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3月12日华商报、重庆时报
作家二月河说,过去,我对永乐皇帝为什么搞《永乐大典》,康熙搞《康熙字典》、乾隆皇帝搞《四库全书》不了解,现在看,他们都是很聪明的政治家。(3月11日《河南商报》)
二月河说这些皇帝皇帝聪明,是因为他们盛世修文,造就了“一批文化工程”----类似于像《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还可以成就一大批权威性的文化大家、文化巨匠。于是二月河认为现在也要修文,编纂现代版的《四库全书》。
作为作家的一家之言,或者说表达的逻辑,盛世修文的结论似乎无可挑剔。但是,现代社会不同于明清时代,修撰现代版的《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是可笑的现代呓语。
现代中国,宏观的文化主旋是大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微观的现实是文化的大众化多元化和信息化。
而承载这种文化的载体,主要是虚拟的数字化空间,传统的纸质出版物,已经退而成为承载文化产品的附庸。而且,伴随着历史文化典籍的数字化,浩如烟海的这些典籍,再无古代人所担忧的散佚之失。只要数字化,一张光盘、一盒硬盘,就能赶得上很多图书馆的容量。
有了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网络载体,任何宏大的经典套数,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代的,都有更便捷更经济和传播更广泛的整理和存续方式。分门别类的纸质出版需要继承,现代快捷的编纂方式更要倚重。
因而,无论是从学术的开放,文化的多元还是出版业的数字化,现代人都没有必要再像永乐、康熙和乾隆三位皇帝那样,举一国之力,去编纂几部体现文治的典籍。现在是大众文化主导的时代,文治的内涵不应体现在权力的主导上,而应彰显于全民文化素养的提升上。事实上,网络空间已经出现了更为多元和宏大涵盖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门网站,人们只要愿意,就能在网上随时阅读到自己需要的书籍,亦可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搜索到最前卫和多元的相关知识。
现在中国的盛世修文,不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