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夏天，青春的脚板刹着一双拖鞋从重庆浪迹到帝都）
我不确定我有没有青春写作，但，我确定我在青春期开始写作。1985年，我开始诗歌写作的时候，甚至没读到过北岛。我很难给自己找到文学的承袭谱系，我就是一个野生的写作者，猛然间从墙角蹦出来，把自己吓一跳，四顾间居然没有找到类似的文本。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怀疑自己所写的分行文字是否可以算作他们所谓的诗歌。好在那时的前辈和同辈都非常包容，暂时把我算作他们的同行，让我欣然间又夹杂惶恐。
其实最初写作的动因更多是源于孤独与无聊。中文专业，除了写字，其实也别无长技；而写诗，是各种文体中最省事的，最符合懒人的心理预期。那时从校到系甚至年级都成立了各类文学社团，而我内心里羞于与人谈论文学，我更热衷于组织非法团伙团购泡妞赊账吃喝。四年大学，我居然没有一刻时光成为任何一家官方认可社团的正式或临时成员。我固执的观念里，任何官方组织都是写作者的天敌，所有的主流文化都是对个人主义和自由的戕害。尽管我事实上领导着这个学校的社会闲杂阶层，我在诗歌写作的大多数时候依然感受到强烈的孤独。当然，我的写作又得益于这份孤独感，让我的文字一直保持与内心的一致，未被各种喧嚣的流派或者组合污染。
必须感谢八十年代——我经常悲观地认为也许那是最后的黄金时代，我们的写作边界和话语边界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我们之前所有的高峰之于我们的最大贡献就是成为被推翻的标的物。八十年代的诗写者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有着“创世”的狂热，尽管受限于环境和天赋，最终难以成功。而我并无如此崇高的理想，我仅仅是一个孤独的自语者，一如我的整个青春期，叛逆、我行我素、不苟合、天生的质疑和反动。
我当年的一些朋友也曾质疑过我青春期的写作，如此冷静与世故，仿佛我一蹦出来就直接到了老练油滑的中年，好在我文字中的锋刃消解了他们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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