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朱熹同安任职865周年之二·朱熹的两篇短文
2018-07-25 22:34阅读：
·纪念朱熹同安任职865周年之二·
朱熹的两篇短文
李启宇
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到泉州府同安县（今厦门市同安区）任主簿兼管儒学，相当于当今分管财政兼教育的县级佐官。朱熹在同安期间，留下许多诗文。后人将朱熹的这些作品汇集成册，题为《大同集》，刊印行世。先哲的雪泥鸿爪，在865年后的今天读来，仍具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
在《大同集》的作品中，朱熹写于到任初期和离任时的两篇短文最值得注意。
到任初期的作品题为《鼓铭》，全文只有22个字：“击之镗兮，朝既旸兮，巧趋跄兮。德音将兮，思与子偕响兮。”（1）意译为现代文，简直是一篇漂亮的短诗：敲打撞击/璀璨霞光中/击鼓人步法腾挪/身姿矫健/美好的名声永远流传/我渴望和你一起轰响
《鼓铭》可以说是朱熹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朱熹18岁考中建州（治所在今建瓯市）乡贡进士，19岁考中进士，虽然到23岁时才获任命，24岁才正式上任，但足以称作少年才俊、春风得意了。
六月里，朱熹从建州启程到同安赴任。途经剑浦时，想起崇仁里樟林（樟岚）乡（今南平市延平区炉下镇下岚村）有一位
父亲的生前好友，便决定前往拜访。
朱熹前往拜访的这人叫李侗，与朱熹的父亲朱松同为沙县人罗从彦的门下弟子。朱熹去拜访李侗，一方面是尽到晚辈的礼节，但应该也有向这位长辈“报喜”的成分。朱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侗：自己兴趣广泛，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他说，几年前，曾向一位和尚请教“释氏之学”，后来考进士时，就是依照那位位和尚所说，胡乱发挥一通，竟然考上了。言语之间，不无志得意满之感。但李侗显然不大看重朱熹在仕途上的斩获，对朱熹的做学问的态度、方法也不以为然。据朱熹后来的回忆，他和李侗见面时，“每诵其所闻”，李侗都“莫之许也。”对于释氏之说，李侗则“极言其不是”，始终持否定态度。朱熹很想和李侗辩个水落石出，但李侗似乎不屑多说，只叫朱熹去看圣贤的书。
到同安上任之后，朱熹对于与李侗的樟林会面仍耿耿于怀。一方面，由于18岁成为乡贡进士、19岁进士及第，朱熹被视为建州的少年才俊，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一个人敢像李侗那样，对其成就视若无睹、对其治学全盘否定的。另一方面，朱熹自小就喜欢追根寻底。五六岁时父亲教他习字，手指头顶说这是“天”，朱熹仰头一看，问道：“天上有什么？”樟林会见李侗，李侗没有说明朱熹错在何处，只叫他去看圣贤的书。这倒激发了朱熹的好奇心。他决心弄个明白：圣贤的书到底说些什么。
朱熹日后回忆：他到同安之后，“将圣贤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他突然产生了一种“一旦豁然贯通焉”之感，对李侗的感激、崇拜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
朱熹任职同安期间与李侗的这段师生情缘，可以列为中国哲学史的一件大事。儒家学说在宋代被称为理学。程颢、程颐的理学传入福建后称为闽学，史称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为闽学四贤。闽学传至李侗时，由于李侗蛰居乡间，身世萧条，闽学处于后继无人的窘境。朱熹拜师李侗，不仅完成了闽学四贤的代系传承。之后，朱熹成为闽学的集大成者，完成了闽学的系统化，使闽学具备了走向全国的理论特质。
当然，年轻的朱熹根本想不到自己拜李侗为师能有什么惊世传史的价值。他只是由衷地高兴。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而“闻道”之关键在于“得师”。朱熹在父亲逝世之后，先后得到包括儒、释、道在内的多位学者的指点，但从没有一个能像李侗那样能一言点中他治学的“死穴”，指引他走上正道。
樟林会面时，李侗还批评朱熹“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却理会不得”，要他“在日用间着实做功夫”。朱熹一到同安上任，马上面临释氏之说与现实的矛盾。由于主簿所管乃一县之财货收入，与现实生活中的生产以及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如果用释氏之说逃世、避世的态度对待，势必一事无成。这使得他切身体验到李侗所说的“在日用间着实做功夫”的深刻含义。加上朱熹身上具有浓厚的亲民、爱民的思想基础，使得他无法脱离现实，而是忠于职守，体恤民情，事必躬亲。主簿为一县赋税主管，一般庸官都把具体事务交给下属办理，朱熹却十分认真。他不仅过问赋税总收入，还逐日点对账目；追税必先期出榜告示，缴税缘由、对象、例则（即标准）、期限均一一事先说明；税赋缴纳多寡与县民生产情况息息相关，朱熹便深入民间村舍，了解民情，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亲自勘察地形，主持开掘“八卦沟”，引导农民种树防风、开渠抗旱。据传，同安沿海多旱，朱熹所到之处，谆谆嘱咐百姓要多备戽斗、畚箕等抗旱工具；同安山区常有山洪爆发，朱熹所到之处，便谆谆嘱咐乡亲多备锄头、畚箕，以便筑堤防洪。因此同安沿海民间至今流传“朱熹朱熹，戽斗畚箕”的民谚，山区则流传“朱熹朱熹，锄头畚箕”。足见此时的朱熹已经摆脱了消极无为的释氏之说，树立了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人生观。
旧时县衙升堂要敲击升堂鼓。一天早晨，朱熹进入县衙大堂，看到鼓手在阳光照耀下奋力击鼓的场景，不禁为之所动，便写下这篇篇题为《鼓铭》的励志短文。
这篇朱熹所作的最短的文章借助朝阳中鼓声轰鸣的场面，形象地宣告了朱熹与释氏之说的决裂，“思与子偕响”的章句无疑是朱熹决心在人生大舞台上有所作为的誓词。
与有所作为的志向一样令人感佩的是朱熹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他的最大嗜好便是读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他如饥似渴地汲取先贤传承下来的心灵甘露，但并不囫囵吞枣，而是细细体验，倘有心得，便提笔记下。中年之后的朱熹多次向门生回忆起当年在同安夤夜开卷的情景，并总结出读书要“心到、眼到、口到”的经验。
朱熹在同安兼管县学。当时的县学已经被纳入科举的框框。朱熹对县学应付科举的弊端看得十分透彻，对之深恶痛绝。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义理”的终极要求，把握“圣贤之余旨”，探究“学问之本原”，而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养成的注重精神追求的个性，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朱熹从19岁进士及第，到68岁被贬为“伪学”遭到罢官夺职，50年间只有9年出任官职、立朝40天，其余的时间都用来著书立说、办学传道，成就了一代大师的风范。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为了传道穷理而苦心经营的《四书集注》，在他死后却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成为追求功名利禄的敲门砖。
儒家不信佛、不信道，但并非没有信仰。儒家的信仰是一种精神追求。儒家崇拜孔子，但并不将孔子视为可以驱邪赐福保平安之类的神明，而是因为孔子是他们的“先圣先师”，代表着儒家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同安任职期间的朱熹，凡有重大活动，都要具文祭告先圣。他为“道学渊深，履行纯固”的苏颂建造祠堂，竣工后“以舍菜之礼，告于先圣先师之神”；同安县举行“乡饮酒”之礼时仪式混乱、违背规制，朱熹痛心疾首，与县学诸生员重行舍菜之礼，并具文“虔告”先圣；县学中有生员行为不端，被剥夺生员资格，朱熹亦具文祭告先圣，并以“能行寡薄，治教不孚”自责。
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冬十一月，朱熹离任时又到孔庙祭拜孔子，并写下43字的《辞先圣文》：“熹袛服厥事，于兹五年，业荒行隳，过咎日积。虽逭厥罚，何慊于心。辞吏告归，愧仰崇仞。谨告。”（2）
盘点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的作为，堪称夙孚民望，因而后世有“紫阳过化”的赞誉。但朱熹对自己并不满意。他在《辞先圣文》中说：自己到同安服务5年，没有什么作为，犯下不少过错。虽然侥幸逃避了惩罚，但内心十分不安。告别之际，面对先圣崇高的形象，惭愧不已。
当年的朱熹为什么如此苛责自己？我想，这也许同朱熹离任那年发生的匪情有关。《同安县志》记载：“宋绍兴二十七年夏，有警。主簿朱熹与监税曹沆完守却之。”依照儒家理政的要求，管理百姓一是“富之”，二是“教之”。而朱熹充当主簿的同安，竟然发生百姓为匪、攻打县城的事，足见民生之艰辛、民心之浇漓。虽然朱熹只是个佐官，不能将百姓既不富、又失教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他。但对于上任之初就立志有一番作为的朱熹而言，离任之时的这次匪警在他内心引起的震撼是不可低估的。当然，朱熹和他的同事最终击退了来犯的盗匪，守住了城池。善于作文的朱熹完全可以“把坏事变为好事”，把自己写成不避刀矢、身先士卒的“御匪英雄”。但朱熹留下的却是一篇严厉自责的《辞先圣文》。即便我们对于这篇短文的写作动机只是一种推测，但仅就短文本身，就足以彰显年轻的朱熹对自己的要求是何其严格。这样的一篇离任告白，足以使古今沽名钓誉之徒羞愧无地。
注释:
1.
民国版《同安县志》卷之二十五《艺文》第74页。
2.
《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
社2002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