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题材

2025-01-19 16:3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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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题材

马核

1975年8月间，我正好20岁，在株洲县龙凤公社龙凤林场当了两年半的知青后，由贫下中农推荐去考大学。那些年间，工农兵上大学主要是推荐，考试只是走个过程，所以考试题都很简单，比如：水的分子式H₂O，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我们知青点有一个上学的名额，推荐了两名知青参加考试，我的成绩稍微好一点，便上了线。
父亲到市招生办去打听，说我被湖南师范学院录取了。上“师院”就意味着以后要当老师，我的上一辈，父母、叔婶、舅舅舅妈、姨妈姨父……都是教师，文化大##中受了那么多气、吃了那么多苦，我不只是耳闻目睹，而且受了许多牵连。我不想这一辈子也做个老师。那时少不更事，想得很简单。结果是，我进了设在株洲的一所省属中专，湖南省化工学校。这是1975年9月10月间的事。
只上了两三个月的课，刚过1976年元旦，我收到市文化局寄来的通知，抽调我参加株洲市“业余作者创作班”。

一、为了宣传推广株洲市“厂社挂钩安置知青”的经验，湖南人民出版社组织“株洲知青文学创作班”，出版了一本小说、散文集《宽广的道路》
我当知青时，参加过“株洲知青文学创作班”。这个创作班的举办，具有重大的历史背景。这就是株洲市“厂社挂钩安置知

青”的经验。
株洲经验，是中国近30年知青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这个形势，让当时不敢轻易出书的湖南人民出版社看到了一个机会：出版一本由株洲知青写株洲知青的文学作品集。具体的组织工作就委托株洲市文化局来负责。
1975年3月份，30余名十几、二十岁的知青文学爱好者，带着些兴奋和燥动，齐聚株洲县渌口镇伏波岭的县文化馆，“株洲市知青文学创作班”就开班了。期间，由本市的业余作者聂鑫森、叶梓臻、樊江生等做辅导老师，分别指导诗歌、小说、散文的创作。
这个创作班的成果，就是同年10月份，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小说、散文集《宽广的道路》。该书“前言”中有段话指出了这个集子的独特意义：“这些作品以‘厂社挂钩’为背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绘了青年们参加三大革命的沸腾的战斗生活情景，塑造了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的一代新人，以及帮助他们健康成长的工人、贫下中农带队干部等许多先进人物的形象”。
我在创作班上的作品并没有入选《宽广的道路》，但自创作班后，在《株洲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发些短诗和散文，也就走进了知青业余作者的圈子。
我想，这应该是抽调我参加这次“业余作者创作班”的条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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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知青文学创作班合影（前排中为湖南人民出版社领导，左一为张友谦老师；第三排左一为龙海清老师；后排为辅导老师聂鑫森、叶梓臻、樊江生。摄于197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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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株洲知青文学集《宽广的道路》，1975年10月。

二、参加株洲市业余作者创作班，莫名其妙地创作“相声”，搞得相声不象相声，对口词不象对口词
参加创作班是件十分好玩、又十分有面子的事。但这次创作班吸引我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创作班放在朱亭林区招待所，我生活了两年半的龙凤林场，就是这个林区几十个大队林场中的一个，我可以趁这一个机会回林场去看看。
我向学校请了假，按通知上的时间，到市群众艺术馆去报到，待一众人等到齐，便到火车站坐了火车往朱亭去。
朱亭古名蒲湾，宋朝时，朱熹与张栻长沙会讲后往游衡山，回程在蒲湾上岸，停留期间在龙潭书院讲学，再走陆路往醴陵。当地后人为纪念朱子停留此地，将原名改作了“朱亭”。
林区的招待所有一点仿古的味道，在小镇上算得上最有气派的建筑物，且因建在山坡上，更有居高临下的气势。
招待所一面朝向小镇，三面尽被人工栽种的杉树围绕着。我也种了两年半的杉树，看这些树，就像是自己种过的一样，觉得特别亲切，心里生出很多的兴奋。
本次创作班分两组，一是文学组，任务是创作诗歌、散文、小说，有聂鑫森、叶梓臻、田章夫等；还有两个知青作者，一个是张建国，一个是王平成，他们是在《宽广的道路》里发了作品的。一是文艺组，顾名思义是创作文艺节目，我在其中。时至今天写这篇文章，我也没有弄清为什么安排我进文艺组。
我们一帮人站在招待所临坡的土坪边上，看小镇上没有太多规矩的黑的白的木板屋，看木板屋中间那条石板路，看小镇边文静秀气地流动着的湘江，看江水上一两条小船，看江对岸模糊的田垅和更模糊的人和牛，再要看天际的山，就隐隐约约了……
创作班由市群众艺术馆组织，张友谦老师负责日常事务。
张老师40来岁，脾性温和对人十分友善，人缘关系极好。
我与张老师很熟了。前次的知青文学创作班，张老师也是参与了组织工作的。
自张老师参与组织知青文学创作班后，他便把培养知青业余作者做了自己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生活上关心在思想上引导在创作上指导，常利用自己在报纸杂志的熟人，极力推荐知青的作品。因了此，他身边有了许多尊敬他喜欢他的知青文学爱好者，在同事间，他便有了一个“张少帅”的称号（80年代初，张老师调《株洲日报》负责副刊，身旁聚集了更多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冯#林能走上业余文学创作的路，最初的起步就是张老师扶持的）。
张老师曾对我们说，年青时想当作家没当成，只写了些豆腐块文章几首小诗歌，希望由我们把他的梦想变成现实。
文艺组有六个作者，都是男的，一个是群艺馆的歌词作者，一个是县剧团的编剧，一个是氮肥厂俱乐部的文艺专干，一个是铁道车辆厂的青年作者，一个是某中学的教师，再一个就是我。
分组开会时，张老师先把各位作介绍，轮到我时说：“知青业余作者，你们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我忙更正，说：“现在不是知青了，在省化校读书。”
张老师说：“你来创作的身份还是知青咧。”
我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
再介绍组织这次创作班的背景。今年9月份省文化厅要组织全省业余文艺调演，要求各市推荐三、四个节目参选，评选出的优秀节目在国庆节前一个晚上向省领导作汇报演出。
张老师着重地说，因为我市的厂社挂钩安置知青是全国的先进典型，得到过江#同志和GWY知青办的赞扬，这批节目中要有一个反映株洲知青生活的。
他说这话时，特别地看着我，那意思是由我来承担这个任务。我即明白了他刚才说我，“来创作的身份还是知青”的含义。
会后，每人发了一叠稿纸一支笔，另外交待墨水用完了就到他的房间里去上。
那时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搞写作都是用纸和笔。每修改一遍即要抄写一遍，创作过程主要占用的体力和时间，就是抄稿子。搞写作与其说是脑力劳动，不如说是体力劳动。很多大作家的原稿上的字为什么那么难看？都是图快写得草。
稿纸是满印了小方格的，下边再印了格子的排列方式和总数，如15*20=300或16*18=288之类，便于计算字数。搞写作的人为何自称是“爬格子的”？就这么一个来历。
为了互不干扰，也正好是年初，林区招待所没有几个客人，我们每人便占了应该住两个人的房间。那时还没有电视、空调、卫生间、热水淋浴、地毯、席梦思、沙发椅，只有两张木床、一张书桌、一把木椅、一个盆一个桶、一只废物篓。
第二天，六个人便进入了创作。
我抽空到几个房间去看了看，方知道这搞“文艺”的状态和搞“文学”的状态有相同也有不同。
相同的是，抽烟喝茶抠脑壳，呆呆地歪着头看窗户，时不时写一阵子，又时不时扯了稿纸搓成团扔进纸篓里。
不同的是，一个人扮着几个人，又念台词又摆动作，还拿来枕头毛巾什么的做道具。那样子就是个神经病。但是到后来，我也学了这一招。
晚饭后，大家都沿着弯弯的小路下坡，到湘江边去走走，让冬末春初的江风吹得自己流鼻涕，看江水懒洋洋地拍着岸崖沙滩，跨上泊在崖下的渔船看渔夫捕了几条鱼，拣河滩上的扁石打“漂漂”，胡乱地扯些岸边不知名的野草。也彼此间说些个人或单位的情况，或问一问创作的进度，前几天是问打算写什么东西，拿出提纲么，后几天则问改得怎样了，初稿定了么。十几个人，大体分了两伙，大伙是聂鑫森、叶梓臻、田章夫一帮人，小伙是我和张建国、王平成，也有喜欢孤独着的。
十天后，市文化局的领导陪着从省群艺馆请的三位专业作家来了，任光椿，李启贤，李子科，对我们进行辅导。
县剧团的搞的是几个大嫂学#寨的表演唱，车辆厂的搞了工#队进大学的独幕小话剧，歌词作者交了四五首歌词。氮肥厂的搞的是多产化肥支援农业的舞蹈，他这个节目以前在厂里演过了，这次只是修改提高，所以他比谁都轻松，时常一个人跑到小镇上去玩，大家笑他是去“吊妹子”。中学老师写的是年轻教师与反动学术权威斗争的快板书，有点像“牛尾巴的功能”那个电影里的内容。
我写的是相声，《路》。取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必由之路”。
为什么是写相声而不是别的什么呢？有点莫名其妙。
选了相声形式来创作，仅是因为平时喜欢听相声而已。即使是喜欢听其实也听得不多，除了在家里的收音机、街头的广播、父母单位摆在会议室那台黑白电视机，偶尔听过看过候宝林、马季等几位讲的相声外，其他人的相声基本没听过看过。更甚，从来没有在剧场看过相声表演，不曾感受过现场效果。另一个原因是，在我的印象中，湖南没有相声，我来做相声就有点出奇的意思。
怎么写呢？把以前听相声的印象做琢磨，不就是两个人，一人为主一人帮腔、你一句我一句说些事来让人笑么。就照这么一个理解去编。至于相声的特点、创作的技巧，却是一点不知道的。
现在想来，当时一本正经地创作相声，真正是年少无知、不知天高地厚。也就是凭着一个20岁毛头小子的胆气了。
作家们对大家的创作评价都很高，很好很好，题材不错，把握了时代脉搏，突出了政治，生活气息浓厚，有一定的艺术水平等等。还说这样的创作班办得很有意义，是个好经验，值得向全省群众文化系统推广。再就谦虚地提出一些建议，听着的人或不置可否地微笑，或满脸虔诚直点头忙着在本子上作记录。
说到我。相声是北方的艺术形式，湖南很少有搞相声创作的，你这个本子有一定的基础，真实地反映了知青的生活，这些生活很新奇，很吸引人。但是，提出的意见就多了：日常生活说得多了，改天换地接受再教育JJ斗争说少了；结构散了些，欠严谨，主线不突出；相声味不浓，包袱少了，抖得也不够响；株洲市厂社挂钩的特色和意义没有充分体现；等等，等等。从他们所说，我才知道，湖南还是有相声的，长沙有两名专业的相声演员，郭新，吉马，和马季是一辈的。
开始我脑子里还冒出想法：只怕是看我最年轻吧，不用讲面子。听完了，对照自己写的，才觉得作家们讲得都是对的，这个所谓的“相声”确实不象相声。我已明白，在所有的本子里，我的是最差的了。差得太远。
心里就后悔了：什么不好搞，怎么会搞了相声呢？可以做一个小话剧呀。
我读中学时，是学校宣传队的，演过《红色娘子军》里的儿童团员，《沙家浜》里的刁小三；在一个小话剧里当过一回主角，反面主角：一个后进学生。歌剧、京剧我做不了，编个小话剧应该是可以的。至少，会比做相声好得多。
一时里肠子都悔断了，额头上就冒了汗出来。
市文化局的领导最后说，集中创作结束了，各自回去按照省里作家的意见加工修改，一个星期后送群艺馆，由群艺馆把关定稿后报市文化局审查，通过后再在各自单位组织排练。
我心里清楚，我的相声基础太差，肯定是通不过的。也就没有了继续修改的信心，和打算。便自我安慰：就当玩了十来天吧。
晚饭后，约了建国去向张老师请假，说明天就不跟大家一起走了，回林场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我和建国正要走，张老师把我叫住，说：“昨晚我们开会讨论，局里领导说了，你这个节目是个重大题材，相声这种形式在湖南又很少，一定要争取参加调演。你回市里后，不忙回学校，到群艺馆来，继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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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业余作者创作班合影（中排中为李子科、任光椿、张启贤；前排左三为本文作者，左四为张建国；后排右三为叶梓臻、右四为聂鑫森。摄于197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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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业余作者创作班·文艺组合影（后排左三为任光椿、左四为李子科、左五为李启贤；前排左二为本文作者。摄于1976年1月）

三、总算买到了一本有一个相声的书，又找到了一本候宝林谈相声的书，急用先学、临时抱佛脚
这可能是市群艺馆最小的一间小房子。一张木板床，一张书桌，一个两门资料柜，一张靠椅，余下的空间也就只能站两三个人了。房子因为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而显得十分阴暗，又因为少有人进出而积蓄了一般刺鼻的霉味。可以看出，这是为我临时清理出来的。
住下来后，第一件事便是上新华书店去买有关相声的书，先要搞清什么是相声。哪知整个书店里并没有希望的相声专著，只好在文艺类柜台里一本一本翻，最终翻到一本什么新编曲艺集，里面有一个马季说的《友谊颂》，内容是歌颂中国的援非工程，我记得最后的包袱是“怎么没声了”。“汽车拐弯了”。不幸中之大幸，总算找到一个真正的相声了。
把这相声只看过一遍，想到自己的“相声”便十分自悲了：没有什么相声元素啊，没有地方让人发笑，“甲、乙”是分了的，充其量只能算个“对口词”。
原来虽说没有信心改了，却还抱有一、二分期待，这一下就跌到了“零点”。
第二天晚上，建国来看我。我给他看马季的《友谊颂》，说：“这才是相声，我那叫什么？相声不像相声，对口词不像对口词。现在‘难产’了，收不得场。”
建国便安慰我，说：“题材好呀，只要题材好总要让你改出来的。这不，独独把你留在这里。”
两个人说着说着就对小床对面那个深色资料柜产生了兴趣。
柜子上了挂锁，两个人把门掰开一道缝往里看，里面都是书。建国说，只怕是封存的“禁书”。我心里一亮，群艺馆的书，里面有没有关于相声的呢？便想着弄几本出来看看。
不敢撬锁。两个人围着柜子琢磨了一阵，发现掰开的柜门与柜子底下的木枋形成一个扁扁的三角形豁口，可以费劲地将一只手掌伸进去。
即试着从里面掏出一本书，一看，是文学类书藉。这立刻使我们兴奋起来，就一个人使劲别着柜门，一个人从柜门下面掏书。
书是一本压着一本的，掏一本出来非常费劲，也很慢，两个人只好轮换着。掏一本出来便急忙看书名，《高老头》、《战争回忆录》、《牛虻》、《青春之歌》、《西部民歌集》……如我所愿，掏出一本《相声的表演》，作者是谁？是候宝林。什么叫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就是掏出这本书时我那时的感受。
一看，已经掏出来10多本书，两个人的手腕处都擦破了皮，红红的一块。望着一堆书，后怕了。便商量着如何办。就是冲着这本《相声的表演》，我已不舍得把它们塞回柜子去了。很快就做了决定，一人一半，带回家去。就以各自的喜好把书分作两堆。这种行为显然有“#”的意思，只好拿了“读书人#书不为#”这句话来开脱自己。
没有心思再说闲话了。建国用报纸把书包严实夹在腋下，悄悄走了。
我便急不可耐地看《相声的表演》。
这是极薄极薄的一本书，仅有30页，说是小册子更合适。内容正如书名，是候宝林从演员的角度，谈相声表演的一些经验和体会，没有涉及相声剧本的创作。虽然有些不尽如人意，但这确实的是一本谈相声的书，至少，里面有许多台词可以借鉴。
说“急用先学”也可以，说“临时抱佛脚”也可以，接下来的几天里，一个《友谊颂》，一本《相声的表演》，一段一段地地看，一句一句地领会，又针对着自己的剧本琢磨，冒出一个什么想法，马上就在原稿上改。
正忙得晕天黑地，张老师来了，找我研究怎么改稿。
初稿的结构是以时间为主线：工厂和学校把知青送下乡，贫下中#帮知青安家，教知青种树；工厂帮助大队修小水电站、修公路；知青胃出血了，贫下中#输血；地#分子用小恩小惠拉拢知青，知青受贫下中农教育后斗争地#分子；知青入了党，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
这些素材中有一些是我亲身的经历或者是我们知青点发生的事情，有些是别的知青点的事，有些是从听广播看报纸的印象中联想出来的。
张老师说，确实是乱了点，主题也不突出。说，你呀，是不是就用一个事件作主线，把其它的事情串起来。又提示性地问我，这么多的素材中你对哪件事感受最深刻？
我便坦白地说，建小水电站和斗地#是想象出来的；小菜没有送，林场有菜地；鸡蛋是回家过年时送的，但自己买得更多些；贫下中#给知青输血是真事，就在我们知青点；知青入党也是真的，我们点就有一个；修公路有点夸张，我们只是在人造林里修了一些林间小路，现在是给外地的人来参观，以后树长大了让手扶拖拉机进去运树……
张老师说，创作本来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地再现生活嘛。你呀，把修公路作为主线怎么样，在修路的过程中，把工厂支援、贫下中#为知青输血、斗地#、入党呀什么的穿插进去……
我已经有了个蒙胧的设想，标题既然是《路》，何不将林场修路作为主线呢，张老师这么一说，正是不谋而合。
没料到张老师又想了想，点着标题说：“标题能不能改成《家》。《路》嘛，含义也很好。《家》呢，知青点是‘知青之家’，革命大家庭；厂社挂钩，是工农一家。作家的意见，说没有突出株洲经验的特色和意义，这么一调整，不就突出了么。”
我一边不停地说着好，一边将张老师所说简写在稿纸上。心里则涌动着对张老师的敬佩和感激之情。
张老师又鼓励我：“把标题改成了《家》，参加调演是没有问题的了，要得奖的话还要下功夫。”
说着说着，张老师看见了桌上的《相声的表演》，翻着书页说：候宝林说的都是旧相声，旧相声它只是要逗人笑，里面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政治含义，现在不是都没播放了不是。你呀，刚开始搞相声创作，不要受这些东西的影响，要学的话应该学马季的相声。
我便将那本从新华书店买的什么新编曲艺集拿给张老师，说这里有一个马季的相声咧。
张老师粗看了一下，说，你看，马季的相声就好，有政治含义，有教育意义。

四、市文化局请马季、李文华、赵连甲作指导
我一个人关在小屋里改稿，不仅把芒果牌香烟抽得屋里成了烟窟，也把抵笔的中指压出一个坑来。
偶尔走出小屋，在这个阴森冷寂得如宗族祠堂一样的院落里放松一下脑子和手指，从高墙壁立的天井里仰看初春天空的阴云仰看一棵老樟树开始换叶子，也俯看青砖的墙角下凤尾蕨长出细长的新芽小蜗牛却在上面吐泡沫千脚虫在砖缝间不急不慢地爬行。
一天，张老师兴冲冲地来了，说有个好机会，中央广播说唱艺术团的几位老师来了，住在市委接待处，文化局的领导联系好了，请他们给你指导一下。
来的是马季、李文华、赵连甲三人。他们是结束了在桃源县体验生活回北京途经株洲的。桃源县是马季的创作基地，隔一两年，马季就邀几个同事来桃源住一阵子。
在接待处一间小会议室，三位老师和我们见面。我和三位老师都握了手，马季的手肉肉的，李文华的干瘦，赵连甲的有力。文化局的领导把我介绍给老师们，是位知青，头一次创作相声，写作有点基础，创作还没有经验。张老师即将我的作品递给马季。
马季很随意的斜坐在沙发上，看了封面上的作者名字，我用的是笔名“马丁”，他就张着他的厚嘴唇张开他的厚手掌打趣：“嘿，北有马季南有马丁。”顺手将稿子递给了李文华。李文华是端正的坐着，看了封面嘶哑着嗓子接口说：“大有马季小有马丁。”与瘦小的李老师嘶哑的声音形成鲜明反差，高大的赵老师说话底气十足十分浑厚：“北也好南也好，大也好小也好，都是你们马家人。”在座的都笑了。有些紧张的我便一下放松了。
马季说自己还有别的事，已经安排好了的，请李老师赵老师提提意见。正说着，果真有人来请，他就笑迷迷地招着手告辞了。
李文华一目十行看完稿子后就跟我讲“相声”，赵连甲接着看，看完后，也加入进来。
两位老师都对相声的开头大加赞赏。这个开头的大意是：
甲：您兄弟几个？
乙：我和我哥，两兄弟。
甲：姐妹几个？。
乙：就我姐，一个。
甲：您家，兄弟两个，姐妹一个，太少。能不能多点？
乙：多点？这能多吗。
甲：兄弟来他七八个，姐妹来他八九个。
乙：光吃饭，两大桌都摆不下。有这样的一个家吗？
甲：我家就是呀。
乙：您家，兄弟七八个姐妹八九个。这是个什么家呀。
甲：“知青之家”。
两位老师说，开门见山，直奔“家”的主题，首先就抖出一个包袱，效果很好。
我心里就有点得意：急用先学、临时抱佛脚，还是有点用咧。
又给我说相声的基本知识，逗哏应该怎么处理，捧哏应该怎么处理；三翻四抖，怎么翻怎么抖；学说逗唱怎么穿插；怎么设计夸张、设计误会；怎么把日常的俏皮话变成包袱……也说些他们表演的相声里面一些段子是怎么改出来的。说着说着就来了兴趣，给我设计出好几个包袱。两位老师连说带比划，就象是现场表演，逗得我们哈哈地笑。
也就一个来小时，文化局的领导来请老师们吃饭了。
这一个小时，两位老师为我作了相声的启蒙，远胜过看几天《友谊颂》、《相声的表演》。
离开前，我摊开采访本请两位老师签名，李文华先签，再在名字下写了电话号码，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北有马季，南有马丁”，自己看着，呵呵笑了。赵连甲签完名后握着我的手嘱咐：“有机会来北京，一定要打电话啊，小马季。”
我们出来后，张老师满面春风地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参加调演时可以作个介绍，说我们的相声是由马季、李文华、赵连甲老师指导创作的，这样，评奖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又突然一拍额头，无限后悔地说：“唉呀，忘了个事。带个照相机就好了。”
而我，想到文化局的领导竟然出面为我一个无名小子的创作，请动马季、李文华、赵连甲这样的大名人来作指导，真实地感受到这一个重大题材的重大性，心里涌出许多对领导的感激之情，也有些为自己写了这个题材的庆幸。

五、相声《家》能完成创作，参加调演并被评为优秀节目，又由省广播电台播放，凭的是反映了一个重大题材
接下来几天，我趁热打铁、现学现卖，按李赵两位老师的指导，着意地从学说逗唱、三翻四抖、夸张与误会这些方面进行修改。张老师看后说，好，差不多了。即拿了稿子到市文化局去审，文化局也通过了。
我在群艺馆改稿时，馆里的老师们知道我在创作一个重大题材的节目，便时常到小屋里来看我，表达一些条件不好的问候，问一些改得如何之类的话。都是上班后来一下，一两句、两三句就走了，是不多费时间的好意。有位歌词作家还送我一些自卷的、香味很浓的香烟。一位会计阿姨多次邀我去她家吃饭。现在终于得到稿子通过的消息，老师们都很高兴，均向我说些祝贺、赞扬的话。
张老师说，这是我市创作的第一个相声节目呀，可以拿到报社去发表发表。其他老师说，这是个好主意咧。
张老师即要我把稿子抄一份出来，由他送到市报去。《株洲日报》副刊编辑是龙海清老师，也曾参加过知青文学创作班的活动，我发表在《株洲日报》的诗歌和散文，都是他修改编发的。
不久后，市报的文艺副刊把这个相声登出来了。虽然作了删减，仍然占用了一个整版。作者名字后面用括号注明“知青”。
张老师跟我说：不简单呀，市里知名作家发小说也难得有这样大的篇幅咧。你现在是小有名气了。高兴的程度似于他自己发了作品。
过后，搞创作的朋友们为我建议，你呀，凭这个相声可以申请加入“作协”咧。成为作家，是每一个文学青年的梦想，但在当时，我却有莫名的心虚，不敢去提申请。直到40年后，出了两本书，我才加入省作协，圆了作家梦。
剧本定稿后，市群艺馆从北方人集中的田心机厂抽调了两名业余演员进行排练，我们一起又呆了几天，和演员一起从表演的角度进行润色。之后，我就回校去了。
9月份，市文化局从创作的节目中选了三个出来，由张老师带队参加全省业余文艺调演。相声《家》被评为优秀节目，并参加了国庆节的汇报演出。
10月份，一天晚饭后，我正在学校操场上和同学打球，不经意中听到广播里说：下面是全省业余文艺调演优秀节目选播时间，今天播放的是相声《家》。
我跑回宿舍，独自伏在窗前，听杨树上茂密叶子里的喇叭。
自从交了本子，作品登了报后，我俨然地把自己当作了一个搞相声创作的人，在朋友间牛皮哄哄夸夸其谈的同时，也特别留意相声创作方面的资料，即便是听相声，也多从本子写得怎样来思考（这种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不知不觉中，竟使自己的相声欣赏水平提高了不少。
听完了广播，心里虽然激动着，自知与马季的相声相比相差甚远。自己给自己评分：又象对口词，又象相声。
即想到，这个相声从一无是处到完成创作、发表在市报，到参加调演、评上优秀节目，又被省广播电台播放，全靠是个重大题材，才将这团稀泥糊上了墙。
（作者为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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