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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萍舞剧《十面埋伏》的形式与内容

2016-01-20 12:09阅读:
舞剧《十面埋伏》的形式与
从舞蹈身体语言学和社会学视角出发,对杨丽萍的新作舞蹈剧场《十面埋伏》进行形式层面和意义层面的分析,从作品中揭示出社会性意义。


一、《十面埋伏》的形式层面
舞蹈是一门综合艺术,与之共振的艺术语言符号有许多,《十面埋伏》主要由语言媒介和非语言媒介构成。语言媒介包含伴语言(音乐)和纯语言(文字),非语言媒介包含身体语言(表情、姿态和动作)和非身体语言(服饰、道具、构图等)。
多模态话语媒介系统
媒介
形式所指
内容能指


伴语言
音乐语言
京剧的伴奏(琵琶、古筝等)
现代性音乐
琵琶声:交待紧张的“十面埋伏”的气氛
现代性音乐:现代性呈现
纯语言
文字
京剧唱词
剪纸人剪的字
京剧唱词:交待人物、历史、背景
剪纸人:剪纸人的“字”贯穿整场、交待背景
非语言
身体语言
面部
项羽:面容严肃
刘邦:面容嬉笑
虞姬:面容平静
分别塑造了三个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
躯干
项羽:现代的身体与戏曲、武术身段融合
刘邦:滑稽的身体、暗含心机
虞姬:柔美、平静的身体
韩信(黑脸):挣扎、不断摔倒的身体
韩信(白脸):挣扎、扭曲的身体
萧何:现代性身体与古典戏曲身体的结合
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形象特征
刘邦:“不务正业”、暗含心机的形象特征
虞姬:女性美的代表
韩信:人格分裂的两面性
萧何:讲述者与参与者
整体
刘邦与项羽:争强好胜的身体
项羽与虞姬:融为一体的
身体
刘邦与项羽争斗
项羽与虞姬美好的爱情
非身体语言
道具
剪刀
羽毛
京剧袍服
京剧大旗
轿椅
剪刀:恐惧、是威胁、是伤害人的利器;京剧袍服、京剧大旗:塑造了项羽的“力拔山兮”的形象特征;轿椅:塑造了刘邦“不务正业”性格特征;羽毛:鲜血四溅、惊魂不定
服饰
现代服饰
塑造了整体现代人的形象特征
灯光
黑色
白色
红色
黑色、白色:对立面
红色:女性、刚烈、血腥、人性的美好
技术
项羽:借助科技,身体倾斜状,旋转
剪刀装置移动:上下、左右移动
项羽永恒的精神
剪刀移动:时而是乌云,时而是迷失的丛林
调度
场图
十面埋伏时打斗的两竖排
韩信“胯下之辱”的横排
刘邦、项羽双方的对峙
突出韩信受“胯下之辱”
图1:作品《十面埋伏》的多模态话语媒介系统分析
这一多媒介构成的形式,满足了人的视觉与听觉,也通过各种语言与非语言共同协作产生的意蕴,满足了人的感觉。与杨丽萍的舞剧《孔雀》、春晚作品《春》、《莲花心》等相比,《十面埋伏》更加注重身体语言的拓展,让身体语言其主导地位,并借助非身体语言来表达主题、塑造人物形象。
二、《十面埋伏》的内容层面
在形式层面上,不同艺术媒介相互关联,共同体现出了《十面埋伏》的意义层面。就内容而言,它的意义主要体现为人物的社会性、人物关系的社会性方面。按人物及关系分为三点论述:
1、对“楚”项羽与“帝”刘邦的社会性意义呈现
《十面埋伏》中项羽的亮相是通过京剧的形式展现的。首先,一身巨大的袍服从天而降,给观众遮天蔽日的强烈视觉冲击,展示了楚王霸气十足的性格特征。在演员的选择上,杨丽萍选择了身材高大魁梧的舞蹈演员和尚[2]来表演这个角色 ,尽可能地还原了历史人物的形象特征。而“帝”刘邦的亮相则采取了幽默化的手段,同时运用了道具“轿子”来衬托刘邦的“顽皮”与“不务正业”的性格特征。在塑造项羽与刘邦之间的人物关系上,杨丽萍设计了“互帮互助”式动作来表示两者的友好,同时又设计了“明争暗斗”式动作来表示两者的“争霸”。同时,杨丽萍还设计了刘邦和项羽的表演戏粉去分别揭示刘邦阴险的一面和项羽幼稚的一面。
由此展开《十面埋伏》中的“楚”项羽与“帝”刘邦构成的一种社会性的符号。符号刘邦的社会性指向那些看似不务正业却有谋略之人,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正是这种社会性符号的内涵。现代社会中,有很多类似刘邦性格的人,他们虽然不务正业,但是却善于结交朋友,有谋略,能取得最后的成功。而符号项羽的社会性能指指向那些刚直、勇猛但不善运用权术之人,所谓“有勇无谋”正是这种社会性符号的内涵,但是这种人却能名流千史。所以,在《十面埋伏》的结尾部分,项羽巨大袍服的再次出现,表露世人对项羽的敬仰之情。
由此再展开,“刘邦式”社会性符号与“项羽式”社会性符号的关系构成一种新的符号,它代表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是一张巨大的网,网中有着千千万万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同这张网。有时从表面看是和谐的,但是内心的尔虞我诈却不可预料。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下,扮演任何一种角色的人都可能会成功,因为彼此的缺点与优点有时是相互制约的。正如角色刘邦虽然不务正业,但是他善交朋友,才有了萧何、韩信的追随,使他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项羽虽是有勇无谋之人,但是他的气节为后世所敬仰。
2、“将”韩信和“相”萧何的社会性意义呈现
韩信在《十面埋伏》中具有两面性,彰显了黑与白的对立与统一。他曾受胯下之辱,却没有让自己被摧垮,日后奋起,成为一员大将,这种对比体现了“黑暗”与“光明”。分裂的人格、人性的善恶、恐惧和欲望是韩信人物的社会性指向。存活在世界上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如同韩信一样,有“黑”与“白”两面。
萧何是古代人和现代人的结合,他既活在过去,更活在现在。他时而参与历史,时而旁观历史。这么设计“相”萧何这样的角色是别具匠心的,不同于项羽、刘邦和韩信,历史中的萧何为文官--“相”,他为刘邦出谋划策,但却没有办法贡献自己的武力,在这一点上,他如同旁观者一样,没有身临其境血腥的厮杀,却是血腥厮杀的策划者。萧何的人物特征折射出的是善于笼络有利于操控局面之人、善于积累人脉资源,同时,也折射出人性的“两面性”。虽然这一类人有时处于不为人所知晓的“背后”,但是不可忽略其重要性。
3、“姬”虞姬的社会性意义呈现
虞姬是杨丽萍舞蹈剧场《十面埋伏》中唯一的女性角色,舞美设计叶锦添把唯一的“红色”给予了这个角色。虞姬,才艺并重,舞姿优美,性格刚烈。红色,既是女性的代表,也是性格的代表。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四面楚歌”中的爱情虽是于“黑暗”中滋生,但却经久不衰的,回味无穷。虞姬的社会性象征着尔虞我诈社会里的一种美好、一种向往,它们甚至能战胜恐惧,会带来一种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十面埋伏》中的虞姬与其说是刚烈、为爱奋不顾身的典型,不如说是与男性争斗世界对立的追求单纯的代表……
杨丽萍舞蹈剧场《十面埋伏》中的每一位人物既是古老的,也是全新的。他们不仅是舞台形象,更是古今社会现象的剪影。杨丽萍用全新的方式在演绎古老的故事,借以与现代大众进行沟通。社会语言学家莎伦·K.德克特和卡罗琳·H.维克斯认为,说话者可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语言能力,杨丽萍用舞蹈剧场的方式大胆地进行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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