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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折叠与融合——新世纪文学的发生语境与美学趋势

2020-12-10 12:3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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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折叠与融合
——新世纪文学的发生语境与美学趋势

李德南
《艺术广角》2020年第5期

以时间节点和时段来对文学思潮或文学现象等进行命名，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中是常见的方法。新世纪文学这一命名，也带有鲜明的时间印记。它的提出，多少与陈平原所说的“世纪情绪”有关，也就是“每代人都喜欢夸大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意义，尤其是世纪之交的一代。” [1] 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则是因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的外部环境和具体的文学实践都出现了许多新变。
文学主潮更迭的加速，便是新世纪文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乡土文学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潮，是中国当代文学非常重要的构成。从中国当代文学以往的发展轨迹来看，在乡土文学主潮之后，城市文学应该是顺势而生的文学主潮，并且它应该和乡土文学一样，有一个较长的时段可以充分而自由地发展。可是城市文学这一后浪还没来得及呈澎拜之势，更新的科幻文学浪潮就涌现了，迅速地成为广受关注的对象。这个过程中，有不少事件都值得注意。比如说，刘慈欣、郝景芳在
2015年、2016年先后获得了“雨果奖”这一被誉为世界范围内级别最高的科幻界奖项，这是对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科幻文学的高度肯定。再有就是《人民文学》《青年文学》《花城》《作品》《上海文学》等文学刊物，都先后推出了科幻小说的专辑，刊发科幻小说的数量远比新世纪之前要多得多。《人民文学》在2019年第7期还刊发了王晋康的长篇小说《宇宙晶卵》，这是《人民文学》自创刊以来首次刊发科幻题材的长篇小说。在这之前，《人民文学》曾刊发不少科幻文学作品，比如1978年第8期刊发了童恩正的短篇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1981年第11期刊发了叶永烈的短篇小说《腐蚀》，2012年第3期刊发了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微纪元》《诗云》《梦之海》《赡养上帝》，2015年第1期刊发了陈谦的中篇小说《无穷镜》，2015年第7期则刊发了由刘宇昆、陈楸帆、宝树的小说和宋明炜的评论组成的“科幻小说辑”，2018年第1期则刊发了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子世界》，2019年第5期则刊发了陈楸帆的中篇小说《人生模拟》，2019年第11期则推出了由凌晨的《星光》、罗隆翔《泰坦尼亚客栈》、夏笳《爱的二重奏》等小说构成的“科幻小辑”。2013年《人民文学》英文版PATHLIGHT则以“未来”来主题，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中国科幻文学老中青作家的作品。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文学》在新世纪之后对科幻文学的关注则比此前要远为密集，对科幻的重视程度也远比新世纪之前要高。《人民文学》《青年文学》《花城》《作品》《上海文学》等文学刊物，通常被视为“纯文学”刊物，具有“传统”“主流”“严肃”等特征。此外，王十月、弋舟、王棵、王威廉、陈崇正等不少之前主要被认为是属于纯文学领域的“传统作家”，也开始涉及科幻小说的写作。关于“传统作家”写科幻题材的问题虽然一直有争议，但是如此多的作家同时对原本被视为类型文学的科幻文学表现出如此大的兴趣，这一现象无疑值得关注。对这样的“越界写作”，也不该简单地予以否定。与此同时，科技的问题，还有科幻文学,也开始成为诸多文学活动、学术会议与学术刊物的重要议题，得到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的共同关注，跨学科的言说也在逐步增多。2019年，则被称为中国科幻元年，《流浪地球》在票房上取得巨大的成绩，《疯狂外星人》《上海堡垒》等科幻电影在这一年纷纷上映，刘慈欣等科幻作家的著作日益成为电影改编的热门IP——《流浪地球》《疯狂外星人》都改编自他的小说。
科幻热在不同领域的兴起，使得科幻文学在日渐脱离其作为类型文学的特征。文学主潮似乎也并没有按照乡土文学、城市文学、科幻文学的顺序来缓慢推进，而是呈现一种加速的迹象。这种加速的状况，虽然在新世纪之后因其明显加快而成为一个显著的特征，但是并不是从新世纪以来才出现的。作为一种现象的加速，也不局限于文学内部，而是现代以来的一大趋势，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新世纪之后文学主潮的加速更迭，甚至包括新世纪文学的提出，着实应该放在现代社会的这一背景中来进行考察。这种加速的状态，如果在较长时间里得到进一步的持续，就文学主潮的角度来看，可能会导致一种极端的状况，那就是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很可能会被科幻文学的浪潮所覆盖，成为一种相对隐匿的存在。另一种可能的状况则是，文学等领域的加速状态都有所减缓，城市文学和科幻文学都成为常见的书写方式，一如在过去，乡土文学是常见的书写方式一样。
就新世纪二十年的文学实践而言，这种加速状态导致了不同的写作美学的融合。首先是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融合。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中，人们时常会在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做一个划分，把类型文学看作是通俗文学最为常见的存在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幻小说主要是作为一种边缘化的类型小说而存在的，是在当下的文学语境和社会语境中，它正在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样式。一些被认为是属于纯文学领域的“传统作家”之所以关注科幻文学并写作科幻文学，并不是因为以前主要是作为类型文学而存在的科幻文学有多么重要，而是今天的现实让科幻文学这一文学样式变得无比重要。现代技术已成为现代世界最为强大的结构因素，对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曾经作为类型文学而存在的科幻文学，开始成为作家探讨进行现实书写的非常有效的表达形式。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加速状态，还可能会导致写作者在写作上经历叙事美学的加速演练，甚至在同一部作品中融合不同的写作风格。比如陈崇正在2020年发表的两部互有关联的长篇小说《香蕉林密室》（《作家》杂志2020年第2期）与《美人城手记》（《江南》杂志2020年第2期），就融合了乡土文学、城市文学和科幻文学等多种文学元素和写作风格。
叙事空间的拓宽和折叠，世界因素的增加和世界视野的扩大，也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不管是城市文学还是乡土文学，作家的写作大多是在中国的范围内，是以城市-乡村的架构来书写人们的生存经验。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各种现代技术的发展，空间的距离进一步缩小了，新的生活经验已经溢出了城市-乡村的架构，作家们也开始在中国-世界、地方-世界的架构中描绘他们眼中与心中的文学图景。
二零零五年，迟子建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它主要写一个正在日渐走向衰亡的鄂温克族支系的百年历史，以文字的方式重建了这一驯鹿部落的生活形态。在今天回顾这部作品，我们也许会比十年多以前更清楚地意识到，《额尔古纳河右岸》所写的虽然是大兴安岭地区鄂温克族一个部落的历史，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但是迟子建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眼光并不局限于地方，而是具有一种世界历史视野的意识，蕴涵着世界视野内人类文明进程的思索。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完稿后，迟子建曾写了一篇题为《从山峦到海洋》的文章，讲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创作缘起和写作过程。她在里面写到，一部作品的诞生，就像一棵树的诞生一样，需要机缘和条件；《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先有了泥土，然后才有种子。迟子建所说的“泥土”，指的是她出生、长大的那片土地的历史与当下所给她的记忆和经验；“种子”则与朋友寄来的关于鄂温克族画家柳芭的经历的报道、鄂温克族人下乡定居事件，还有迟子建到澳大利亚与爱尔兰等地访问的见闻等有关。在前往澳洲土著人聚集的达尔文市短住时，迟子建遇见了很多“四肢枯细、肚子微腆、肤色黝黑的土著人”。这些澳洲土著人的遭遇，和鄂温克人下山后的经历有很多相通之处。尤其是他们的精神世界都有一种自然性，他们都曾生活在共同体当中，却又都经受了从共同体到社会的转折。自然是他们的共同体的存在根基，离开所生活的自然，意味着精神根基的丧失；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在共同体中完成其深层心理建构的个体来说，要接受新的情感结构、意义结构和生活方式是非常困难的。即使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得到更好的安置，有房子可住，有家可归，内心却仍旧可能处于无地彷徨的状态。现代文明本身所造成的的疏离感，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无地彷徨”、“在而不属于”的状态，正是《额尔古纳河右岸》得以成其所是的“种子”。因此，这并不是一部只有地域关怀的作品，不只是提供一种地方知识，也是在思考，一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全球逐渐扩张的时代，一些跟不上这种发展步伐的部族与个体何去何从的问题，里头更蕴含着对现代文明的深层反思。
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北上》等作品同样关注这样的问题。《耶路撒冷》与鲁迅的《故乡》里有一个相同的情节：回老家去变卖祖屋。“迅哥儿”变卖祖屋是为了扎根城市，是为了“到城里去”；初平阳之所以变卖祖屋，却是为了“到世界去”，是出于对耶路撒冷及其所蕴含的宗教精神的向往。“到世界去”在《耶稣撒冷》中，不只是一个情节或口号，而是空间坐标和思想坐标的建立。在里头，“世界”是作为一个精神视野而存在的。实际上，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和《北上》构成了一个写作的序列，有一种互文性的关联：《耶路撒冷》主要是从花街出发，从运河出发，走向耶路撒冷，走向世界；《王城如海》则是走向世界之后，开始尝试从世界来看中国，从世界来看北京；《北上》则是进一步的返回，返回到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也返回到历史和现实中的运河，但依然是从世界来看中国和运河。这三部作品，关注的重心不同，主题不同，却都有着“在世界中存在”的视野和立场。
除了上述两位作家的作品，还有闻人悦阅的《琥珀》，二湘的《暗涌》，蒋一谈的《中国鲤》《故乡》《马克·吕布或吴冠中先生》等短篇小说，弋铧的《难得有你》等中短篇小说，都展示出一种新的文学视野。诸如此类的写作，也许立足点是地方性的，视野却是世界性的，有着从地方折射世界的努力，广阔的世界空间也被折叠在作品当中。
新世纪文学的新变，也同样还有不少方面，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在各种变化之下，虽然是否已具备进行文学史断代的必要性还有待商榷，但是它们无疑为进行未来的文学建构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1] 陈平原：《走出“五四”》，《学者的人间情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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