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当卡夫卡走向“自我解放”
2026-03-28 08:12阅读：
当卡夫卡走向“自我解放”
解放日报 肖雅文 2026-03-28
“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卡夫卡日记中的这句话，像一则预言，写下了他的一生。百年来，人们反复揣摩这只“笼子”——荒诞的系统、无望的挣扎、走投无路的主人公，却很少追问那只被寻觅的“鸟”。
它或许是卡夫卡自己。一个在保险局公文堆里伏案、为一战伤残军人奔走、在肺病与流感夹击下依然写作到深夜的人。一个被时代与生活“围困”，却从未停止寻找出路的人。
随着德国学者莱纳·施塔赫三卷本《卡夫卡传》的完整出版，我们看到一个更完整、更坚韧、更有“活人感”的卡夫卡。本刊专访该书译者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德语系副教授黄雪媛，请她带领我们，理解那个在“围困”中走向“自我解放”的卡夫卡，也借此认识我们自己。
通往卡夫卡的密道
读书周刊：几个月前，德国学者莱纳·施塔赫所著的三卷本《卡夫卡传》终于完整出版，它为我们理解卡夫卡带来了哪些新的视角？
黄雪媛：在我眼中，莱纳·施塔赫三卷本《卡夫卡传》以其体量与深度，不仅成为德语文学界传记写作与出版领域的一座里程碑，更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矿藏般丰厚的资料与多维度的议题。
比如，史学界可从中窥见一战、西班牙大流感、中欧民族纠葛与犹太身份问题；社会学界可深入20世纪初奥匈帝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社会肌理，比较以卡夫卡、菲莉丝为代表的公务员与白领群体的职业伦理和婚恋观念，也可深入剖析疾病与瘟疫的社会隐喻；在心理学领域，卡夫卡的亲密关系与原生家庭也十分值得关注——卡夫卡正是这样一个近乎不可复制，却又极具典型意义的现代人格的原型。
在传记中，我们会看到很多极具穿透力的细节，比如卡夫卡节俭成性、理财保守，却在战争之初取出大笔存款认购战争债券，最终血本无归；战后恶性通胀之下，他的父母从布拉格寄往柏林的汇款因汇率波动竟折损三分之一，令他惋惜又无奈……仅这些日常切片，便足以引起社会学家、史学家与经济研究者的兴趣。
对普通读者而言，《卡夫卡传》则以史诗般的叙事与充沛到近乎奔涌的细节，构成了强大的引力场。它承诺读者的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阅读之旅：我们可以跟随施塔赫的笔触，步入一百年前那个陌生又惊奇的历史现场，去寻找一条通往卡夫卡心灵城堡的密道。
读书周刊：带着这些视角，我们再去阅读卡夫卡，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感受？
黄雪媛：卡夫卡一生都拒绝为自己的作品提供解释，他的书信与日记，也很少留下可供直接“解谜”的线索。对于他笔下那些荒诞、诡异、令人不安的情节与意象，后世学者已用各种理论做出海量阐释，不过普通读者不大会去读这类学术文字。而透过施塔赫的《卡夫卡传·领悟之年》，再读《煤桶骑士》《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我们的眼光会变得不同：即便依然无法完全破译每一处细节，至少也能把握卡夫卡创作时的现实处境与精神状态，如同提着一盏灯走进漆黑幽深的隧道，脚步稳了不少。
我们会明白：那些荒诞并非凭空幻想，而是卡夫卡以创造性的方式回应他身处的时代危机。例如，《煤桶骑士》源自布拉格煤炭紧缺、住所供暖不足，小妹奥特拉提着空煤桶回家的真实经历；《在流放地》则是卡夫卡对战争机器一旦启动便无人能掌控、只会制造暴力与残酷的敏锐洞察；而1917到1918年间，肺结核与西班牙流感接连侵袭卡夫卡，他的最后几年如同站在悬崖峭壁之上。身处绝境中，他反而能越发清醒，也越发投入地写作。
正如施塔赫所言：“丧失迫使他调遣新的力量，同时也释放了内在力量，奔涌而出的是意象与灵感的洪流。”
不是历史的“局外人”
读书周刊：以往，卡夫卡带给我们的印象更多是一个纯粹的写作者，但他同时也是一位保险局职员，还身处于一战、民族矛盾与犹太身份的现实之中。这些写作者之外的身份、现实与历史，在作品中也有所呈现吗？
黄雪媛：卡夫卡从来都不是历史的“局外人”。一战及战后席卷欧洲的残酷现实，都使他切身在场且无处躲避。
1915年，他负责为波西米亚地区数千家企业重新划分风险类别，在繁重的常规工作之外，他还承担了伤残军人康复委员会的筹建和具体善后事务，接触过大量“战争震颤症”等精神创伤患者。当时对精神疾患的治疗手段极为粗陋，场景触目惊心，卡夫卡都亲眼见证。他不仅亲自撰写募捐呼吁书，还联络诊所与疗养院，负责伤残军人的康复、职业培训与再安置。他突出的工作表现获得上司的赞赏，甚至被推荐去参评奥匈帝国伤残军人善后照护工作的贡献奖。
卡夫卡也关切自己的身份，甚至向往前往巴勒斯坦。他在意犹太民族性中原始、本真、质朴的内核，并选择以更具体的方式行动，比如为柏林收留东欧犹太难民儿童、为青少年的公益机构“民族之家”寄送书籍与捐款，还鼓励身在柏林的未婚妻菲莉丝前往巴勒斯坦担任义工。这些都是他在时代中的主动选择。
读书周刊：您谈到卡夫卡从来不是历史的“局外人”，他似乎也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写作者。他在职场和婚姻中的挣扎，同样带着强烈的时代印记。
黄雪媛：正是如此。在卡夫卡的布拉格作家朋友圈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份“正经”职业：布罗德在邮局工作，韦尔弗在出版社担任编辑，菲力克斯·韦尔奇是图书管理员。职业生涯并不妨碍他们业余从事写作，可为何唯独卡夫卡如此难以忍受自己的职业？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虽然他讨厌保险局的工作，却始终努力把分内之事做到尽善尽美，成为上司眼中“不可或缺的精兵良将”。也许，正是卡夫卡的完美主义情结，成了他大部分痛苦的来源。
这种矛盾，在他对婚姻的态度中同样显露无遗。一方面，他极度渴望通过婚姻摆脱父母的束缚，实现真正的独立——有一段时间，他四处看房、挑家具，憧憬着和菲莉丝在柏林实践“现代小家庭”的生活：经济分开，租一套两居室，各有各的房间；一大早，菲莉丝去上班，而他则待在家里写作……可另一方面，他又在内心深处，始终担心自己脆弱的身心无法承担婚姻带来的责任和义务。在进退维谷之际，他感染了肺结核，而这场疾病，竟成了他逃避婚姻和家族义务的最“正当”借口。
读施塔赫创作的传记，我们不会轻易为卡夫卡贴上“恐婚症”的标签。也许恰恰相反：正因为他把婚姻看得极其严肃，把独立视为必须付出全部真诚去换取的事物，才不敢轻易踏入那道门。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与他对待写作、对待工作的态度如出一辙——他是一个无论被哪个“笼子”追赶，都无法对自己说谎的人。
主动体验“深”与“重”
读书周刊：您谈到卡夫卡是“现代人格的原型”，那么在您的课堂上，学生们是否愿意阅读卡夫卡？又能否从中辨认出自己？
黄雪媛：卡夫卡的文本尤其是短篇通常没有清晰的情节，甚至会戛然而止，让人意犹未尽，并不太符合读者对“故事”的期待。学生初读时大多会感到困惑，会纠结自己理解得“对不对”。但卡夫卡的魅力，恰恰在于它是敞开的。它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更像一座意义的迷宫，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走出自己的路。而且每一届学生的气质不同、碰撞出的氛围不同，同一个文本，也会激发出完全不一样的观点火花。
我常常感叹，卡夫卡的作品就是这样因人而异，常读常新。在我印象中有一位学生这样理解卡夫卡笔下的“真实”：“卡夫卡的人物面对的是一个没有目的的世界，就像现实中的我们，也常常身处没有明确方向的生活里。所以读卡夫卡，反而会有一种强烈的身临其境之感，而不是站在故事之外，单纯欣赏情节的精巧。”
可以说作为老师，我从学生身上得到的启发，并不比他们从我这里得到的少。因此，我鼓励他们主动建构属于自己的文本意义。而施塔赫的《卡夫卡传》，正是一个扎实、可靠、能让人在卡夫卡文本世界里走得更深的依托。
读书周刊：每一代读者都意识到自己与卡夫卡的连接，这或许正是经典文学的意义。不过，三卷本的《卡夫卡传》不可谓不厚重，对习惯碎片化、轻量化阅读的读者而言，会不会有些难度？
黄雪媛：许多现代人都处于一种匆忙和焦虑的生存状态中，碎片化阅读和短视频可以让超载运行的身心得到喘息。但是我非常赞同项飙教授的观点——克服无聊的是深度。过多的“轻”终会让我们陷入无聊和虚空，所以我们需要主动体验那些“重”的和“深”的事物。
翻开这本书，读者会面临双重意义的挑战：每一卷都如同一块沉甸甸的书砖，无论捧在手里，还是放在膝上，没多久就会感受其重压；另一方面，它承载了历史的重负、心灵的幽深和语言的密度，读者必须集中心神，才能进入它的文本场域。一旦进入，文本与心灵相互敞开、相互渗透，就能体验深度阅读带来的愉悦和激荡；感受心灵触角渐渐舒展、摇曳和起舞的美妙时刻。
对于年轻读者，我想说，阅读是一种行动力！在积极的阅读行动中，你也许会重新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提高时间的“品质”，甚至重建内心秩序。你也许会在《卡夫卡传》的文字风暴中晕头转向，但施塔赫有一种本领，总是在你快要无法承受的时刻，突然让你再次掌握文字汪洋的罗盘，然后你会穿过黑暗的海域，迎接明亮和轻盈。
读书周刊：最后想请教一个更私人化的问题：在您最近出版的随笔集《早上苍老，傍晚年轻——德语文学之镜》中，写卡夫卡的篇目最多。他是否是您最偏爱的作家？
黄雪媛：不是偏爱，是挚爱。或许这份爱尚不及施塔赫对卡夫卡那般倾尽一生；我也不会像布莱希特对本雅明那样夸口：“我熟悉卡夫卡的作品，就像熟悉自己衣服的口袋。”但在所有20世纪德语作家中，我最喜爱的仍是卡夫卡，在人生不同阶段重读他的作品，总能读出新的意味。
可以说，翻译卡夫卡不仅“滋养”了我的写作，更是一种“驱动”和“催迫”，因为译到深处，内心积蓄的能量无法再靠“转换”文字来承载，必须通过写作来释放。罗兰·巴特在《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中提及“写作的诱惑”源于“一种难以言传的爱”，我深以为然。这种爱，不只是与一个逝去灵魂的高度契合与认同，更包含着对自我生命道路的郑重与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