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的现代性
张寅彭
清袁起《随园图》
袁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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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寅彭
清袁起《随园图》
袁枚像 《六一诗话
袁枚撰随园三十六种
演讲人：张寅彭
本次讲座旨在探讨清代袁枚《随园诗话》的现代性。《随园诗话》是一部名气很大的书。关于这本书，从前比较流行的一个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的本子。后来苏州大学的王英志先生做过一个批点本《随园诗话》，王英志先生是当代研究袁枚的专家，他做的这本书也是值得参考的。目前《随园诗话》的版本较多，据我们上海大学郑幸老师的研究，《随园诗话》是可以分为家刻本和坊刻本两个系统，现存的大概有三十几个版本。
《随园诗话》的非理论形态
关于《随园诗话》有许多误解，比如早期刻本中有一条记载，说《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袁枚的随园，后来这条被删掉了，恐怕袁枚自己也觉得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这是他自己造成的误会。
而《随园诗话》更大的一个误会，实际上是出自诗学研究界内部。对清代诗学有一些了解的同学可能都知道，清代诗学有四大诗观，即神韵、格调、性灵和肌理，四大诗观构成了清代诗学的理论框架。其中的性灵说是由袁枚创立的，他的《随园诗话》也因此成为后世用来解说性灵说的一个主要著作，基本上各种诗歌批评史的著作都采用了这个观点。但如果我们从《随园诗话》本身来仔细研究的话，特别是从《随园诗话》书名切入的话，就会发现这个观点即便不能说是完全不成立的，也至少可以算得上是对《随园诗话》这部书的一个比较大的误会。
《随园诗话》实际上是一部理论性不强的著作。性灵说与神韵、格调和肌理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其他三说都有非常强的理论色彩，各自都有专门的诗学著作来阐发。但是《随园诗话》并不是一部专讲性灵理论的著作。这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随园诗话》仅有的一点理论内涵。
首先《随园诗话》讲诗的原理，大而化之：
孔子论诗，但云兴观群怨，又云温柔敦厚，足矣。孟子论诗，但云以意逆志，又云言近而指远，足矣。……少陵云：“老去渐于诗律细。”其何以谓之律，何以谓之细，少陵不言。元微之云：“欲得人人服，须教面面全。”其作何全法，微之亦不言。盖诗境甚宽，诗情甚活，总在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以不失孔孟论诗之旨而已。（补遗卷三）
同时《随园诗话》在讲作诗的条件、诗人的身份时，又讲得非常之低，认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卷三）这就把作诗人的门槛降低了，几乎人人都可以作诗。之前他讲孔孟的诗学原则高悬入天，然后又讲诗人的身份可以低到不能再低，在这一高一低之中，《随园诗话》就给诗打开了一个无限大的天地，人人都可以作诗，只要“近取诸身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补遗卷一）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写诗，只要动心、夺目、适口、悦耳即可。他先是给诗高悬了一个大标准，然后又提出诗近在咫尺，人人都可以作诗。
《随园诗话》用上述两段话，就把诗学的基本原理讲完了。然后再创立一个“清”字的标准，用来评诗。我曾把《随园诗话》中评诗的用语归纳了一下，约有19个“清”字，即承担了全部的评说责能，包括：清妙、清婉、清气、清绝、清雅、清才、清超、清脆、清苍、清丽、清切、清逸、清老、清拔、清妥、清新、清旷、清娇、清稳等等，一路下来评诗用语全带着一个“清”字。这个“清”字的妙处在于，你说这个字很高，其实它并不太高，《论语》中说“清矣焉得仁”，如果只有清气还达不到仁的境界；但同时这个字又很高，“楚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时候这个字又很高。“清”字就是这样，又高又不太高。袁枚就把这个字拿过来评价《随园诗话》中作诗的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又在“清”字的后面，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风格水平，再加上一个字，这样就可以把上上下下各色人等的诗歌都评价得十分到位。
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的胡应麟，他在《诗薮》中也曾用“清”字来评价古今诗人：
靖节清而远，康乐清而丽，曲江清而澹，浩然清而旷，常建清而僻，王维清而秀，储光羲清而适，韦应物清而润，柳子厚清而峭，徐昌谷清而朗，高子业清而婉。（外编卷四）
这里胡应麟用的也是一个“清”字为主，再加补一个字，把各位诗人的风格概括出来，不过他用得相对严肃一些，而《随园诗话》用得就更轻松自在一些，针对的对象也不完全一样。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随园诗话》中的这三段话，基本上就可以把它的所谓性灵说概括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诗天地、诗世界，人人都可以进入，人人都有可能写出质量还过得去的诗。
所以对于《随园诗话》的理论性，如果人为地要把它体系化，加以深入挖掘，给它建构起一个比较高深的内涵，我认为是比较困难的，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
以往大家比较多地采用《随园诗话》第一卷第二条来解说性灵说：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袁枚的这段话，分析起来是杂凑的，没有什么严谨的考虑。尤其是他引用的宋代杨万里（杨诚斋）的这句话，实际是找不到出处的。一百多年来，学者们在杨万里的《诚斋集》中始终找不到袁枚引用的这句话。这里我可以下一个断语，这句引语是袁枚自己编出来的，起码是他记忆有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兴致写下的。当然这句话虽然没有出处，但是它的意思跟杨万里的诗风是很接近的，而且袁枚也很喜欢杨万里。
性灵说在《随园诗话》中就是这样的面目。如果根据这些就认为这是袁枚提出的一个郑重的理论，我觉得是言过其实的。当然我也并不认为性灵说就是一个空泛之物，性灵说还是有其实质的内容和意义的。《随园诗话》卷二有这样一段话：
为人不可不辨者，柔之与弱也，刚之与暴也，俭之与啬也，厚之与昏也，明之与刻也，自重之与自大也，自谦之与自贱也。作诗不可不辨者，澹之与枯也，新之与纤也，朴之与拙也，健之与粗也，华之与浮也，清之与薄也，厚重之与笨滞也，纵横之与杂乱也。
这段话值得特别注意，我们可以看出，这段话是袁枚精心写出来的。话分两段。第一段讲做人不可不辨的是：柔和弱、刚和暴、简和啬、厚和昏、明和刻、自重和自大、自谦和自贱。平时做人，这些都要仔细加以区分的。比如我们常提到的老好人，厚道不是等同于老好人的；“明”指的是明白人，什么都懂，但是对别人又不能要求苛刻。这段话表现出袁枚对人性层面有非常精微细致的体会，说明袁枚对人性是有深入理解的。第二段随后说，诗也需要辨，澹不是枯，新不是纤，朴不是拙，健不是粗，华不是浮，清不是薄，厚重不是笨滞，纵横不是杂乱。在我看来，澹不是枯，朴不是拙，陶渊明的诗是当得起的；新之于纤，我对这一组不是太理解，感觉这两个字不太能够对得起来；健不是粗，我觉得黄庭坚的诗可以当之；华不是浮，李商隐的诗能够让我们体会到这一点；清不是薄，可以对应王维的诗；厚重不是笨滞，杜甫的诗当得上；纵横不是杂乱，李白的诗可以当得上。这里对诗的不同风貌的辨析，应该说也是非常精妙的。
所以我认为，性灵说虽然是有思辨性的，并且是很精妙的思辨，但是它的理论色彩是不强的，它并没有构建出一个称得上理论的框架体系，跟神韵、格调和肌理等其他诗观，在理论的维度上不可等量齐观。《随园诗话》用诗话体写出来的内容，主要不是在讲理论，而是在煽动一代作诗的风潮，它是以这个见长的。所以清朝人有一个说法：自《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日多”。这个说法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随园诗话》的新写法
既然《随园诗话》不以构建理论为自己的主要目标，那么这本书到底是要写什么呢？这跟诗话这种体例的功能直接有关，我们来看看《随园诗话》具体是怎样运用这种功能，而达到很大的成功的。
诗话是一种与诗品诗说、诗格诗式不同的体例。中国诗学著述分三大体例，一种是诗品诗说，如钟嵘《诗品》、叶燮《原诗》、沈德潜《说诗晬语》等；另一种是诗格诗式，包括皎然《诗式》、王昌龄《诗格》，陈应行《吟窗杂录》收集了很多这类诗法之作；诗话则由欧阳修《六一诗话》作为开山之作，此后又有司马光《续诗话》等。三种体例的基本性质各不相同，都有各自的规定性。
而诗话这种体例，是以记事为主要功能的。《六一诗话》小序有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续诗话》小序则说：“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所强调的就是这个“记事”的属性。从北宋欧阳修写作第一部诗话开始，此后历代所谓的“诗坛盟主”，往往都有这个习惯，就是要把自己跟诗有关的生平事迹，以及跟自己同时代的人与诗的有关事迹记录下来。所以我曾经给诗话下过一个辅助的定义，叫做“当代诗史”。欧阳修写第一部《六一诗话》，或者出于无意识。但这里我们需要考虑到，欧阳修不仅是文学家还是大史家，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新五代史》都是他参与或者主持修撰的，他创立出诗话这种专门记事为主的“诗史”体例，应该说也不完全是偶然的。
不过，欧阳修当时所写的诗话，篇幅是比较短小的，一共28条，总计5000字左右，编为一卷。这种诗话写法一直延续下来，到了袁枚《随园诗话》之前，清朝康熙中期出现了一本影响很大的同类作品，这就是王士禛的《渔洋诗话》，篇幅要比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大得多，《渔洋诗话》总计280多条、约3万字，分上中下三卷，发展已经很可观了。而到了袁枚写《随园诗话》，篇幅又大增，达到16卷再加补遗10卷的超大规模，总计有40多万字。
为什么这时候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意义又是什么？我认为要解答这些问题，需要结合上面我们分析的《随园诗话》的非理论形态来理解。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很自负地说：“近日十三省诗人佳句，余多采入《诗话》中。”（卷十六）清代的行省沿革，在较长时间里是十八省，而袁枚这里说他采录了十三省的诗人佳句。而根据我以前的统计，其实《随园诗话》采录的诗作来源不止十三省，大约有十七省之广，这自然就导致了《随园诗话》篇幅方面的大扩容。
另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袁枚采集诗歌的方法对《随园诗话》篇幅规模的影响。当时，袁枚采集诗歌的方法，一方面是他自己去采诗；另一方面是许多人主动投诗给他。《随园诗话》也记载了这类情况：
余在杭州，杭人知作诗话，争以诗来，求摘句者无虑百首。（卷六）
昆圃外甥访戚于吴江之黎里镇，有闻其自随园来者，一时欣欣相告，争投以诗，属其带归，采入《诗话》。（补遗卷九）
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以诗来者千人万人，而加话者惟我一人。（补遗卷五）
袁枚这样的采集和写作诗话的方式，就跟以往的欧阳修、王士禛等人作诗话完全不同了。在袁枚之前的诗坛领袖作诗话，基本都是坐在书斋中写他们的亲身经历。比如，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想要把那些名声不大但是又有好句存世的、与自己有交往的诗人记录下来，这就是他作诗话的初衷之一：
闽人有谢伯初者，字景山，当天圣、景祐之间，以诗知名。余谪夷陵时，景山方为许州法曹，以长韵见寄，颇多佳句，有云：“长官衫色江波绿，学士文华蜀锦张。”余答云：“参军春思乱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盖景山诗有“多情未老已白发，野思到春如乱云”之句，故余以此戏之也。景山诗颇多，如“自种黄花添野景，旋移高竹听秋声”“园林换叶梅初熟，池馆无人燕学飞”之类，皆无愧于唐贤。而仕宦不偶，终以困穷而卒。其诗今已不见于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诗，逮今三十五年矣，余犹能诵之。盖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诗沦弃亦可惜，因录于此。诗曰：“江流无险似瞿塘，满峡猿声断旅肠。万里可堪人谪宦，经年应合鬓成霜。长官衫色江波绿，学士文华蜀锦张。异域化为儒雅俗，远民争识校雠郎。才如梦得多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国难留金马客，新诗传与竹枝娘。典辞悬待修青史，谏草当来集皂囊。莫谓明时暂迁谪，便将缨足濯沧浪。”（《六一诗话》第二三则）
王士禛在《渔洋诗话》中也专门提及此事，以示他对欧阳修“诗沦弃亦可惜，因录于此”这种做法的继承：
古今来诗佳而名不著者多矣，非得有心人及操当代文柄者表而出之，与烟草同腐者何限？宋欧阳文忠谪夷陵，许州法曹谢伯初景山以诗送之云云……（《渔洋诗话》卷中）
而到了袁枚，他的诗话的记录范围，就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方式和动机，他面对的情况是：“四方以诗来求入”“以诗来者千人万人”。袁枚在随园中设一道长廊，四方投来的诗稿都被挂在那里，形成了一道长长的“诗廊”，袁枚称之为“诗世界”。他从这些投诗中选出佳者，再编入《随园诗话》，所以《随园诗话》在采诗来源方面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
《随园诗话》广泛采集当时各色人等的诗作收入诗话，这种做法一直以来往往被批评为“滥”。比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对《随园诗话》虽赞赏其“话”精彩，但对录诗却不满其滥。这个批评自然不无道理，《随园诗话》里面有很多诗都是袁枚兴之所至而采入的，并无多少诗味可品。
但是，我认为，身处21世纪的当下，我们重新审视《随园诗话》价值的时候，需要把它放在当时所谓“乾隆盛世”这样一个大的时代环境中来看。《随园诗话》的篇幅如此之大、收采如此之广泛，这跟当时的所谓“盛世”客观条件是对应的。袁枚生活的时代，是自清代康雍乾三朝100多年积累下来的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在这样的环境中，袁枚才有可能得到新的视野，采用不同于前人的新的诗歌采集方法，上自朝廷大员，下到随园里的清洁工，都能在这一部《随园诗话》中得到反映，成就了这样一部前无古人的新作品。
《随园诗话》的这种写作新方式和新体例，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起而效仿。我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法式善的《梧门诗话》，另一个是袁洁的《蠡庄诗话》。法式善在乾隆年间担任过国子监祭酒，他在《梧门诗话》中写道：“近日袁简斋太史著《随园诗话》，虽搜考极博，而地限南北，终亦未能赅备。余近年从故家大族寻求于残觚破箧中者，率皆吉光片羽。故是编于边省人所录较宽，亦以见景运熙隆、人才之日盛有如此也。”法式善是想用《梧门诗话》的“边省人所录较宽”，来与《随园诗话》比一比的。袁洁也很推崇袁枚，他曾想做一个《随园诗话》的精选本，但后来他自己写了一本《蠡庄诗话》，他的这本诗话也是比照《随园诗话》的采集规模，由十八省扩至更多区域。不仅如此，《随园诗话》的影响在嘉庆、道光之后一直延续了下去，此后规模在10卷以上的长篇诗话，就出现得非常普遍了。
此外，《随园诗话》还有一个大的主题，这就是作者希望与古今大人物即所谓“英雄”比试诗才的高下，以表白他一生“以诗自立”的抱负。这由全书开篇第一卷第一则所谓“古英雄初无大志”的曲折表达，就可以见得，这是更有现代意义的。我们未来有机会将围绕这一主题继续展开。
（本讲座原文稿系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讲座，后经作者修订而成）
袁枚撰随园三十六种演讲人：张寅彭
本次讲座旨在探讨清代袁枚《随园诗话》的现代性。《随园诗话》是一部名气很大的书。关于这本书，从前比较流行的一个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的本子。后来苏州大学的王英志先生做过一个批点本《随园诗话》，王英志先生是当代研究袁枚的专家，他做的这本书也是值得参考的。目前《随园诗话》的版本较多，据我们上海大学郑幸老师的研究，《随园诗话》是可以分为家刻本和坊刻本两个系统，现存的大概有三十几个版本。
《随园诗话》的非理论形态
关于《随园诗话》有许多误解，比如早期刻本中有一条记载，说《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袁枚的随园，后来这条被删掉了，恐怕袁枚自己也觉得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这是他自己造成的误会。
而《随园诗话》更大的一个误会，实际上是出自诗学研究界内部。对清代诗学有一些了解的同学可能都知道，清代诗学有四大诗观，即神韵、格调、性灵和肌理，四大诗观构成了清代诗学的理论框架。其中的性灵说是由袁枚创立的，他的《随园诗话》也因此成为后世用来解说性灵说的一个主要著作，基本上各种诗歌批评史的著作都采用了这个观点。但如果我们从《随园诗话》本身来仔细研究的话，特别是从《随园诗话》书名切入的话，就会发现这个观点即便不能说是完全不成立的，也至少可以算得上是对《随园诗话》这部书的一个比较大的误会。
《随园诗话》实际上是一部理论性不强的著作。性灵说与神韵、格调和肌理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其他三说都有非常强的理论色彩，各自都有专门的诗学著作来阐发。但是《随园诗话》并不是一部专讲性灵理论的著作。这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随园诗话》仅有的一点理论内涵。
首先《随园诗话》讲诗的原理，大而化之：
孔子论诗，但云兴观群怨，又云温柔敦厚，足矣。孟子论诗，但云以意逆志，又云言近而指远，足矣。……少陵云：“老去渐于诗律细。”其何以谓之律，何以谓之细，少陵不言。元微之云：“欲得人人服，须教面面全。”其作何全法，微之亦不言。盖诗境甚宽，诗情甚活，总在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以不失孔孟论诗之旨而已。（补遗卷三）
同时《随园诗话》在讲作诗的条件、诗人的身份时，又讲得非常之低，认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卷三）这就把作诗人的门槛降低了，几乎人人都可以作诗。之前他讲孔孟的诗学原则高悬入天，然后又讲诗人的身份可以低到不能再低，在这一高一低之中，《随园诗话》就给诗打开了一个无限大的天地，人人都可以作诗，只要“近取诸身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补遗卷一）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写诗，只要动心、夺目、适口、悦耳即可。他先是给诗高悬了一个大标准，然后又提出诗近在咫尺，人人都可以作诗。
《随园诗话》用上述两段话，就把诗学的基本原理讲完了。然后再创立一个“清”字的标准，用来评诗。我曾把《随园诗话》中评诗的用语归纳了一下，约有19个“清”字，即承担了全部的评说责能，包括：清妙、清婉、清气、清绝、清雅、清才、清超、清脆、清苍、清丽、清切、清逸、清老、清拔、清妥、清新、清旷、清娇、清稳等等，一路下来评诗用语全带着一个“清”字。这个“清”字的妙处在于，你说这个字很高，其实它并不太高，《论语》中说“清矣焉得仁”，如果只有清气还达不到仁的境界；但同时这个字又很高，“楚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时候这个字又很高。“清”字就是这样，又高又不太高。袁枚就把这个字拿过来评价《随园诗话》中作诗的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又在“清”字的后面，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风格水平，再加上一个字，这样就可以把上上下下各色人等的诗歌都评价得十分到位。
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的胡应麟，他在《诗薮》中也曾用“清”字来评价古今诗人：
靖节清而远，康乐清而丽，曲江清而澹，浩然清而旷，常建清而僻，王维清而秀，储光羲清而适，韦应物清而润，柳子厚清而峭，徐昌谷清而朗，高子业清而婉。（外编卷四）
这里胡应麟用的也是一个“清”字为主，再加补一个字，把各位诗人的风格概括出来，不过他用得相对严肃一些，而《随园诗话》用得就更轻松自在一些，针对的对象也不完全一样。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随园诗话》中的这三段话，基本上就可以把它的所谓性灵说概括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诗天地、诗世界，人人都可以进入，人人都有可能写出质量还过得去的诗。
所以对于《随园诗话》的理论性，如果人为地要把它体系化，加以深入挖掘，给它建构起一个比较高深的内涵，我认为是比较困难的，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
以往大家比较多地采用《随园诗话》第一卷第二条来解说性灵说：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袁枚的这段话，分析起来是杂凑的，没有什么严谨的考虑。尤其是他引用的宋代杨万里（杨诚斋）的这句话，实际是找不到出处的。一百多年来，学者们在杨万里的《诚斋集》中始终找不到袁枚引用的这句话。这里我可以下一个断语，这句引语是袁枚自己编出来的，起码是他记忆有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兴致写下的。当然这句话虽然没有出处，但是它的意思跟杨万里的诗风是很接近的，而且袁枚也很喜欢杨万里。
性灵说在《随园诗话》中就是这样的面目。如果根据这些就认为这是袁枚提出的一个郑重的理论，我觉得是言过其实的。当然我也并不认为性灵说就是一个空泛之物，性灵说还是有其实质的内容和意义的。《随园诗话》卷二有这样一段话：
为人不可不辨者，柔之与弱也，刚之与暴也，俭之与啬也，厚之与昏也，明之与刻也，自重之与自大也，自谦之与自贱也。作诗不可不辨者，澹之与枯也，新之与纤也，朴之与拙也，健之与粗也，华之与浮也，清之与薄也，厚重之与笨滞也，纵横之与杂乱也。
这段话值得特别注意，我们可以看出，这段话是袁枚精心写出来的。话分两段。第一段讲做人不可不辨的是：柔和弱、刚和暴、简和啬、厚和昏、明和刻、自重和自大、自谦和自贱。平时做人，这些都要仔细加以区分的。比如我们常提到的老好人，厚道不是等同于老好人的；“明”指的是明白人，什么都懂，但是对别人又不能要求苛刻。这段话表现出袁枚对人性层面有非常精微细致的体会，说明袁枚对人性是有深入理解的。第二段随后说，诗也需要辨，澹不是枯，新不是纤，朴不是拙，健不是粗，华不是浮，清不是薄，厚重不是笨滞，纵横不是杂乱。在我看来，澹不是枯，朴不是拙，陶渊明的诗是当得起的；新之于纤，我对这一组不是太理解，感觉这两个字不太能够对得起来；健不是粗，我觉得黄庭坚的诗可以当之；华不是浮，李商隐的诗能够让我们体会到这一点；清不是薄，可以对应王维的诗；厚重不是笨滞，杜甫的诗当得上；纵横不是杂乱，李白的诗可以当得上。这里对诗的不同风貌的辨析，应该说也是非常精妙的。
所以我认为，性灵说虽然是有思辨性的，并且是很精妙的思辨，但是它的理论色彩是不强的，它并没有构建出一个称得上理论的框架体系，跟神韵、格调和肌理等其他诗观，在理论的维度上不可等量齐观。《随园诗话》用诗话体写出来的内容，主要不是在讲理论，而是在煽动一代作诗的风潮，它是以这个见长的。所以清朝人有一个说法：自《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日多”。这个说法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随园诗话》的新写法
既然《随园诗话》不以构建理论为自己的主要目标，那么这本书到底是要写什么呢？这跟诗话这种体例的功能直接有关，我们来看看《随园诗话》具体是怎样运用这种功能，而达到很大的成功的。
诗话是一种与诗品诗说、诗格诗式不同的体例。中国诗学著述分三大体例，一种是诗品诗说，如钟嵘《诗品》、叶燮《原诗》、沈德潜《说诗晬语》等；另一种是诗格诗式，包括皎然《诗式》、王昌龄《诗格》，陈应行《吟窗杂录》收集了很多这类诗法之作；诗话则由欧阳修《六一诗话》作为开山之作，此后又有司马光《续诗话》等。三种体例的基本性质各不相同，都有各自的规定性。
而诗话这种体例，是以记事为主要功能的。《六一诗话》小序有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续诗话》小序则说：“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所强调的就是这个“记事”的属性。从北宋欧阳修写作第一部诗话开始，此后历代所谓的“诗坛盟主”，往往都有这个习惯，就是要把自己跟诗有关的生平事迹，以及跟自己同时代的人与诗的有关事迹记录下来。所以我曾经给诗话下过一个辅助的定义，叫做“当代诗史”。欧阳修写第一部《六一诗话》，或者出于无意识。但这里我们需要考虑到，欧阳修不仅是文学家还是大史家，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新五代史》都是他参与或者主持修撰的，他创立出诗话这种专门记事为主的“诗史”体例，应该说也不完全是偶然的。
不过，欧阳修当时所写的诗话，篇幅是比较短小的，一共28条，总计5000字左右，编为一卷。这种诗话写法一直延续下来，到了袁枚《随园诗话》之前，清朝康熙中期出现了一本影响很大的同类作品，这就是王士禛的《渔洋诗话》，篇幅要比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大得多，《渔洋诗话》总计280多条、约3万字，分上中下三卷，发展已经很可观了。而到了袁枚写《随园诗话》，篇幅又大增，达到16卷再加补遗10卷的超大规模，总计有40多万字。
为什么这时候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意义又是什么？我认为要解答这些问题，需要结合上面我们分析的《随园诗话》的非理论形态来理解。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很自负地说：“近日十三省诗人佳句，余多采入《诗话》中。”（卷十六）清代的行省沿革，在较长时间里是十八省，而袁枚这里说他采录了十三省的诗人佳句。而根据我以前的统计，其实《随园诗话》采录的诗作来源不止十三省，大约有十七省之广，这自然就导致了《随园诗话》篇幅方面的大扩容。
另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袁枚采集诗歌的方法对《随园诗话》篇幅规模的影响。当时，袁枚采集诗歌的方法，一方面是他自己去采诗；另一方面是许多人主动投诗给他。《随园诗话》也记载了这类情况：
余在杭州，杭人知作诗话，争以诗来，求摘句者无虑百首。（卷六）
昆圃外甥访戚于吴江之黎里镇，有闻其自随园来者，一时欣欣相告，争投以诗，属其带归，采入《诗话》。（补遗卷九）
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以诗来者千人万人，而加话者惟我一人。（补遗卷五）
袁枚这样的采集和写作诗话的方式，就跟以往的欧阳修、王士禛等人作诗话完全不同了。在袁枚之前的诗坛领袖作诗话，基本都是坐在书斋中写他们的亲身经历。比如，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想要把那些名声不大但是又有好句存世的、与自己有交往的诗人记录下来，这就是他作诗话的初衷之一：
闽人有谢伯初者，字景山，当天圣、景祐之间，以诗知名。余谪夷陵时，景山方为许州法曹，以长韵见寄，颇多佳句，有云：“长官衫色江波绿，学士文华蜀锦张。”余答云：“参军春思乱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盖景山诗有“多情未老已白发，野思到春如乱云”之句，故余以此戏之也。景山诗颇多，如“自种黄花添野景，旋移高竹听秋声”“园林换叶梅初熟，池馆无人燕学飞”之类，皆无愧于唐贤。而仕宦不偶，终以困穷而卒。其诗今已不见于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诗，逮今三十五年矣，余犹能诵之。盖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诗沦弃亦可惜，因录于此。诗曰：“江流无险似瞿塘，满峡猿声断旅肠。万里可堪人谪宦，经年应合鬓成霜。长官衫色江波绿，学士文华蜀锦张。异域化为儒雅俗，远民争识校雠郎。才如梦得多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国难留金马客，新诗传与竹枝娘。典辞悬待修青史，谏草当来集皂囊。莫谓明时暂迁谪，便将缨足濯沧浪。”（《六一诗话》第二三则）
王士禛在《渔洋诗话》中也专门提及此事，以示他对欧阳修“诗沦弃亦可惜，因录于此”这种做法的继承：
古今来诗佳而名不著者多矣，非得有心人及操当代文柄者表而出之，与烟草同腐者何限？宋欧阳文忠谪夷陵，许州法曹谢伯初景山以诗送之云云……（《渔洋诗话》卷中）
而到了袁枚，他的诗话的记录范围，就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方式和动机，他面对的情况是：“四方以诗来求入”“以诗来者千人万人”。袁枚在随园中设一道长廊，四方投来的诗稿都被挂在那里，形成了一道长长的“诗廊”，袁枚称之为“诗世界”。他从这些投诗中选出佳者，再编入《随园诗话》，所以《随园诗话》在采诗来源方面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
《随园诗话》广泛采集当时各色人等的诗作收入诗话，这种做法一直以来往往被批评为“滥”。比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对《随园诗话》虽赞赏其“话”精彩，但对录诗却不满其滥。这个批评自然不无道理，《随园诗话》里面有很多诗都是袁枚兴之所至而采入的，并无多少诗味可品。
但是，我认为，身处21世纪的当下，我们重新审视《随园诗话》价值的时候，需要把它放在当时所谓“乾隆盛世”这样一个大的时代环境中来看。《随园诗话》的篇幅如此之大、收采如此之广泛，这跟当时的所谓“盛世”客观条件是对应的。袁枚生活的时代，是自清代康雍乾三朝100多年积累下来的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在这样的环境中，袁枚才有可能得到新的视野，采用不同于前人的新的诗歌采集方法，上自朝廷大员，下到随园里的清洁工，都能在这一部《随园诗话》中得到反映，成就了这样一部前无古人的新作品。
《随园诗话》的这种写作新方式和新体例，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起而效仿。我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法式善的《梧门诗话》，另一个是袁洁的《蠡庄诗话》。法式善在乾隆年间担任过国子监祭酒，他在《梧门诗话》中写道：“近日袁简斋太史著《随园诗话》，虽搜考极博，而地限南北，终亦未能赅备。余近年从故家大族寻求于残觚破箧中者，率皆吉光片羽。故是编于边省人所录较宽，亦以见景运熙隆、人才之日盛有如此也。”法式善是想用《梧门诗话》的“边省人所录较宽”，来与《随园诗话》比一比的。袁洁也很推崇袁枚，他曾想做一个《随园诗话》的精选本，但后来他自己写了一本《蠡庄诗话》，他的这本诗话也是比照《随园诗话》的采集规模，由十八省扩至更多区域。不仅如此，《随园诗话》的影响在嘉庆、道光之后一直延续了下去，此后规模在10卷以上的长篇诗话，就出现得非常普遍了。
此外，《随园诗话》还有一个大的主题，这就是作者希望与古今大人物即所谓“英雄”比试诗才的高下，以表白他一生“以诗自立”的抱负。这由全书开篇第一卷第一则所谓“古英雄初无大志”的曲折表达，就可以见得，这是更有现代意义的。我们未来有机会将围绕这一主题继续展开。
（本讲座原文稿系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讲座，后经作者修订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