表评论文章约60万字，备受学界关注。
一、作为方法与视角的代际批评
在《做同代人的批评家》中，金理说：“我看到的对‘80后’文学的解读中，最多的就是文化研究的那种方式。避谈作品，而关注作品背后的新媒体、文学生产之类。所以我想这也造成了那种局面：我们往往以传媒话题、娱乐新闻、粉丝心态的方式去理解青年人；而也许已经有丰富的文学文本存在了，只不过我们不认真对待。”[②]金理一语道破了当下对“80后”文学研究的问题所在。
所幸的是，这种状况随着“80后”批评家的崛起得到了有效的校正。这两年，金理、杨庆祥、黄平、徐刚、李德南等诸位“80后”批评家，深入、广泛地开展对“80后”文学的个案解析，通过对“80后”作家的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得出了相对中肯的评价，纠正了对“80后”文学较为偏颇的判断。
在对“80后”文学的研究中，批评界较为普遍地使用代际这一概念来归纳、概括“80后”作家的创作。但不少批评家在使用代际概念时，往往将之简单化、甚至粗暴化。比如，在评介“80后”文学时，既没有看到“80后”文学的“新变”，也没有深入地进行文本研究，简单地将“80后”作家概括成“文化舞台上的表演者”。[③]
因为看到了代际研究存在的问题，所以，李德南做代际研究就有着自觉的意识，很重视方法论的反思与建构。他认为，代际可以作为批评的视角与方法，但是必须警惕代际研究的盲见，那就是简化与极化。简化——将某一代的作家视为铁板一块，没有意识到其内部的复杂构成。极化——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比方说，贬低“80后”，抬高“70后”；或是反过来，肯定“80后”，贬低“70后”。
《“80后”作家，代际视野下的牺牲品？》，是李德南为反驳张柠的《“70后”作家，撤退还是前进？》一文所作，亦是他对“80后”文学研究最早的一篇文章。在文章，李德南第一次敏锐地提出了对“80后”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简化和极化。他写道：
事实上，“80后”并非是铁板一块，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越来越多的“80后”作家开始浮出水面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打破以往的定见。让我揪心的是，时至今日，很多学界前辈对“80后”的认识，依然停留在10年前的状况；依然有很多人觉得，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这样的写作者足以代表整个“80后”。“代表者”为过多的责任和期望所累，不堪重负，“被代表者”因被做了“减法”，无从发声。和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这些“80后”里的“老前辈”及“市场宠儿”相比，王威廉、杨庆祥、文珍、郑小琼、阿斐、胡桑、肖水、南岩、胡竹峰、盛文强、且东、郑小驴、甫跃辉、草白、手指等出道稍晚的“80后”作家、诗人，代表着当下文学场中的另一种写作路向。他们往往有着鲜明的文学史意识，受“60后”、“70后”作家的影响较深，但他们不仅仅是模仿者，而是试图在继承中有所创新，最终确立自己的写作风格。这些写作者，显然是不甘于做“电子文化舞台上的表演者”的，而是在坚持严肃写作的同时努力反抗遮蔽——包括被同代人，尤其是被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这几个人所遮蔽。
对于这一点，《在新的文学机制和时间境域中诞生——“分化时代”的“80后”小说》中，李德南再次强调：丰富而复杂的状况由此而被简化，代际批评的洞见也被盲见与偏见所湮没，批评家呢，也很不幸地被简化的蛀虫所蛊惑，失去了“回到事情本身”的能力。[④]“李德南对于自我身处的代际有着非常自觉的意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任何一个个体都只能是历史和局势中的一份子，也就是说，必须在一个具体可观的语境中才有可能厘清自我的位置、发言的起点和对话的目的。”[⑤]
在《“80后”作家，代际视野下的牺牲品？》一文之中，李德南不仅反驳了张柠对“80后”文学评判的盲见，还表现出作为一位文学批评新人对新变事物敏锐的觉察力，而且对已成定论的成见和权威，敢于有理有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这在同质化倾向很严重的当下批评界，实属难得。
另外，李德南还提出了关于“80后”文学的研究应该注意时间差的问题。 “80后”文学最初是从青春文学、校园文学起步的，经过多年来文学市场的积累，已经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年来一直在分化，也不断地有新的面孔、新的声音出现。但批评界很多人还是沿用用十年前的印象来概括当下的状况，对文学现场里所发生的一切极其陌生，严重脱离事实。
为了打破上述的研究困境，李德南主张从个案研究入手，他认为，个案细读，是理解“80后”文学的有效方式。著名文学批评家陈思和教授，一直力倡要研究文学，首要的工作是文本细读。[⑥]李德南作为“80后”批评家，在文本细读上，是肯用功，而且很见效的。几年来，他先后写作了《王威廉：现代性的省思者》《作为思想历险方式的书写——王威廉的叙事美学》《在大视野中审视历史与现实——郑小驴论》等个案研究，无不是深耕文本后做出的判断。
《在新的文学机制和时间境域中诞生——“分化时代”的“80后”小说》一文，是李德南在完成众多个案研究后的一次重新整合，亦是他关于“80后”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文章中，李德南通过分析，提出了“80后”文学的三种生成机制，一是通过1999年《萌芽》杂志“新概念”以来涌现出的，二是互联网催生的网络文学中混夹着的“80后”作家，三是通过传统机制，比如老牌文学期刊进入文坛的。另外，他通过对诸多“80后”作家进行细读后，厘清了“80后”文学的分化，既从最初只有城市文学到近年开始有部分有乡土经验的作家转入乡土书写，以及时兴的穿越类小说创作。此文从生成机制、分化等角度，全面概括了“80后”文学的来路和动向，为“80后”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李德南对“80后”的分化的强调，也改变了一些人的看法，使得不少人不再对这代人的创作一种本质主义的论述。2012年，《文艺报》上还有文章谈到“80后”文学就是青春文学、校园文学等等。但在今天，很多人都开始注意到“80后”文学没这么单一。在这种对“80后”文学新的认识，李德南作为批评家，功居甚伟。杨庆祥就直言不讳地说，李德南对“80后”一些作家的考察，让我觉得很是重要，比如，他对王威廉、郑小驴等作家作品的解读，细致而贴切，也正是通过这些文章，拓展了自己对“80后”文学的认识与理解。[⑦]
批评家大多只有理论，却很少直接介入文学现场。李德南为践行自己的批评观，在《创作与评论》的支持下，与导师谢有顺一起在《创作与评论》杂志主持“新锐”栏目。这个栏目以个人小专辑的形式推出，每期三万五千字以内，包括主持人语、原创作品、两篇相关评论几个板块，给有相对纯粹的文学追求的作家提供出场空间。目前，已推出或计划推出的作家有郑小驴、林森、林培源、甫跃辉、孙频、王威廉、李晁、包倬等。
在我和德南兄的对话的开篇，我写道：在“80后”批评家中，李德南是我相当欣赏的一位，他倾注了较多的热情，为同代作家鼓与呼，他与导师谢有顺在《创作与评论》杂志主持“新锐”，历时几年，发掘、挖掘了不少优秀的“80后”作家，多年以后，当我们回头审视“80后”的创作时，李德南的所做的一切，必将被铭记。《创作与评论》对新生力量的关照，也将成为文坛佳话。[⑧]
二、作为对话的批评
李德南重视“80后”的个案研究，但也不局限于此。与此同时，他还写过弋舟、马拉、王十月、吴文君、熊育群、刘震云等作家的作品写过评论。李德南并非只想做“同代人”的批评家，他还想成为“同时代人”的批评家。
何谓“同时代人”？阿甘本说，“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在各方面都紧系于时代的人，并非同时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⑨]
批评家的同时代性体现在，他有自己的眼光和立场，有自己的承担方式。李德南在立场上，却偏向于哲学，这和他的前知识背景有关。在上海大学读硕士的时候，李德南所学专业为科技哲学，对现象学、解释学和新儒家的思想很感兴趣，硕士论文是关于海德格尔的科学哲学思想研究。现象学的不少观念对他影响颇深。在谈到自己的批评观念时，他曾用现象学的口号“回到事情本身”、“不即不离，不偏不倚”等来概括个人从事文学批评的意愿，认为批评工作应尽可能客观、中正。这虽然很难完全做到，但批评家应该有这样一种意愿，同时意识到自己的限度，有反思与警醒。
在《短篇小说的同时代性与诗性——以格非的<</SPAN>戒指花>为例》中，李德南通过“回到事情本身”，从格非写作《戒指花》的时间切入——2003年。彼时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兴起不久，对于这一新事物还有它对生活的影响，格非多少是持讽刺态度的。由此，李德南发现，很多人都主张，写作要及物，要正面强攻，这并没有错。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在卷入现实时因为缺乏自身的尺度和立场而被现实所裹挟。他认为，《戒指花》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作者格非提前感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情绪，并以最经济最节省的文字揭开了这个时代的真实。[⑩]
也正是从“回到事物本身”这一意愿出发并认为批评话语总有其限度，李德南的批评姿态不是高高在上的。他认为，批评是一种对话，作家与批评家、读者之间是平等的对话关系。他不认为文学批评可以指导创作，也不认为批评是文学作品的附庸。批评家的职责有两种：一是“抽丝剥茧”，凭着细致、耐心与技艺把文学作品中的精华和糟粕分开，把有价值的“蚕丝”和已无生命力的“蚕尸”分开，让读者可以把眼光主要放在精华上，从中得滋养。批评家还应该能“抽丝织锦”，从作家结束的地方开始，以作家的成果为基础来进行再创造。“抽丝剥茧”主要是解构，“抽丝织锦”则是解构后的建构。“抽丝剥茧”与“抽丝织锦”，解构与建构，是批评不可或缺的两面。
与作家对话时，删除李德南获得了多重视角。
首先是作家的视角。李德南自己也写作，所以很重视跟作家从文学的角度探讨文学，既能谈论思想方面的话题，对文本的细部也有感受力，因而跟作家容易有共鸣。同时，在“对话”中，李德南不仅完成了自我的构建，还帮作家完成了自我建构。王威廉是作家中与李德南对话最多的，他在《寻找澄明之境》中曾这样写道：
“他者”在精神上的强度对“自我”始终是一种严厉的挑战与丰饶的馈赠。德南之于我，正是这样一位有着精神强度的他者，我的许多思绪在他的激发下变成了思想，继而付诸文字，拥有了可以传播的物质力量。如此一来，也可以说德南参与建构了我作为一介作家的主体性……有这样能与作家一同成长的批评家，是作家的幸运。[11]
目前，批评界很大程度存在着批评家人格分裂的问题。作为年轻的批评家，李德南强调批评家应该能很好地协调诚与真，避免人格分裂、言行分裂，表现出了自己作为批评家最为本真的一面。所以，在具体行文时，李德南不唱高调，常以谦逊的方式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一直试图‘悬置’道德层面的问题，将目光聚焦于义理——我以为这是批评的底线。毕竟，道德领域的批评往往是昏暗的，不容易分辨；义理上的漏洞，则可以一目了然。我甚至一度放弃了锻造个体借助语词感染他人并唤醒情感的能力，而让隐秘的火焰在心底兀自燃烧。我最终所追求的，还是现象学式的天真。我希望批评能回到艺术和思想的层面，也只有经过这样一种返回才能真正体味文学的愉悦，迎向批评活动灵光闪现的刹那。”[12]
这些意愿，使得李德南写的文章偏于理性，多的是解释、说理，却很少有直接的、炽热的肯定。我的理解是，并非是李德南对所评的作家作品缺乏热情，而是他希望能给出相对“靠谱”的阐释与判断。
写作的经历，使得李德南很重视文学性的问题。“我曾有过一段写作的经历，后来又在哲学系念过三年书。这是我从事批评的‘起点’或‘背景’。写作的经历使得我首先倾向于把作家视为对话者，关注的也首先是文学问题，然后才是哲学或社会学、政治学的问题。我喜欢写作家论和作品论，为的是借助具体而实在的文本将问题说清楚。我认同木心的说法：“‘文学’有何价值，要看什么文学，谁的著作，哪一本。笼统谈‘文学’，开头即糊涂。”
再有就是跨学科的视角。李德南重视文学研究，很少做文化研究，但习惯于以多重学科视野中来读文学作品。
与其他学院出身的批评家一样，李德南也很重视文学批评的文学史视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经验积累与可能性》一文，以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为例，探询文学史写作的范式。与谢有顺合作的《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基本类型及其历史演变》这篇长文，则是采用文学史和叙事学、叙事伦理相结合的方式。《底层叙事、文化书写与先锋意识》一文，以文学思潮作为视域，来解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80后”的入城故事》，则是以路遥的《人生》作为对照文本，来细读吕魁的《火车要往哪里去》。《城乡的纠葛与启蒙的困境——王十月的<</SPAN>寻根团>》、《现代艺术的法则与个体存在之谜——马拉的<</SPAN>未完成的肖像>》也有这方面的尝试。
三、以存在论哲学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视野
在和李德南对话中，他说，哲学专业的背景，对我更大的影响则在于，我把存在论哲学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视野。这是我个人的文学批评的基础部分，贯穿在我所有的批评当中。
博士论文《“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文学与人生的通而为一——谈谢有顺的文学批评》《从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到重新历史化——新世纪小说叙事的实践与想象》都是这方面的尝试。
《“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认为，史铁生所走的是一条“通往哲学的路”，更确切地说，是一条“通往现象学的路”。他以自身的存在经验为例，借助对“我”与“世界”之关系及其各自内涵的探讨而进入现象学的、解释学的、存在论的境域，在运思方式上和海德格尔、胡塞尔等现代哲学家有颇多共通之处。残疾使得史铁生在肉身、求职、恋爱、价值感和意义感等方面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觉到个人与世界已然割裂开来。史铁生为了弥合这种分裂感开始尝试写作，却又在1980年代的特殊语境中深陷入个体存在和时代总体话语的激烈争执。为了重新确立自我，实现写作与生命的同构，史铁生开始执着于思考“我”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借此进入了现象学的境域。
李德南在文中还详细地分析了史铁生对个体现象、世界现象、宗教信仰现象、写作现象的认知与实践。李德南认为，史铁生终其一生的写作，核心是形成一种属于他个人的生命哲学。史铁生以“回到事物本身”、“回到存在本身”为原则，努力回避时代的总体话语，以每个个体的存在——“我”——作为追问的起点。史铁生的写作，因此而带有浓重的自我审视的气质，几乎他的所有作品都有个人的存在印记。史铁生的作品整体，也可以视为史铁生个人的精神自传。他通过写作所建立起的精神世界和史铁生实际的生活世界具有同构性质，写作最终成了史铁生的一种存在方式。史铁生反对各种各样的无根之学。如果说他的文学也是一种“学”，那首先便是关于“我”与“世界”的现象学。通过这一论文，李德南找到了一个“重识”史铁生的构架，并且将现象学文论中的人文主义路向作了扩展。对李德南的博士论文，导师谢有顺在论文预答辩时是比较肯定的，觉得选取的视角恰当，有新意，也将史铁生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个体在世的体验之书：从存在论的角度解读<</SPAN>沙床>中的诸葛》一文，是李德南操持存在论进行文本解读的一个范本，李德南发现，学院作家葛红兵的小说《沙床》和昆德拉的绝大多数的小说一样，也是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展开的。李德南通过分析认为，《沙床》是一本个体在世的“体验”之书，而不是一本个体在世的“经验”之书。诸葛的经验也许是不重要的，他的经验很难说是成功的经验，但是诸葛的体验是重要的。[14]
同时，李德南个人很少做知识学方面的梳理，而更强调文学与生活世界、个体经验的关系，都以此作为地基。李德南强调，写作与批评是围绕着作品、世界与生命而展开的对话。在与我的对话中，李德南曾谈到：“我不想过多地做知识学方面的梳理，而希望能找到学问与人生结合的路径，让学术研究成为‘生命的学问’,可以多一些精神体温和自我观照在内。当然像洪子诚教授、陈平原教授这样的学者在文学史研究中也可以投入自己的生命关怀，比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有许多‘压在纸背的心情’在。我更迫切地想直接面对生命的问题，而史铁生呢，恰好是一位在这方面用力很深的作家。读他的作品你会发现，里面有大量关于我者与他者、‘我’与‘世界’、生与死、病患与存在、有限与无限等重要问题的探讨。我们没有必要认可他的每一个观点，但是必须承认，他所探讨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也包括对写作和生命的关联、宗教对生命的意义等等的探讨，让我非常受益。”[15]
这种对存在论的重视，也使得李德南重视文学或批评在建立个人主体性方面的意义。他认为，写作与批评，都是“我”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主体不断地建立自身、丰富自身的方式。他不但无法认同“作者已死”等理论，还非常重视批评对主体建构的意义。他在从事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所征引的理论资源多是现代的，甚至是后现代的，对个人主体性的强调，却又使得他与近代以来的特里林、斯坦纳等诸多人文主义批评家有相通的精神气息。他在批评中所呈现的主体形象既是乐观的、积极的，却又不会失之于张扬、张狂，从而给“他者”造成压迫。这种微妙的平衡，既源自个人的知识背景，也跟个人性情不无关系。在为批评集《途中之镜》所写的后记中，李德南曾谈到，他最近几年接触的思想和作品渐见驳杂，然而最契合个人心意的，还是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诠释学。这师徒俩都强调，人生来就是一种有限之在，不像上帝那样全知全能，看问题总是容易受具体经验和视域所限制。这是思想的基本前提。有意思的是，虽然同样承认存在的有限性，但是他们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态度。海德格尔更多是觉得，既然人都注定要犯错，那就干脆让思想成为一种历险的方式。相比之下，伽达默尔则要保守、谨慎得多。在与杜特的一次对话中，伽达默尔曾经谈到：海德格尔个人有非常惊人的思想冒险能力，甚至能为错误的东西辩护。而对于伽达默尔自己来说，“如果我不为正确的东西辩护，我就失败了。”[16]这两位思想家，都对李德南有很深的影响，但他认为，在上述问题上，他始终是站在伽达默尔这一边的，哪怕是在受海德格尔影响极深同时也还没有接触伽达默尔的时刻。谨慎的性格也使得李德南倾向于“为正确的东西辩护”，将此视为从事文学研究与批评时想要坚持的首要原则。“当然我也深知，宇宙浩茫，人力终归有限，即便可以对思与言的奥秘有所洞察，也难保行事时绝不出错。我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尽量持守作为一个思者的诚实与谦逊，以便更长久地置身于对真理的期待之中。”
四、倡导一种写作的批评
目前，不少批评文章，只见理论和术语，晦涩难懂，从传播学的角度讲，一篇文章，即便再有意义，若连可读性都丧失了，无法流传开来，那价值和意义是大打折扣的。
李德南的求学经历很杂，先政法，后哲学，再文学，涉及的学科很宽泛，并且，早年他一直进行小说创作，且成绩不菲，这不仅让他对作家具有了“同情之理解”，也让他在从事文学批评时，能很好地处理好语言和理论之间的衔接关系，做到即有理论见地又有可读性。
在《我的文学生活》一文中，李德南写道：
我认为批评需要有理论作支撑，否则不足以立其大。同时，我也努力避免学院式的深文周纳。理论之外，还需要有审美的能力，以及对人生、人心的领略。我希望我的批评文字本身也是文学的，有水气，或血气，而不是像通常的学院批评那样烟尘滚滚，风沙扑面，以至于让读者灰头灰脸，狼狈不堪。……在“寻美的批评”和“求疵的批评”之间，我永远倾向于选择前者。我还希望，在这样的批评中，本身就能站立起一种价值。即使它关注的作品终有一天会沉入悠悠天地的深处，它仍旧能在黑暗中透出一丝光亮。[17]
这段表白，可视为是李德南的文学批评观。从中，我们能看到他对批评和表述的追求。从表达上讲，李德南倡导批评家最好懂文学，甚至动手写一写。“我也认同批评同样是一种写作，尤其相信里面应该有批评家的心灵温度。现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过于学术化了，这种对学术话语的崇尚已经批评家本人的心灵空间给堵塞了，批评仿佛成了一种科学的事业。这是文学批评最虚妄的地方。”[18]对具体的文字，李德南认为，学术文章和批评文章也可以有美的要求——美在准确，清晰，雅正，或汪洋肆意。即使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该有起码的文字顺从。这看起来像小学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但这最基本的常识，却往往被批评家们所抛弃，李德南能从最基础的文字上下功夫，足见其远大的志向。
另外，李德南所追求的是“寻美的批评”。批评，往往被理解为是“批”，但文学一个最主要的功能是传达美、发现美，文学批评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发现美，应该是最主要的一种。李健吾就指出，就缺点来批评任何事物，总是不聪明的：首先是应当努力发现事物的优点。[19]当然，这和李德南自己的写作经历是相关联的。“自己生过孩子，自然知道生孩子的痛苦。”
五、结语
就在文章快结尾时，德南来电话，说不久前在珠海的一个会上，遇到了著名批评家、《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张老师告诉德南，明年，《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将推荐他做“今日批评家”，目前在国内最一线的批评家，几乎都受惠于《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很多都是踏着《南方文坛》走上文学批评之路的。目前，“今日批评家”栏目推出的“80后”批评家有杨庆祥、金理、黄平、何同彬、傅逸尘、岳雯，德南能被《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看中，足见《南方文坛》对他的器重。
今年7月，德南将离开学校，真正步入社会，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想，在经历了多年的求学之路后，步入社会、真正感受社会生活后，德南的文学批评视野将更上一层楼。
2014年5月14日于办公室
2014年5月21日修订于昆明家中
[①]王威廉：《寻求澄明之境》，《文学界》，2013年第12期。
[②]金理，陈思和：《做同代人的批评家》，《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③]张柠：《“70后”作家，撤退还是前进？》，《新京报》，2012年3月3日。
[④]
[⑤]杨庆祥：《骑者且赶路》，《文学界》，2013年第12期。
[⑥]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⑦]杨庆祥：《骑者且赶路》，《文学界》，2013年第12期。
[⑧]周明全，李德南：《“在现实面前，文学化的抒情是无能的”——对话“80后”批评家李德南》，《西部作家》，2014年第3期。
[⑨]阿甘本：《何为同时代》，《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
[⑩]李德南：《短篇小说的同时代性与诗性——以格非的<</SPAN>戒指花>为例》》，《伶仃洋》，2013年秋季号。
[11]王威廉：《寻求澄明之境》，《文学界》，2013年第12期。
[12]李德南：《迎向灵光闪现的刹那》，《大家》，2014年第3期。
[13]李德南：《迎向灵光闪现的刹那》，《大家》，2014年第3期。
[14]
[15]周明全，李德南：《“在现实面前，文学化的抒情是无能的”——对话“80后”批评家李德南》，《西部作家》，2014年第3期。
[16]
[17]
[18]
[19]
近几年，对“80后”文学的研究逐渐成为显学，李德南是伴随这股对“80后”文学的研究热潮而崛起的。在最近三年中，他用力最多的是“80后”文学的研究与批评。从最早的《“80后”作家，代际视野内的牺牲品？》，到与王威廉的对话《代际视野中的“80后”文学》，再到近期的《在新的文学机制和时间境域中诞生——“分化时代”的“80后”小说》等等一系列重头文章，德南为我们勾勒出了“80后”文学的地形图。
批评家的坏毛病又冒出来了，自说自话半天，都忘记介绍德南兄了。李德南， 1983年生,广东信宜人，本科时就开始小说创作，成绩不菲，出版了中篇小说集《苹果掉下来》、长篇小说《遍地伤花》，作品入选《2011中国中篇小说年选》《聚焦文学新力量》等重要选本。如今，还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跟随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攻读博士学位的德南，博士开始又从小说家化摇身一变，成了著名的评论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在《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海南师范大学学报》《山花》《文艺报》等发表评论文章约60万字，备受学界关注。
一、作为方法与视角的代际批评
在《做同代人的批评家》中，金理说：“我看到的对‘80后’文学的解读中，最多的就是文化研究的那种方式。避谈作品，而关注作品背后的新媒体、文学生产之类。所以我想这也造成了那种局面：我们往往以传媒话题、娱乐新闻、粉丝心态的方式去理解青年人；而也许已经有丰富的文学文本存在了，只不过我们不认真对待。”[②]金理一语道破了当下对“80后”文学研究的问题所在。
所幸的是，这种状况随着“80后”批评家的崛起得到了有效的校正。这两年，金理、杨庆祥、黄平、徐刚、李德南等诸位“80后”批评家，深入、广泛地开展对“80后”文学的个案解析，通过对“80后”作家的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得出了相对中肯的评价，纠正了对“80后”文学较为偏颇的判断。
在对“80后”文学的研究中，批评界较为普遍地使用代际这一概念来归纳、概括“80后”作家的创作。但不少批评家在使用代际概念时，往往将之简单化、甚至粗暴化。比如，在评介“80后”文学时，既没有看到“80后”文学的“新变”，也没有深入地进行文本研究，简单地将“80后”作家概括成“文化舞台上的表演者”。[③]
因为看到了代际研究存在的问题，所以，李德南做代际研究就有着自觉的意识，很重视方法论的反思与建构。他认为，代际可以作为批评的视角与方法，但是必须警惕代际研究的盲见，那就是简化与极化。简化——将某一代的作家视为铁板一块，没有意识到其内部的复杂构成。极化——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比方说，贬低“80后”，抬高“70后”；或是反过来，肯定“80后”，贬低“70后”。
《“80后”作家，代际视野下的牺牲品？》，是李德南为反驳张柠的《“70后”作家，撤退还是前进？》一文所作，亦是他对“80后”文学研究最早的一篇文章。在文章，李德南第一次敏锐地提出了对“80后”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简化和极化。他写道：
事实上，“80后”并非是铁板一块，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越来越多的“80后”作家开始浮出水面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打破以往的定见。让我揪心的是，时至今日，很多学界前辈对“80后”的认识，依然停留在10年前的状况；依然有很多人觉得，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这样的写作者足以代表整个“80后”。“代表者”为过多的责任和期望所累，不堪重负，“被代表者”因被做了“减法”，无从发声。和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这些“80后”里的“老前辈”及“市场宠儿”相比，王威廉、杨庆祥、文珍、郑小琼、阿斐、胡桑、肖水、南岩、胡竹峰、盛文强、且东、郑小驴、甫跃辉、草白、手指等出道稍晚的“80后”作家、诗人，代表着当下文学场中的另一种写作路向。他们往往有着鲜明的文学史意识，受“60后”、“70后”作家的影响较深，但他们不仅仅是模仿者，而是试图在继承中有所创新，最终确立自己的写作风格。这些写作者，显然是不甘于做“电子文化舞台上的表演者”的，而是在坚持严肃写作的同时努力反抗遮蔽——包括被同代人，尤其是被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这几个人所遮蔽。
对于这一点，《在新的文学机制和时间境域中诞生——“分化时代”的“80后”小说》中，李德南再次强调：丰富而复杂的状况由此而被简化，代际批评的洞见也被盲见与偏见所湮没，批评家呢，也很不幸地被简化的蛀虫所蛊惑，失去了“回到事情本身”的能力。[④]“李德南对于自我身处的代际有着非常自觉的意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任何一个个体都只能是历史和局势中的一份子，也就是说，必须在一个具体可观的语境中才有可能厘清自我的位置、发言的起点和对话的目的。”[⑤]
在《“80后”作家，代际视野下的牺牲品？》一文之中，李德南不仅反驳了张柠对“80后”文学评判的盲见，还表现出作为一位文学批评新人对新变事物敏锐的觉察力，而且对已成定论的成见和权威，敢于有理有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这在同质化倾向很严重的当下批评界，实属难得。
另外，李德南还提出了关于“80后”文学的研究应该注意时间差的问题。 “80后”文学最初是从青春文学、校园文学起步的，经过多年来文学市场的积累，已经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年来一直在分化，也不断地有新的面孔、新的声音出现。但批评界很多人还是沿用用十年前的印象来概括当下的状况，对文学现场里所发生的一切极其陌生，严重脱离事实。
为了打破上述的研究困境，李德南主张从个案研究入手，他认为，个案细读，是理解“80后”文学的有效方式。著名文学批评家陈思和教授，一直力倡要研究文学，首要的工作是文本细读。[⑥]李德南作为“80后”批评家，在文本细读上，是肯用功，而且很见效的。几年来，他先后写作了《王威廉：现代性的省思者》《作为思想历险方式的书写——王威廉的叙事美学》《在大视野中审视历史与现实——郑小驴论》等个案研究，无不是深耕文本后做出的判断。
《在新的文学机制和时间境域中诞生——“分化时代”的“80后”小说》一文，是李德南在完成众多个案研究后的一次重新整合，亦是他关于“80后”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文章中，李德南通过分析，提出了“80后”文学的三种生成机制，一是通过1999年《萌芽》杂志“新概念”以来涌现出的，二是互联网催生的网络文学中混夹着的“80后”作家，三是通过传统机制，比如老牌文学期刊进入文坛的。另外，他通过对诸多“80后”作家进行细读后，厘清了“80后”文学的分化，既从最初只有城市文学到近年开始有部分有乡土经验的作家转入乡土书写，以及时兴的穿越类小说创作。此文从生成机制、分化等角度，全面概括了“80后”文学的来路和动向，为“80后”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李德南对“80后”的分化的强调，也改变了一些人的看法，使得不少人不再对这代人的创作一种本质主义的论述。2012年，《文艺报》上还有文章谈到“80后”文学就是青春文学、校园文学等等。但在今天，很多人都开始注意到“80后”文学没这么单一。在这种对“80后”文学新的认识，李德南作为批评家，功居甚伟。杨庆祥就直言不讳地说，李德南对“80后”一些作家的考察，让我觉得很是重要，比如，他对王威廉、郑小驴等作家作品的解读，细致而贴切，也正是通过这些文章，拓展了自己对“80后”文学的认识与理解。[⑦]
批评家大多只有理论，却很少直接介入文学现场。李德南为践行自己的批评观，在《创作与评论》的支持下，与导师谢有顺一起在《创作与评论》杂志主持“新锐”栏目。这个栏目以个人小专辑的形式推出，每期三万五千字以内，包括主持人语、原创作品、两篇相关评论几个板块，给有相对纯粹的文学追求的作家提供出场空间。目前，已推出或计划推出的作家有郑小驴、林森、林培源、甫跃辉、孙频、王威廉、李晁、包倬等。
在我和德南兄的对话的开篇，我写道：在“80后”批评家中，李德南是我相当欣赏的一位，他倾注了较多的热情，为同代作家鼓与呼，他与导师谢有顺在《创作与评论》杂志主持“新锐”，历时几年，发掘、挖掘了不少优秀的“80后”作家，多年以后，当我们回头审视“80后”的创作时，李德南的所做的一切，必将被铭记。《创作与评论》对新生力量的关照，也将成为文坛佳话。[⑧]
二、作为对话的批评
李德南重视“80后”的个案研究，但也不局限于此。与此同时，他还写过弋舟、马拉、王十月、吴文君、熊育群、刘震云等作家的作品写过评论。李德南并非只想做“同代人”的批评家，他还想成为“同时代人”的批评家。
何谓“同时代人”？阿甘本说，“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在各方面都紧系于时代的人，并非同时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⑨]
批评家的同时代性体现在，他有自己的眼光和立场，有自己的承担方式。李德南在立场上，却偏向于哲学，这和他的前知识背景有关。在上海大学读硕士的时候，李德南所学专业为科技哲学，对现象学、解释学和新儒家的思想很感兴趣，硕士论文是关于海德格尔的科学哲学思想研究。现象学的不少观念对他影响颇深。在谈到自己的批评观念时，他曾用现象学的口号“回到事情本身”、“不即不离，不偏不倚”等来概括个人从事文学批评的意愿，认为批评工作应尽可能客观、中正。这虽然很难完全做到，但批评家应该有这样一种意愿，同时意识到自己的限度，有反思与警醒。
在《短篇小说的同时代性与诗性——以格非的<</SPAN>戒指花>为例》中，李德南通过“回到事情本身”，从格非写作《戒指花》的时间切入——2003年。彼时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兴起不久，对于这一新事物还有它对生活的影响，格非多少是持讽刺态度的。由此，李德南发现，很多人都主张，写作要及物，要正面强攻，这并没有错。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在卷入现实时因为缺乏自身的尺度和立场而被现实所裹挟。他认为，《戒指花》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作者格非提前感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情绪，并以最经济最节省的文字揭开了这个时代的真实。[⑩]
也正是从“回到事物本身”这一意愿出发并认为批评话语总有其限度，李德南的批评姿态不是高高在上的。他认为，批评是一种对话，作家与批评家、读者之间是平等的对话关系。他不认为文学批评可以指导创作，也不认为批评是文学作品的附庸。批评家的职责有两种：一是“抽丝剥茧”，凭着细致、耐心与技艺把文学作品中的精华和糟粕分开，把有价值的“蚕丝”和已无生命力的“蚕尸”分开，让读者可以把眼光主要放在精华上，从中得滋养。批评家还应该能“抽丝织锦”，从作家结束的地方开始，以作家的成果为基础来进行再创造。“抽丝剥茧”主要是解构，“抽丝织锦”则是解构后的建构。“抽丝剥茧”与“抽丝织锦”，解构与建构，是批评不可或缺的两面。
与作家对话时，删除李德南获得了多重视角。
首先是作家的视角。李德南自己也写作，所以很重视跟作家从文学的角度探讨文学，既能谈论思想方面的话题，对文本的细部也有感受力，因而跟作家容易有共鸣。同时，在“对话”中，李德南不仅完成了自我的构建，还帮作家完成了自我建构。王威廉是作家中与李德南对话最多的，他在《寻找澄明之境》中曾这样写道：
“他者”在精神上的强度对“自我”始终是一种严厉的挑战与丰饶的馈赠。德南之于我，正是这样一位有着精神强度的他者，我的许多思绪在他的激发下变成了思想，继而付诸文字，拥有了可以传播的物质力量。如此一来，也可以说德南参与建构了我作为一介作家的主体性……有这样能与作家一同成长的批评家，是作家的幸运。[11]
目前，批评界很大程度存在着批评家人格分裂的问题。作为年轻的批评家，李德南强调批评家应该能很好地协调诚与真，避免人格分裂、言行分裂，表现出了自己作为批评家最为本真的一面。所以，在具体行文时，李德南不唱高调，常以谦逊的方式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一直试图‘悬置’道德层面的问题，将目光聚焦于义理——我以为这是批评的底线。毕竟，道德领域的批评往往是昏暗的，不容易分辨；义理上的漏洞，则可以一目了然。我甚至一度放弃了锻造个体借助语词感染他人并唤醒情感的能力，而让隐秘的火焰在心底兀自燃烧。我最终所追求的，还是现象学式的天真。我希望批评能回到艺术和思想的层面，也只有经过这样一种返回才能真正体味文学的愉悦，迎向批评活动灵光闪现的刹那。”[12]
这些意愿，使得李德南写的文章偏于理性，多的是解释、说理，却很少有直接的、炽热的肯定。我的理解是，并非是李德南对所评的作家作品缺乏热情，而是他希望能给出相对“靠谱”的阐释与判断。
写作的经历，使得李德南很重视文学性的问题。“我曾有过一段写作的经历，后来又在哲学系念过三年书。这是我从事批评的‘起点’或‘背景’。写作的经历使得我首先倾向于把作家视为对话者，关注的也首先是文学问题，然后才是哲学或社会学、政治学的问题。我喜欢写作家论和作品论，为的是借助具体而实在的文本将问题说清楚。我认同木心的说法：“‘文学’有何价值，要看什么文学，谁的著作，哪一本。笼统谈‘文学’，开头即糊涂。”
再有就是跨学科的视角。李德南重视文学研究，很少做文化研究，但习惯于以多重学科视野中来读文学作品。
与其他学院出身的批评家一样，李德南也很重视文学批评的文学史视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经验积累与可能性》一文，以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为例，探询文学史写作的范式。与谢有顺合作的《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基本类型及其历史演变》这篇长文，则是采用文学史和叙事学、叙事伦理相结合的方式。《底层叙事、文化书写与先锋意识》一文，以文学思潮作为视域，来解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80后”的入城故事》，则是以路遥的《人生》作为对照文本，来细读吕魁的《火车要往哪里去》。《城乡的纠葛与启蒙的困境——王十月的<</SPAN>寻根团>》、《现代艺术的法则与个体存在之谜——马拉的<</SPAN>未完成的肖像>》也有这方面的尝试。
三、以存在论哲学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视野
在和李德南对话中，他说，哲学专业的背景，对我更大的影响则在于，我把存在论哲学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视野。这是我个人的文学批评的基础部分，贯穿在我所有的批评当中。
博士论文《“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文学与人生的通而为一——谈谢有顺的文学批评》《从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到重新历史化——新世纪小说叙事的实践与想象》都是这方面的尝试。
《“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认为，史铁生所走的是一条“通往哲学的路”，更确切地说，是一条“通往现象学的路”。他以自身的存在经验为例，借助对“我”与“世界”之关系及其各自内涵的探讨而进入现象学的、解释学的、存在论的境域，在运思方式上和海德格尔、胡塞尔等现代哲学家有颇多共通之处。残疾使得史铁生在肉身、求职、恋爱、价值感和意义感等方面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觉到个人与世界已然割裂开来。史铁生为了弥合这种分裂感开始尝试写作，却又在1980年代的特殊语境中深陷入个体存在和时代总体话语的激烈争执。为了重新确立自我，实现写作与生命的同构，史铁生开始执着于思考“我”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借此进入了现象学的境域。
李德南在文中还详细地分析了史铁生对个体现象、世界现象、宗教信仰现象、写作现象的认知与实践。李德南认为，史铁生终其一生的写作，核心是形成一种属于他个人的生命哲学。史铁生以“回到事物本身”、“回到存在本身”为原则，努力回避时代的总体话语，以每个个体的存在——“我”——作为追问的起点。史铁生的写作，因此而带有浓重的自我审视的气质，几乎他的所有作品都有个人的存在印记。史铁生的作品整体，也可以视为史铁生个人的精神自传。他通过写作所建立起的精神世界和史铁生实际的生活世界具有同构性质，写作最终成了史铁生的一种存在方式。史铁生反对各种各样的无根之学。如果说他的文学也是一种“学”，那首先便是关于“我”与“世界”的现象学。通过这一论文，李德南找到了一个“重识”史铁生的构架，并且将现象学文论中的人文主义路向作了扩展。对李德南的博士论文，导师谢有顺在论文预答辩时是比较肯定的，觉得选取的视角恰当，有新意，也将史铁生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个体在世的体验之书：从存在论的角度解读<</SPAN>沙床>中的诸葛》一文，是李德南操持存在论进行文本解读的一个范本，李德南发现，学院作家葛红兵的小说《沙床》和昆德拉的绝大多数的小说一样，也是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展开的。李德南通过分析认为，《沙床》是一本个体在世的“体验”之书，而不是一本个体在世的“经验”之书。诸葛的经验也许是不重要的，他的经验很难说是成功的经验，但是诸葛的体验是重要的。[14]
同时，李德南个人很少做知识学方面的梳理，而更强调文学与生活世界、个体经验的关系，都以此作为地基。李德南强调，写作与批评是围绕着作品、世界与生命而展开的对话。在与我的对话中，李德南曾谈到：“我不想过多地做知识学方面的梳理，而希望能找到学问与人生结合的路径，让学术研究成为‘生命的学问’,可以多一些精神体温和自我观照在内。当然像洪子诚教授、陈平原教授这样的学者在文学史研究中也可以投入自己的生命关怀，比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有许多‘压在纸背的心情’在。我更迫切地想直接面对生命的问题，而史铁生呢，恰好是一位在这方面用力很深的作家。读他的作品你会发现，里面有大量关于我者与他者、‘我’与‘世界’、生与死、病患与存在、有限与无限等重要问题的探讨。我们没有必要认可他的每一个观点，但是必须承认，他所探讨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也包括对写作和生命的关联、宗教对生命的意义等等的探讨，让我非常受益。”[15]
这种对存在论的重视，也使得李德南重视文学或批评在建立个人主体性方面的意义。他认为，写作与批评，都是“我”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主体不断地建立自身、丰富自身的方式。他不但无法认同“作者已死”等理论，还非常重视批评对主体建构的意义。他在从事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所征引的理论资源多是现代的，甚至是后现代的，对个人主体性的强调，却又使得他与近代以来的特里林、斯坦纳等诸多人文主义批评家有相通的精神气息。他在批评中所呈现的主体形象既是乐观的、积极的，却又不会失之于张扬、张狂，从而给“他者”造成压迫。这种微妙的平衡，既源自个人的知识背景，也跟个人性情不无关系。在为批评集《途中之镜》所写的后记中，李德南曾谈到，他最近几年接触的思想和作品渐见驳杂，然而最契合个人心意的，还是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诠释学。这师徒俩都强调，人生来就是一种有限之在，不像上帝那样全知全能，看问题总是容易受具体经验和视域所限制。这是思想的基本前提。有意思的是，虽然同样承认存在的有限性，但是他们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态度。海德格尔更多是觉得，既然人都注定要犯错，那就干脆让思想成为一种历险的方式。相比之下，伽达默尔则要保守、谨慎得多。在与杜特的一次对话中，伽达默尔曾经谈到：海德格尔个人有非常惊人的思想冒险能力，甚至能为错误的东西辩护。而对于伽达默尔自己来说，“如果我不为正确的东西辩护，我就失败了。”[16]这两位思想家，都对李德南有很深的影响，但他认为，在上述问题上，他始终是站在伽达默尔这一边的，哪怕是在受海德格尔影响极深同时也还没有接触伽达默尔的时刻。谨慎的性格也使得李德南倾向于“为正确的东西辩护”，将此视为从事文学研究与批评时想要坚持的首要原则。“当然我也深知，宇宙浩茫，人力终归有限，即便可以对思与言的奥秘有所洞察，也难保行事时绝不出错。我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尽量持守作为一个思者的诚实与谦逊，以便更长久地置身于对真理的期待之中。”
四、倡导一种写作的批评
目前，不少批评文章，只见理论和术语，晦涩难懂，从传播学的角度讲，一篇文章，即便再有意义，若连可读性都丧失了，无法流传开来，那价值和意义是大打折扣的。
李德南的求学经历很杂，先政法，后哲学，再文学，涉及的学科很宽泛，并且，早年他一直进行小说创作，且成绩不菲，这不仅让他对作家具有了“同情之理解”，也让他在从事文学批评时，能很好地处理好语言和理论之间的衔接关系，做到即有理论见地又有可读性。
在《我的文学生活》一文中，李德南写道：
我认为批评需要有理论作支撑，否则不足以立其大。同时，我也努力避免学院式的深文周纳。理论之外，还需要有审美的能力，以及对人生、人心的领略。我希望我的批评文字本身也是文学的，有水气，或血气，而不是像通常的学院批评那样烟尘滚滚，风沙扑面，以至于让读者灰头灰脸，狼狈不堪。……在“寻美的批评”和“求疵的批评”之间，我永远倾向于选择前者。我还希望，在这样的批评中，本身就能站立起一种价值。即使它关注的作品终有一天会沉入悠悠天地的深处，它仍旧能在黑暗中透出一丝光亮。[17]
这段表白，可视为是李德南的文学批评观。从中，我们能看到他对批评和表述的追求。从表达上讲，李德南倡导批评家最好懂文学，甚至动手写一写。“我也认同批评同样是一种写作，尤其相信里面应该有批评家的心灵温度。现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过于学术化了，这种对学术话语的崇尚已经批评家本人的心灵空间给堵塞了，批评仿佛成了一种科学的事业。这是文学批评最虚妄的地方。”[18]对具体的文字，李德南认为，学术文章和批评文章也可以有美的要求——美在准确，清晰，雅正，或汪洋肆意。即使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该有起码的文字顺从。这看起来像小学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但这最基本的常识，却往往被批评家们所抛弃，李德南能从最基础的文字上下功夫，足见其远大的志向。
另外，李德南所追求的是“寻美的批评”。批评，往往被理解为是“批”，但文学一个最主要的功能是传达美、发现美，文学批评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发现美，应该是最主要的一种。李健吾就指出，就缺点来批评任何事物，总是不聪明的：首先是应当努力发现事物的优点。[19]当然，这和李德南自己的写作经历是相关联的。“自己生过孩子，自然知道生孩子的痛苦。”
五、结语
就在文章快结尾时，德南来电话，说不久前在珠海的一个会上，遇到了著名批评家、《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张老师告诉德南，明年，《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将推荐他做“今日批评家”，目前在国内最一线的批评家，几乎都受惠于《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很多都是踏着《南方文坛》走上文学批评之路的。目前，“今日批评家”栏目推出的“80后”批评家有杨庆祥、金理、黄平、何同彬、傅逸尘、岳雯，德南能被《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看中，足见《南方文坛》对他的器重。
今年7月，德南将离开学校，真正步入社会，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想，在经历了多年的求学之路后，步入社会、真正感受社会生活后，德南的文学批评视野将更上一层楼。
2014年5月14日于办公室
2014年5月21日修订于昆明家中
[①]王威廉：《寻求澄明之境》，《文学界》，2013年第12期。
[②]金理，陈思和：《做同代人的批评家》，《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③]张柠：《“70后”作家，撤退还是前进？》，《新京报》，2012年3月3日。
[④]
[⑤]杨庆祥：《骑者且赶路》，《文学界》，2013年第12期。
[⑥]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⑦]杨庆祥：《骑者且赶路》，《文学界》，2013年第12期。
[⑧]周明全，李德南：《“在现实面前，文学化的抒情是无能的”——对话“80后”批评家李德南》，《西部作家》，2014年第3期。
[⑨]阿甘本：《何为同时代》，《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
[⑩]李德南：《短篇小说的同时代性与诗性——以格非的<</SPAN>戒指花>为例》》，《伶仃洋》，2013年秋季号。
[11]王威廉：《寻求澄明之境》，《文学界》，2013年第12期。
[12]李德南：《迎向灵光闪现的刹那》，《大家》，2014年第3期。
[13]李德南：《迎向灵光闪现的刹那》，《大家》，2014年第3期。
[14]
[15]周明全，李德南：《“在现实面前，文学化的抒情是无能的”——对话“80后”批评家李德南》，《西部作家》，2014年第3期。
[16]
[17]
[18]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