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雄奴”骂了谁
朱光东
在红楼梦第六十三回有如下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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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雄奴”骂了谁
朱光东
在红楼梦第六十三回有如下一段文字：
承认这是露骨的民族思想，但怀疑是有正书局老板在印刷时加进去的。刘梦溪认为这段描写“是表现作者反满思想的特笔。”
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这段文字，关键是理解谁是“犬戎”。
范文澜《中国通史》写道：'戎狄族散布地域很广，陕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极大部分都是戎狄族居住地。商周人称他们为戎狄，又称为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獯鬻、玁狁（音 险允 xiǎn
那么宋代女真是不是胡虏？回答是肯定的。如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的“胡”，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里的胡虏，都是指的女真。
明清时期的满洲也是胡虏。乾隆十八年，发生“胡中藻案”。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满族人，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由于胡是鄂尔泰的门生，鄂昌和胡诗文唱和，是常有的事。在搜查胡、鄂两家的诗文信札时，发现鄂昌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又批：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
这里非常清楚，乾隆认为鄂昌称蒙古为“胡儿”是忘本，因为满洲本身也是“胡”。结果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
乾隆四十三年发生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徐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的诗句，被指“壶儿”隐射“胡儿”。结果是：徐及其子徐怀祖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子孙徐食田、徐述书虽然是自己携书自首的，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这又是乾隆自认为“胡儿”的例证。
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当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逐渐迁入中原的情况，建议迁徙他们回原处，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魏塾对此加批语，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乾隆认为五胡、戎狄是映射清朝。魏塾被斩立决。这又是涉及胡虏、夷狄被诛杀的例子。
而在汉人眼里满洲也是“胡”。如夏完淳《即事》三首之二：“一身存汉腊，满目尽胡沙。”
因此，女真、满洲与匈奴、契丹、“五胡”、突厥等一样，都是“胡虏”。红楼梦用“覆辽射金”法，指匈奴、契丹而骂女真、满洲，是毫无疑问的。
准噶尔是蒙古的一个部落。从汉人立场来看，准噶尔与契丹、匈奴一样属于'犬戎'“胡虏”。但是，它只是清代的边患，不是自尧舜起的“中华之患”，因此红楼梦所谓“中华之患”指的不是准噶尔，而是指自尧舜起就为中国边患的“犬戎”、“胡虏”。
有人认为，满洲进入中国以后，就以华自居，不再是胡虏了。但下面这段话清楚地表面作者的汉民族立场。作者写道：“众人嫌拗口,仍翻汉名,就唤‘玻璃’”。所谓“拗口”，就是说起来别扭，不顺口。人讲话，非母语都是拗口的。中国人讲外语拗口，外国人讲汉语也拗口。对于汉人来说，满语也是拗口的。这种说番语拗口，要作践说番语的人，无疑是汉民族立场，剑指满洲。因此这段文字是站在汉民族立场谴责满洲，而非站在满洲立场谴责准噶尔，更非歌颂满洲。
理解这段文字的含义，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一是明确红楼梦是一部排满作品。作践耶律只是其排满思想的一部分。其他如割腥啖膻也是。因为“腥膻”也是“胡虏”的蔑称。如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 张元干《水调歌头》：“戎虏乱中夏，星历一周天。干戈未定，悲咤河洛尚腥膻。”这里的腥膻均指女真。章炳麟先生亦云：“自甲申（顺治元年，1644年）沦陷，以至今日，愤愤于腥膻贱种者，何地蔑有？”因此，红楼梦是一部排满作品，其排满思想有待我们做深入研究。
二是作者不是曹寅孙曹雪芹。红楼梦诞生于血血雨腥风、风声鹤唳的文字狱时代。时人记录道：'今人之文，一涉笔唯恐触碍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鱼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连篇累牍地大骂'腥膻'、'匈奴'、'耶律'、'犬戎'、'夷狄'、'中华之患'，一定是一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隐姓埋名的反清志士，而不可能是胡适考证出来的、在京城行走、与王公贵族过往甚密的旗人曹雪芹。这不是曹家人有没有排满思想的问题，而是在一部反清作品上署名要招致灭门之灾。因此，书上列举的几个名字如石头、空空道人、曹雪芹一定是化名而非真名。 百年曹雪芹考证是一场南辕北辙的误会。
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这段文字，关键是理解谁是“犬戎”。
范文澜《中国通史》写道：'戎狄族散布地域很广，陕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极大部分都是戎狄族居住地。商周人称他们为戎狄，又称为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獯鬻、玁狁（音 险允 xiǎn
那么宋代女真是不是胡虏？回答是肯定的。如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的“胡”，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里的胡虏，都是指的女真。
明清时期的满洲也是胡虏。乾隆十八年，发生“胡中藻案”。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满族人，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由于胡是鄂尔泰的门生，鄂昌和胡诗文唱和，是常有的事。在搜查胡、鄂两家的诗文信札时，发现鄂昌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又批：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
这里非常清楚，乾隆认为鄂昌称蒙古为“胡儿”是忘本，因为满洲本身也是“胡”。结果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
乾隆四十三年发生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徐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的诗句，被指“壶儿”隐射“胡儿”。结果是：徐及其子徐怀祖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子孙徐食田、徐述书虽然是自己携书自首的，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这又是乾隆自认为“胡儿”的例证。
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当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逐渐迁入中原的情况，建议迁徙他们回原处，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魏塾对此加批语，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乾隆认为五胡、戎狄是映射清朝。魏塾被斩立决。这又是涉及胡虏、夷狄被诛杀的例子。
而在汉人眼里满洲也是“胡”。如夏完淳《即事》三首之二：“一身存汉腊，满目尽胡沙。”
因此，女真、满洲与匈奴、契丹、“五胡”、突厥等一样，都是“胡虏”。红楼梦用“覆辽射金”法，指匈奴、契丹而骂女真、满洲，是毫无疑问的。
准噶尔是蒙古的一个部落。从汉人立场来看，准噶尔与契丹、匈奴一样属于'犬戎'“胡虏”。但是，它只是清代的边患，不是自尧舜起的“中华之患”，因此红楼梦所谓“中华之患”指的不是准噶尔，而是指自尧舜起就为中国边患的“犬戎”、“胡虏”。
有人认为，满洲进入中国以后，就以华自居，不再是胡虏了。但下面这段话清楚地表面作者的汉民族立场。作者写道：“众人嫌拗口,仍翻汉名,就唤‘玻璃’”。所谓“拗口”，就是说起来别扭，不顺口。人讲话，非母语都是拗口的。中国人讲外语拗口，外国人讲汉语也拗口。对于汉人来说，满语也是拗口的。这种说番语拗口，要作践说番语的人，无疑是汉民族立场，剑指满洲。因此这段文字是站在汉民族立场谴责满洲，而非站在满洲立场谴责准噶尔，更非歌颂满洲。
理解这段文字的含义，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一是明确红楼梦是一部排满作品。作践耶律只是其排满思想的一部分。其他如割腥啖膻也是。因为“腥膻”也是“胡虏”的蔑称。如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 张元干《水调歌头》：“戎虏乱中夏，星历一周天。干戈未定，悲咤河洛尚腥膻。”这里的腥膻均指女真。章炳麟先生亦云：“自甲申（顺治元年，1644年）沦陷，以至今日，愤愤于腥膻贱种者，何地蔑有？”因此，红楼梦是一部排满作品，其排满思想有待我们做深入研究。
二是作者不是曹寅孙曹雪芹。红楼梦诞生于血血雨腥风、风声鹤唳的文字狱时代。时人记录道：'今人之文，一涉笔唯恐触碍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鱼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连篇累牍地大骂'腥膻'、'匈奴'、'耶律'、'犬戎'、'夷狄'、'中华之患'，一定是一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隐姓埋名的反清志士，而不可能是胡适考证出来的、在京城行走、与王公贵族过往甚密的旗人曹雪芹。这不是曹家人有没有排满思想的问题，而是在一部反清作品上署名要招致灭门之灾。因此，书上列举的几个名字如石头、空空道人、曹雪芹一定是化名而非真名。 百年曹雪芹考证是一场南辕北辙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