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新任美国大使胡适到达美国。胡适、陈光甫开始了为期数个月的合作。
在此之前，胡适与陈光甫曾经见过面。
1934年12月31日，上海火车北站，张慰慈与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汪乃刚兄弟等人，正在迎接从南京赶来的胡适。胡适此行，原本是为南下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35个名誉学位中的第一个；此行顺便也在上海稍作逗留，会会朋友，叙叙旧情。
一下火车他便被接到新亚饭店用早餐，张慰慈为其办理第二天一早的赴香港船票，汪原放兄弟则心急火燎地跟他谈亚东图书馆的银行欠款问题。因为财务年度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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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新任美国大使胡适到达美国。胡适、陈光甫开始了为期数个月的合作。
在此之前，胡适与陈光甫曾经见过面。
1934年12月31日，上海火车北站，张慰慈与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汪乃刚兄弟等人，正在迎接从南京赶来的胡适。胡适此行，原本是为南下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35个名誉学位中的第一个；此行顺便也在上海稍作逗留，会会朋友，叙叙旧情。
一下火车他便被接到新亚饭店用早餐，张慰慈为其办理第二天一早的赴香港船票，汪原放兄弟则心急火燎地跟他谈亚东图书馆的银行欠款问题。因为财务年度结
算时间已到，只有24小时的回旋余地，共计七千四百元的欠款如果不能了结，亚东将面临停业关门之祸。所谓“年关难过”，关键时刻，安徽绩溪人创办的亚东想到了请老同乡胡适出马，一解燃眉之急。
胡适先是到银行家朋友徐新六处，当面托他将亚东欠兴业银行的二千元透支再转一期，又托他给陈光甫兄打电话，将欠上海银行的三千元透支再转一期。这样一来，已暂解五千元的欠款清偿之危急了。在办妥此事前后，他还接受张禹九与张肖梅女士的邀请，到国际大饭店吃午餐，共进午餐的有张仲述、余上沅、梅兰芳、冯幼伟、徐新六等一大帮名流名士。国际大饭店是当时上海最新式的大饭店，高21层，胡适等人的用餐处在第14层，据徐新六介绍说：“这是世界最高的大厦——除了美国不算。”
在这座超豪华大厦——至少是当时远东地区第一高楼的大饭店上用餐，又兼高朋满座、高论时现，胡适强打精神应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毕竟亚东还有二千四百元的欠款问题无法解决。午餐后，胡适又迅即去找章士钊求助，可章坚称毫无办法。胡适希望章能承担二千五百元的救急之款，但章仍说“无法可想”。胡适只得来到温州路上的汪家，去通告筹款状况，以便亚东方面尽快想别的办法应急。汪原放的老母见到胡适，禁不住老泪纵横，拉着他的手说：“适之哥和章伯伯总要救我们一家才好。我活到今日，不曾过过这种日子！”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她下泪了。我虽感动，实在想不出法子来。”
临走时，胡适给汪原放留下了两封信，信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应当是与筹款清欠相关的。晚间，胡适又应梅兰芳之邀请，到英美烟草公司总经理沈昆山家中晚餐。这顿晚餐与午餐相似，再次因亚东清欠之事而未能尽兴。原来，汪原放拿着胡适的信函去各大银行通融商洽，却已经晚了，因为银行已经关门。胡适不得不又给徐新六打电话，以个人名义暂借五百元给亚东救急。
晚餐后，朋友们又把胡适送到百乐门舞厅，香鬓丽影、灯红酒绿，上海的达官贵人们正在以狂欢的姿态守候1935年新年的到来。在这个中国最繁华的都市舞池之中，胡适看到宋子文、顾维钧、陈光甫、李铭、夏小芳等，正觥筹交错、欢声四起。
胡适与陈光甫也许是第一次朝面，至少两人不熟。
胡适在百乐门没有逗留多久，即回到下榻的新亚饭店。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汪原放、汪乃刚兄弟则早已在饭店候着了，这一帮曾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出版人、编辑、作者，在房间里密谈了许久，为度过眼前的经济危机苦思对策。不知不觉间，胡适与汪家人“守岁”过了凌晨三点，在一番别样的忙碌中告别了1934年，迎来了1935年元旦。
送走汪家人，胡适索性不睡了。他写出北大“中国文学史”学期测验的题目，封寄予卢逮曾；又办了几件事，才凌晨四点，还没挨到天亮，遂脱衣小睡。睡得正香甜时，忽被旅馆服务员敲门唤醒，原来是他事前预约好的“叫早”，清晨六点半必得准备行装，登上南下的轮船。七点，中国旅行社的人来托运了行李，张慰慈给胡适带来了薄外套，并一起用早餐，送行。八点，胡适登上哈里生总统号轮船，九点半轮船慢慢启航驶向香港，去领取他人生的第一个博士学位。
胡适听说陈光甫，显然在这之前。
胡适被不少人引为知己，同时胡适自己也真是助人为乐，广结善缘。绍兴人陶孟和生于1887年，比胡适小六岁，是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历任北大教授、文学院院长、教务长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他一直留在国内工作，直至1960年去世。陶夫人沈性仁生于嘉兴，有小说和英文译著发表，比丈夫小八岁。陶沈的长女乳名小芳，1918年出生。
胡适与陶孟和的结识早于1919年，1919年3月16日至1927年，陶孟和写给胡适的信多达十几封，1979年6月中华书局印行的三卷本《胡适来往书信选》收录的陶孟和写给胡适的第一封信就提到了陈光甫：在沪时，遇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他“极为称赞，以为《新青年》将有极大势力于吾国之思想，谓每期必读，并力为鼓吹云”。
陈光甫是地地道道的商人，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在胡适的心里，陈光甫“不是很高的天才，但其人忠厚可爱”。（1939年8月1日日记）
据胡适日记记载，那段艰难的时光，陈光甫几乎天天与他在一起，“与光甫细谈借款事”、“下午光甫去看财部长，谈的无结果”，“光甫来谈两次。下午我们两人从六点半谈到十点半！”
1938年10月31日，胡适日记写道，“光甫要我一张小照，我题小诗云：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这首小诗，名为《自题小照》，大概是胡适最有名的一首白话诗。
胡适后来多次将这首小诗书写成条幅送给朋友，故而外界所见此诗较多，但个别字略有改动。1938年10月胡适首次为陈光甫题写此诗时，胡适四十七岁，陈光甫五十七岁，无论是年龄还是心情确属中年。由于“过河卒子”特别受人关注，胡适后来在诗后加了一段短跋加以说明：“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
胡适题写这首诗送给陈光甫，不仅是他个人心境的写照，也是勉励他们在美共度艰难岁月。
美国人并不想公开“选边站”，帮助中国对抗日本。因此要取得美国的借款非常困难。一些美国官员私下里对他们说，中国的官员和富商在美国有数亿美元的私人存款，何不捐献国家以抵抗日本侵略？这也是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都不愿出面，而竭力推荐陈光甫赴美的一个重要原因。胡适多次耳闻目睹陈光甫在借款问题上，所遭遇的重重困难和屈辱。
陈光甫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商谈第一次借款问题时，提出七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额，摩氏如此回答：“我今天的听觉不大好。很奇怪，我听起来好象是七块五毛。”这种讥讽语气，是任何身临其境者都难以忍受的。陈光甫只能强忍，与摩根韬周旋。
1939年6月22日，被摩根韬泼了一盆又一盆冷水的陈光甫，来见胡适。陈光甫说，他很想回国去，在云南呈贡湖边买一块地，筑几间房子隐居。胡适因此担心陈光甫会离去，“光甫或急于求去，则美国我方少了一个重要力量”。他几次三番给陈光甫打气，应该很有成效。有一次，胡适甚至读了自己的一首诗给陈光甫听，“管他下雨下雹！他们受得，我也能受”。胡适记道，“光甫能了解此意”。（1940年1月16日日记）
战时中美经济关系研究，陈光甫三次赴美借款成功是绕不过的内容，却料不到背后有许多曲折，甚至到了连性格坚韧的陈光甫都要打退堂鼓的地步，要不是胡适日记记载，或许没人会想到。
胡适曾为此感慨：“光甫办银行三十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别人的脸孔，此次为国家的事，摆脱一切，出来到这里，天天仰面求人，事事总想不得罪美国财政部，这是他最大的忠诚，最苦的牺牲。我很佩服他这种忠心。光甫做此事，真是没有一点私利心，全是为国家。他有时也很愤慨，说：‘我头发白了，还来受这种气恼，何苦来！’我今天对他说，我最佩服他这种委曲求全的精神。”
其实胡适何尝又不是如此。他经常对陈光甫说：“我和你都是逃走不掉的。”（1940年7月31日日记）。10月20日，胡适在日记里，又举了美国派本杰明·富兰克林赴法求援的例子。当年，富兰克林在法国待了八年，终于与法国政府签订美法条约，借得巨额经费，为美国独立战争做出巨大贡献。他说：“此事可使我与光甫增加一点勇气。今日之事，与当年相同，必须‘挨光’，必须有耐心。”
陈光甫知道美国人不愿公开得罪日本，又害怕中国无力偿贷，“国际间无慈善事业可言”，于是提出以中国桐油为抵押借款。而这也正是美方欠缺的重要物资。艰难努力之下，第一笔桐油借款两千五百万美元终于到手。如果单从金额看，确实有限，但借款的达成，被国际舆论视作美国不偏不倚政策的拐点，开始在东亚遏制日本，并逐渐走向中美联盟。在当时广州、武汉等城市接连失陷的情况下，这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日信心。
桐油借款之后，国民政府指示胡适和陈光甫继续在美国寻求更多的援助。陈光甫发现美国对锡的需求十分迫切，于是提出中国用锡矿为抵押申请贷款。
这次借款同样艰难，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胡适时，胡恳求总统“请美国再打一强心针，作二次之借款”（1939年9月8日日记）。此后与陈光甫一起，为借款事几次去见罗斯福总统。1939年12月17日，是陈光甫五十九岁生日。12月6日，他在美国财政部与摩根韬会谈，间隙时告诉摩氏，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假若能得到部长阁下的帮助，实在是一件最好的生日礼物。摩根韬听后，久久无语，然后说：“你好好回去过一个生日，我会亲自处理贷款事宜。”不久美方同意再次贷款中国两千万美元。此后，美国又主动向中国提供了七千五百万美元的另两笔贷款。
令胡适恼火的是，坐镇国内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还对陈光甫后两次借款横加指责，认为借款条件太苛刻，不应接受。胡适在日记里愤愤不平地说，“这真是做梦！”（1940年3月11日日记）他并且当面对来美的宋子文说：“我要忠告你：光甫的条件是在现行法律之下，无法更优的。”（1940年7月2日日记）还好蒋介石算是明白人，发来电报对他们表示了支持。
在美国合作借款的这段时间，胡适和陈光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保持终生。他在日记里，多次表达了对陈光甫的由衷钦佩。
1940年1月3日，新年之际，胡适在日记里说，他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列举了九位当代中国“新圣贤”，现在他要补充四个人，其中就包括陈光甫。“他们的人格，都可以比一切时代的先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
1940年5月3日，陈光甫完成借款任务后回国。胡适在日记里写道：“今天光甫从纽约打电话来辞行。我们共事十九个月，他是很不容易得的同事。我和他都不求名利，都不贪功，都只为国家的安全，所以最相投。今回别了，我们都很惆怅。”
陈光甫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当天下午又发电报给胡适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是我们最幸福的回忆。”（《胡适日记》，1940年5月3日）
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资耀华回忆，抗战结束后，胡适出任北大校长，陈光甫每次经过北京，都去看望胡适。
1949年初，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一向以国民党“诤臣”自居的胡适受蒋介石委托，以私人身份于这年4月6日从上海乘搭威尔逊总统轮船前往美国活动美援。他是被蒋介石派出国的，赴美替国民党政府做反共宣传，并协助驻美大使顾维钧争取美国朝野的道义支持。蒋经国、雷震、陈光甫等到码头送行。
再后来，陈光甫、胡适同居台湾，自然少不了往来。有趣的时，胡适给陈光甫写的那首小诗，在一次拍卖中，估价7、8万，却以122万的价格拍出，收藏它的人是一个拍卖行的总经理。
世界上，总归有识货朋友，比如这位拍卖行的老总。
胡适先是到银行家朋友徐新六处，当面托他将亚东欠兴业银行的二千元透支再转一期，又托他给陈光甫兄打电话，将欠上海银行的三千元透支再转一期。这样一来，已暂解五千元的欠款清偿之危急了。在办妥此事前后，他还接受张禹九与张肖梅女士的邀请，到国际大饭店吃午餐，共进午餐的有张仲述、余上沅、梅兰芳、冯幼伟、徐新六等一大帮名流名士。国际大饭店是当时上海最新式的大饭店，高21层，胡适等人的用餐处在第14层，据徐新六介绍说：“这是世界最高的大厦——除了美国不算。”
在这座超豪华大厦——至少是当时远东地区第一高楼的大饭店上用餐，又兼高朋满座、高论时现，胡适强打精神应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毕竟亚东还有二千四百元的欠款问题无法解决。午餐后，胡适又迅即去找章士钊求助，可章坚称毫无办法。胡适希望章能承担二千五百元的救急之款，但章仍说“无法可想”。胡适只得来到温州路上的汪家，去通告筹款状况，以便亚东方面尽快想别的办法应急。汪原放的老母见到胡适，禁不住老泪纵横，拉着他的手说：“适之哥和章伯伯总要救我们一家才好。我活到今日，不曾过过这种日子！”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她下泪了。我虽感动，实在想不出法子来。”
临走时，胡适给汪原放留下了两封信，信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应当是与筹款清欠相关的。晚间，胡适又应梅兰芳之邀请，到英美烟草公司总经理沈昆山家中晚餐。这顿晚餐与午餐相似，再次因亚东清欠之事而未能尽兴。原来，汪原放拿着胡适的信函去各大银行通融商洽，却已经晚了，因为银行已经关门。胡适不得不又给徐新六打电话，以个人名义暂借五百元给亚东救急。
晚餐后，朋友们又把胡适送到百乐门舞厅，香鬓丽影、灯红酒绿，上海的达官贵人们正在以狂欢的姿态守候1935年新年的到来。在这个中国最繁华的都市舞池之中，胡适看到宋子文、顾维钧、陈光甫、李铭、夏小芳等，正觥筹交错、欢声四起。
胡适与陈光甫也许是第一次朝面，至少两人不熟。
胡适在百乐门没有逗留多久，即回到下榻的新亚饭店。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汪原放、汪乃刚兄弟则早已在饭店候着了，这一帮曾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出版人、编辑、作者，在房间里密谈了许久，为度过眼前的经济危机苦思对策。不知不觉间，胡适与汪家人“守岁”过了凌晨三点，在一番别样的忙碌中告别了1934年，迎来了1935年元旦。
送走汪家人，胡适索性不睡了。他写出北大“中国文学史”学期测验的题目，封寄予卢逮曾；又办了几件事，才凌晨四点，还没挨到天亮，遂脱衣小睡。睡得正香甜时，忽被旅馆服务员敲门唤醒，原来是他事前预约好的“叫早”，清晨六点半必得准备行装，登上南下的轮船。七点，中国旅行社的人来托运了行李，张慰慈给胡适带来了薄外套，并一起用早餐，送行。八点，胡适登上哈里生总统号轮船，九点半轮船慢慢启航驶向香港，去领取他人生的第一个博士学位。
胡适听说陈光甫，显然在这之前。
胡适被不少人引为知己，同时胡适自己也真是助人为乐，广结善缘。绍兴人陶孟和生于1887年，比胡适小六岁，是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历任北大教授、文学院院长、教务长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他一直留在国内工作，直至1960年去世。陶夫人沈性仁生于嘉兴，有小说和英文译著发表，比丈夫小八岁。陶沈的长女乳名小芳，1918年出生。
胡适与陶孟和的结识早于1919年，1919年3月16日至1927年，陶孟和写给胡适的信多达十几封，1979年6月中华书局印行的三卷本《胡适来往书信选》收录的陶孟和写给胡适的第一封信就提到了陈光甫：在沪时，遇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他“极为称赞，以为《新青年》将有极大势力于吾国之思想，谓每期必读，并力为鼓吹云”。
陈光甫是地地道道的商人，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在胡适的心里，陈光甫“不是很高的天才，但其人忠厚可爱”。（1939年8月1日日记）
据胡适日记记载，那段艰难的时光，陈光甫几乎天天与他在一起，“与光甫细谈借款事”、“下午光甫去看财部长，谈的无结果”，“光甫来谈两次。下午我们两人从六点半谈到十点半！”
1938年10月31日，胡适日记写道，“光甫要我一张小照，我题小诗云：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这首小诗，名为《自题小照》，大概是胡适最有名的一首白话诗。
胡适后来多次将这首小诗书写成条幅送给朋友，故而外界所见此诗较多，但个别字略有改动。1938年10月胡适首次为陈光甫题写此诗时，胡适四十七岁，陈光甫五十七岁，无论是年龄还是心情确属中年。由于“过河卒子”特别受人关注，胡适后来在诗后加了一段短跋加以说明：“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
胡适题写这首诗送给陈光甫，不仅是他个人心境的写照，也是勉励他们在美共度艰难岁月。
美国人并不想公开“选边站”，帮助中国对抗日本。因此要取得美国的借款非常困难。一些美国官员私下里对他们说，中国的官员和富商在美国有数亿美元的私人存款，何不捐献国家以抵抗日本侵略？这也是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都不愿出面，而竭力推荐陈光甫赴美的一个重要原因。胡适多次耳闻目睹陈光甫在借款问题上，所遭遇的重重困难和屈辱。
陈光甫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商谈第一次借款问题时，提出七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额，摩氏如此回答：“我今天的听觉不大好。很奇怪，我听起来好象是七块五毛。”这种讥讽语气，是任何身临其境者都难以忍受的。陈光甫只能强忍，与摩根韬周旋。
1939年6月22日，被摩根韬泼了一盆又一盆冷水的陈光甫，来见胡适。陈光甫说，他很想回国去，在云南呈贡湖边买一块地，筑几间房子隐居。胡适因此担心陈光甫会离去，“光甫或急于求去，则美国我方少了一个重要力量”。他几次三番给陈光甫打气，应该很有成效。有一次，胡适甚至读了自己的一首诗给陈光甫听，“管他下雨下雹！他们受得，我也能受”。胡适记道，“光甫能了解此意”。（1940年1月16日日记）
战时中美经济关系研究，陈光甫三次赴美借款成功是绕不过的内容，却料不到背后有许多曲折，甚至到了连性格坚韧的陈光甫都要打退堂鼓的地步，要不是胡适日记记载，或许没人会想到。
胡适曾为此感慨：“光甫办银行三十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别人的脸孔，此次为国家的事，摆脱一切，出来到这里，天天仰面求人，事事总想不得罪美国财政部，这是他最大的忠诚，最苦的牺牲。我很佩服他这种忠心。光甫做此事，真是没有一点私利心，全是为国家。他有时也很愤慨，说：‘我头发白了，还来受这种气恼，何苦来！’我今天对他说，我最佩服他这种委曲求全的精神。”
其实胡适何尝又不是如此。他经常对陈光甫说：“我和你都是逃走不掉的。”（1940年7月31日日记）。10月20日，胡适在日记里，又举了美国派本杰明·富兰克林赴法求援的例子。当年，富兰克林在法国待了八年，终于与法国政府签订美法条约，借得巨额经费，为美国独立战争做出巨大贡献。他说：“此事可使我与光甫增加一点勇气。今日之事，与当年相同，必须‘挨光’，必须有耐心。”
陈光甫知道美国人不愿公开得罪日本，又害怕中国无力偿贷，“国际间无慈善事业可言”，于是提出以中国桐油为抵押借款。而这也正是美方欠缺的重要物资。艰难努力之下，第一笔桐油借款两千五百万美元终于到手。如果单从金额看，确实有限，但借款的达成，被国际舆论视作美国不偏不倚政策的拐点，开始在东亚遏制日本，并逐渐走向中美联盟。在当时广州、武汉等城市接连失陷的情况下，这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日信心。
桐油借款之后，国民政府指示胡适和陈光甫继续在美国寻求更多的援助。陈光甫发现美国对锡的需求十分迫切，于是提出中国用锡矿为抵押申请贷款。
这次借款同样艰难，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胡适时，胡恳求总统“请美国再打一强心针，作二次之借款”（1939年9月8日日记）。此后与陈光甫一起，为借款事几次去见罗斯福总统。1939年12月17日，是陈光甫五十九岁生日。12月6日，他在美国财政部与摩根韬会谈，间隙时告诉摩氏，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假若能得到部长阁下的帮助，实在是一件最好的生日礼物。摩根韬听后，久久无语，然后说：“你好好回去过一个生日，我会亲自处理贷款事宜。”不久美方同意再次贷款中国两千万美元。此后，美国又主动向中国提供了七千五百万美元的另两笔贷款。
令胡适恼火的是，坐镇国内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还对陈光甫后两次借款横加指责，认为借款条件太苛刻，不应接受。胡适在日记里愤愤不平地说，“这真是做梦！”（1940年3月11日日记）他并且当面对来美的宋子文说：“我要忠告你：光甫的条件是在现行法律之下，无法更优的。”（1940年7月2日日记）还好蒋介石算是明白人，发来电报对他们表示了支持。
在美国合作借款的这段时间，胡适和陈光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保持终生。他在日记里，多次表达了对陈光甫的由衷钦佩。
1940年1月3日，新年之际，胡适在日记里说，他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列举了九位当代中国“新圣贤”，现在他要补充四个人，其中就包括陈光甫。“他们的人格，都可以比一切时代的先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
1940年5月3日，陈光甫完成借款任务后回国。胡适在日记里写道：“今天光甫从纽约打电话来辞行。我们共事十九个月，他是很不容易得的同事。我和他都不求名利，都不贪功，都只为国家的安全，所以最相投。今回别了，我们都很惆怅。”
陈光甫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当天下午又发电报给胡适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是我们最幸福的回忆。”（《胡适日记》，1940年5月3日）
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资耀华回忆，抗战结束后，胡适出任北大校长，陈光甫每次经过北京，都去看望胡适。
1949年初，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一向以国民党“诤臣”自居的胡适受蒋介石委托，以私人身份于这年4月6日从上海乘搭威尔逊总统轮船前往美国活动美援。他是被蒋介石派出国的，赴美替国民党政府做反共宣传，并协助驻美大使顾维钧争取美国朝野的道义支持。蒋经国、雷震、陈光甫等到码头送行。
再后来，陈光甫、胡适同居台湾，自然少不了往来。有趣的时，胡适给陈光甫写的那首小诗，在一次拍卖中，估价7、8万，却以122万的价格拍出，收藏它的人是一个拍卖行的总经理。
世界上，总归有识货朋友，比如这位拍卖行的老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