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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21 08:25阅读：
跨洋的目光 赛珍珠笔下的时代
解放日报 段怀清 2026-03-21
《心归故里：赛珍珠短篇作品选》《大河：赛珍珠中国故事集》，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短篇小说的最新中译本，由范童心选译。两书分别于2024年1月、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为一位将半生岁月交付中国、以中文为母语之一的作家，赛珍珠的写作始终扎根乡土人间。她以跨文化视角凝视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书写烟火日常里的坚韧、苦难中的温情与对故土最深的眷恋。在文化对话愈发重要的今天，重读赛珍珠，既是回望一段被温柔记录的中国记忆，也是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中，重新理解人心相通的可能。
赛珍珠的“几个世界”
赛珍珠的短篇小说，尤其是她那些中国题材的短篇，很容易被其同题材的长篇小说所遮蔽。倘若认真统计，一定会为赛珍珠一生创作的中国题材长篇小说数量之多而惊叹。
事实上，在赛珍珠一生出版的80余部作品中，中国题材几乎占据大半。尽管她也写过日本、韩国、印度乃至缅甸题材的作品，但无论中国读者还是美国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无疑仍是那些书写中国的文学作品。如此惊人数量的中国题材创作，即便和一位与她同时代的中国作家相比，也足以令人惊叹与折服。
在赛珍珠中国题材之外的著作——譬如为父母所作传记《异乡客》《战斗的天使》，以及自传《我的几个世界》中，亦有不少或直接或间接与中国相关的内容。原因并不难理解：赛珍珠的前半生，基本在中国度过。她不仅在远离祖国的异国长大，更一度将这里视作自己的“家”。在这一点上，她的个人体验与同时代其他侨居中国的西方人有着明显差别：
在我被送回“家”里去上大学之前，一段插曲打破了这些
年生活的平静。父亲总教我们把自己的祖国叫作“家”。远离家乡的白人常说的“家”这个词，总带有悲剧色彩，那时我还不太清楚这一点。但一个白人，无论在亚洲的哪个国家，也无论是否携带家眷，他总是管自己的出生地叫“家”……在我们镇江，也有这样的孩子，母亲坚持要让我们把他们当英国人或美国人看待，因为他们的父亲是英、美两国的人。但我知道他们也很清楚，对他们来说，“家”是不存在的。
赛珍珠所描述的，是晚清以来出于各种缘由远渡重洋来到亚洲、来到中国的形形色色的西方人，其中自然也包括她与家人。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赛珍珠始终认为自己更接近“中国人”：
那时，我并不认为自己是白人，觉得即使自己不算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但我身上的中国人成分已经不少了。
她所谓“并不认为自己是白人”，并非修辞或权宜，而是与其成长经历、早年生活深度相关。这一点，在她为父母所作的两部传记，以及自传《我的几个世界》中，都有细致真切的记述。在《我的几个世界》里，她直接写下关于自身“身份”的文字：
我在一个双重世界长大——一个是父母的美国人白人世界；另一个是中国人世界——两者间隔着一堵墙。在中国人世界里，我说话、做事、吃饭都和中国人一个样。
在这里，赛珍珠捕捉到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常被忽略的现象：离散与移民。对身处离散与侨居状态的人而言，长久的漂泊与异乡生活，往往极大模糊了其在语言、习俗、生活方式与文化意义上的身份意识，甚至直接影响自我文化认同。
而赛珍珠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都与这段生活、这段经历，以及这种身份与文化心理息息相关。
“变化”“努力”与“斗争”
1933年，是赛珍珠在《大地》系列之外，文学创作与事业进一步拓展的一年。这一年，短篇小说集《〈结发妻〉及其他故事》在英国出版，英译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四海之内皆兄弟》（即《水浒传》）问世，她还应美国一家编纂作家词典的出版社之邀，撰写《自我小传》——彼时尚在中国的赛珍珠，已然在英美文坛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
翌年，赛珍珠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今天或永远：中国故事集》，亦由英国同一家出版社推出。
《〈结发妻〉及其他故事》分为三个专题，共收录14篇小说。其中专辑一“新与旧”收6篇；专辑二“革命”聚焦大革命时期，收4篇；专辑三“洪水”收4篇。
在这三个专辑中，第三辑的4篇作品并非一般创作，最初也非公开发表的小说，而是另有用途。对此，赛珍珠的第二任丈夫，也是她最重要的出版人华士，在该小说集序言中曾专门说明，大意如下：
该辑中的4篇小说，都是对于1931年那场悲剧性的长江大洪水的片段式描写文本……其中3篇，选自一本小集子，该集子一共5篇作品。这本小集子并非为了出售，而是为了募集善款、赈济洪灾难民。通过救济水灾委员会，这部小集子被免费寄往美国各地新闻媒体，其中一篇还多次在广播电台播出。如今已难以查证这部小集子最初的印刷地点，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为从美国社会募集到20万美元救灾善款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而且，“洪水”4篇中最后一篇《大江》，结尾处恰当地表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
上面这段文字，既是对赛珍珠早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中所收录“洪水”4篇的写作及传播背景的一种说明，也可以说是对赛珍珠早年文学创作的一种说明——这种文学创作与赛珍珠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情感和思想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虑到赛珍珠积极在美国募集善款、赈济中国洪水受灾难民之时，正是美国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之际，整个美国社会处于衰退不振的状态，而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时的美国人民，还是为1931年中国的长江大洪灾踊跃捐赠善款。其中，赛珍珠的个人影响及贡献，恰如上述所言，真正是“无与伦比”。
这也是赛珍珠“小说”与“文学”的一种特殊之处。这种特质，不仅很早就被英语世界读者注意到，也同样被中国读者看见。事实上，《〈结发妻〉及其他故事》的三辑内容，也正是这一时期赛珍珠短篇小说写作的三个核心主题方向。“新与旧”“革命”对应20世纪初中国历史、时代、社会与文化变迁语境下的个体命运与人生遭际，亦呈现出纷繁细腻、直抵人心的书写。
短篇小说集《今天或永远：中国故事集》收录13篇作品。在原书序言开篇，赛珍珠便点明了这部集子的写作背景：
从中国返回美国之后，我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与斗争的关注，而且对此满怀着兴趣，也充满着同情……这部小说集中就收录了一些这类故事，都是写于过去几年，其中还有几篇甚至就写于过去几个月中。
她所说的“变化”“努力”与“斗争”，便包括当时日本对中国的步步侵略，以及中国人民的抵抗与反侵略斗争。这些现实与事件在集子中《老虎！老虎！》《金色之花》《佛脸》等篇中均有涉及。赛珍珠曾饱含真情地写道：“倘若我已然将内心深处的真切感受——中国人民那种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品格——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那便算是达成了我之心愿。”
“中国小说”与“小说中国”
作为小说家，赛珍珠“中国叙事”最核心的两种形态，便是“中国小说”与“小说中国”，这也是她与中国、与西方世界对话的两种重要方式。
“中国小说”与“小说里的中国/小说中国”，这两个概念赛珍珠都曾使用，也可见她对背后的内涵与关联做过认真、反复的思考。对应这两个概念，赛珍珠也成就了两种彼此关联又各有侧重的自我身份。
对应“中国小说”，赛珍珠呈现出中国小说的“听说者、阅读者、翻译者、研究者”的多重身份。在这一身份之下，她极大拓展并丰富了晚清以来来华传教士群体对中国小说的接触与体验。多重身份相互渗透、彼此支撑，共同构成了她与中国小说之间立体、综合且跨越漫长时光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不再局限于“仅通过中国的智慧典籍来认识她”，而是在另一种形式、另一片空间里，发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认知的中国：
圣哲的著述充其量只能代表道德戒律，也只能代表中国人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部分。而在充满波折、多姿多彩、兴趣广泛的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会忘却道德戒律这一部分，至少不是此刻的中国。这些中国人并非循规蹈矩的、言行一丝不苟的普通人。圣哲著述以外，中国还有小说这面镜子，其涉及面广，这个国家，不管是古老的，还是新式的，其丰富多彩、狂放不羁的生活被一一摄入其中。
对“另一个中国”、对“中国小说”的发现，不仅是赛珍珠与中国的关系从现实世界深入文学世界的体现，也是她的文学初步打通中西文学隔阂的积极尝试，并由此开辟出晚清以来一种新的西方汉学：文学—汉学。
而对应“小说中国”，赛珍珠则是一位热忱的创作者、持续的实践者。她以小说家的执着与坚持，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人——尤其是普通中国人——在汉语之外，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用另一种语言完成的叙事与文学经验。
赛珍珠对中国小说的翻译、研究与评述，她以“小说中国”为核心的书写实践（尤其是《大地》三部曲），读者对象基本设定为美国乃至广义的西方读者。上述两种路径，也通常被视为赛珍珠与西方世界对话的方式。她正是通过这两种方式，把中国的小说与小说里的中国，一同带进西方，带给西方读者。
无论是面向西方世界，还是面向中国与中国人，赛珍珠都不曾掩饰自己一以贯之的立场：在保持主体性的自由、自主对话中，为中国和中国人代言、辩护，争取她所认同的、现代文明尤为珍贵的平等、公平与公正。这种立场与情感，或许对其“文学—汉学”的学术性带来一定影响，但对“小说中国”而言，却成为她早期小说鲜明的语言与叙事风格，尽管并非所有读者都认同与喜爱。
经由这两种对话方式，赛珍珠也逐步完成了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与重构，获得了对更丰富、更多元生活的深切体察，拥有了超越族群、国家界限的历史洞察，勇敢拓展了既有世界的知识边界、文化边界乃至伦理边界，创造性地探索出富有个人风格与人道关怀的文学可能，并为20世纪中西文化与文明对话，搭建起一座真正具有示范意义的“人桥”。（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