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展涛校长和徐显明校长的差异(1)
2009-06-28 17:43阅读：
展涛：“展哥”迈步闯关东
当年曾是最年轻大学校长
曾有人这样叙述8年前刚担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展涛：“从校部大楼门前高高的台阶走上走下，展涛总是一路连蹦带跳。”的确，那时只有37岁的他，是全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
如今，这位依然可算年轻的校长迈着轻快却又沉稳的步子，从山东大学走到吉林大学，当年的“展哥”，如今更要在新岗位上一展宏图。
其实，“展哥”这个称呼还挺让展涛开心。作为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重点大学的校长，他曾被认为太年轻了，以至于有些研究生从不称他“展校长”，也不称他“展老师”，而是称他“展哥”。展涛倒觉得无所谓，自己比自己周围的人“年轻”，只是因为“走”得快了一点罢了。
其实，展涛并不仅仅是“走”得快了一点，他简直就是一路蹦跳着过来的。从读本科到读硕士、读博士，他没有参加过一次升学考试，总是跳级。
读高一时，由于数学奥赛成绩突出，16岁的展涛就被破格录取到山东大学数学系；24岁获得博士学位；30岁被破格评聘为教授，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32岁被任命为山东大学副校长。
2000年，展涛就任三校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时，只有37岁，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年轻”之下的平等沟通
当初展涛当校长后，师生们很快发现，办公楼的工作人员突然也同样变得“精神”、“年轻”了。原来，展涛整顿机关作风的第一步，就是要求工作人员打领带、着西装、佩带身份标志牌，改变拖拉、散漫的工作作风。比如说打领带，对个人是一种约束，对别人也是一种尊重。”展涛说。
而这位年轻校长自己也是如此，雷厉风行。展涛常常是白天在会议室开会，晚上已在赴威海分校的途中，在师生们眼里，他总是精神焕发、朝气蓬勃。
作为一名大学校长，展涛更重要的是观念“年轻”，背后隐藏的意味，是一种更平等直接的交流。
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田刚一直记得这样一件事，他的宿舍房门曾被敲响。“我可以进来吗？”随着一声亲切的问询，“展校长！”宿舍里几个哥们儿不约而同喊出声来。他们没想到，校长来串门儿聊天。
聊天中，田刚谈到了自己一直“耿耿于怀”的“灯火管制”问题。学校宿舍楼晚上统一断电熄灯，以保证学生休息。这对于2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必要的，但许多已工作多年的博士生就很难适应。
临别，展涛对田刚说，“你所盼望的光明，我会给你带来的。”几天后，研究生楼的“灯火管制”开禁了，“夜猫子”们欢呼雀跃。
在山大，与校长联系的机会人人都有，那就是通过校园网的“校长信箱”。而在固定周末的晚上，在学术报告厅与展校长对话，更是学生生活的经常项目。展涛说：“我希望成为最贴近学生的校长。”这个目的，“展哥”的确做到了。
八年之后从山大“毕业”
曾有人说，大学校长，工作主要内容就是“师生”这两块。依靠年轻带来的亲和力，他和学生打成一片；而依靠着对学术规划的敏锐感觉，他又把山东大学的科研水平提高了一层。
作为山东大学这艘航母的领航员，展涛早早提出，山东大学的目标，是成为一所“综合型、开放型、研究型的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
对于“一流大学”的标准，展涛的看法是：“必须有在国际上叫得响的学术大师，必须具有高居前沿、能够影响和带动一大批其他学科发展的主导学科，并能在其主导学科的影响和带动下，迅速形成在国内乃至国际上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地位的学科群。”
展涛坦率承认，做校长要比从事数学研究复杂得多。做校长，首先面对的是人。展涛在学校发展的思考中，多次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
他延请各地学术名家，哪怕不能来山东大学工作，也请来讲讲课，做做研究，带动校内的科研气氛……久而久之，效果明显。
八年之后，展涛终于要离开这所大学。在离开之前，他写了一封信给所有山大人，信中自谦是一名山大的孩子，在这里度过29年学习、工作、生活、成长的日子：“我觉得自己从没有真正长大过，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我们的校园，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
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曾应邀创作《山东大学之歌》。展涛向他说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大学：大学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它必须是充满活力、充满激情的。这使乔羽先生深受启发，于是，歌中有了这样词句：同学少年，青春结伴，知识无涯，生命无限……
如今，展涛将到另一片天地，去尽情展示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抱负。
徐显明：“勇敢”挑战招生惯例
山东大学“老”校长展涛的新岗位在吉林大学，他的位置将由山东同乡徐显明接任。这位曾经在山东大学工作过15年的新校长到来的消息，似乎在传递着一个新的消息：以后的山东大学会有更多的变革，因为，徐显明本就是一个喜欢变革的人。
在之前任职的中国政法大学，作为校长的徐显明就进行过一次极受人关注的变革：调整招生方式。
我国大学招生中，向来有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那就是这所大学在哪个城市、哪个省份，它在当地的招生人数也就越多。这就往往会造成大学校园里大城市学生远远多于偏远地区的学生。
但作为全国重点大学的中国政法大学却向这种现象发起了挑战。徐显明的理由很简单，中国政法大学是中国的政法大学，而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他们将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各省份人口多少，再参考教学质量适当倾斜的方式，确定在各省份的招生人数。
这项措施在2006年推出，也就在那一年，中国政法大学在山东、河南、四川等人口大省的招生人数历史性地突破100人，而在北京的招生人数却“历史性”地减少了25人。
“中国政法大学的招生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徐显明说，既然是统一高考，那么，大家在统一的考试面前，就应该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对待，这就是教育机会的公正问题。
人权学者追求“公平”
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办公室，最显眼的是墙上挂着的一排相片，他们都是学校的历任老校长，在这些法律界前辈大家的注视之下，徐显明推开了这个被称为具有“颠覆性”的招生改革。
“这招生改革的一小步，可能社会公正就会有一大步”，社会上这样评价，这一步为何由徐显明来完成呢？也许从他的治学背景上就能看出一二。这位大学校长同时也是一位法律界的专家，他是我国著名的人权研究学者。
年轻时，徐显明在山东老家当过生产队长和民办教师，21岁时终于考上吉林大学，35岁时成为年轻的法学教授。这些年来，徐显明一直是一个对社会不公平现象很敏感的人。
曾有记者采访他时问，任何人都会在生活当中遭受过不平等，但是多数人可能遭受之后，气愤几天就过去了，对于您来讲，这么在乎法律的精神，在乎正义，您碰到不公正之后会怎么样？
徐显明的回答很简单：“我的态度应该是怎样去想办法改变它，当我还不能改变它的时候，我会叫我的学生去改变它，我的学生不行，我要我的学生的学生来努力改变，这是一种态度。目的是大家一块来设计中国的最公正的制度。”
徐显明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办公室里还挂着另外一幅骏马图，这是他刚刚上任校长时，由30位青年教师联名赠送的，徐显明一直把青年教师的这个举动看成是对自己改革的激励，他也的确在改革的路上跃马扬鞭。
“最后一课”最有深意
徐显明心里有一件事始终不忘。1998年，他访问美国哈佛大学时，接待他的是在美国法律界鼎鼎大名的人――1972年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检察官，当年因为他的坚定不移才迫使尼克松最后下台。
当时，徐显明问他，为什么比尔?盖茨大学没毕业？为什么格林斯潘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也不能毕业？而这两个人却恰恰是美国经济20年来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甚至有人比喻这两个人是美国经济两架马车的驾驶员，总统只不过是一个搭车乘客。
“这位美国教授的回答是，上大学是为增进智慧而进来，盖茨、格林斯潘这样绝顶聪明的人是不需要大学的。我当时也就在想，的确，能培养出顶尖高手自然好，但大学是为了培养更多优秀的‘普通人’，我自己担负学校领导一职，自然更要践行此意。”徐显明这样表述。
的确，他在中国政法的这些年，在招生中广推公平，而在学生进校后，更是反复要求老师能全心栽培，“一个都不漏过”。
每年毕业时分，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徐显明无论事情多忙，都一定会出席演讲。他知道，毕业典礼是这些年轻人在政法大学里上的最后一课，这时，无论内容如何变化，他都会说到另外一个内容：服务祖国和同胞而出去。
如今，徐显明又将会回到他的“老家”，赴山东大学任职，看来，明年山大毕业生的最后一课，要由这个口才出众的校长来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