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和婚姻的冲突：解读“金婚”中的李天骄故事
2008-09-26 01:21阅读：
“金婚”刚刚荣获大奖，这部编年体的婚姻爱情电视剧，演绎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寻常家庭的幸福与伤痛，既充满了生活化的琐屑亲切，又富于戏剧性的波澜起伏，非常贴近中年以上都市男女的人生经历。它的东方温情与伤感，和目下流行的韩剧一样，让温饱不久的中国观众很容易共鸣。
国人在婚礼上的例行公事是祝福新郎新娘“白头偕老”，这句套话其实也就是“金婚”的故事和主题。佟志和文丽果然“白头”而且“偕老”，依中国人传统的婚姻观，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美满夫妻。不过，“金婚”对传统的美满婚姻也加了新注解，佟志、文丽的婚姻证明，“白头偕老”并非夫妻在生活中始终风平浪静，更非始终心心相印，而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有无数的磕磕绊绊，层出不穷的矛盾冲突。婚姻得以维系的本质是夫妻间的相互妥协，妥协的核心是求同存异，“异”是客观存在，“同”是主观努力，即使是最后达到了“同”，也不等于“异”完全消失。世间婚姻的延续，既是从“异”到“同”的过程，也是由“同”再生出“异”的变化。佟志、文丽“求同”中最艰难的一次，是沈傲君扮演的李天骄的故事。
作为一种影视人物类型的李天骄，在当代中国影视作品中早已不是新鲜人物。现在无论作者、演员和观众，都习惯了影视中婚姻故事必得穿插一位“第三者”，才有声有色有味儿，否则就乏善可陈。“金婚”里的“第三者”实不止李天骄一人，还有一位文丽的爱慕者夏老师，区别只在沉醉美色的夏老师被写成文丽生活中的来去匆匆结局狼狈的过客，而动了真心的李天骄则成了铭刻在佟志心灵深处的久久难以愈合的伤痕。这种对“第三者”的偏爱，说明“金婚”与目下其他同题材作品有着高度的同构，也说明“第三者”的确有日渐普及蔓延的趋势。中国传统戏剧是建立在角色行当基础上的，中国的电影也喜欢用有限的角色类型来概括社会人物。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文学作品里的“第三者”从偶尔露面到近年来迅速膨胀成为人物角色中非常醒目而且固定的一个类型，应该不是作者的刻意追求，更直接的原因恐怕是现实生活中确乎如此——现实的中国社会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到了婚姻与“第三者”并存的时代。
我不知道学术界有没有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第三者”历史，但我相信，“第三者”肯定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渊源久远。例如，时光倒退八十年，在上个世纪而、三十年代，当时的文学作品就很容易见到“第三者”的身影。彼时的“第三者”扮演的角色基本上属于旧式婚姻理直气壮的终结者和新式婚姻的向导与模范——如果“金婚”诞生在八十年前，文丽注定要败在李天骄手下，李天骄会轻易坐上佟太太的宝座。然而时过境迁，李天骄生不逢时，新文化运动的暴风骤雨早己过去，她自然也就只能是干涸土地上早早凋谢的花朵。李天骄的命运是事先决定了的，不可逆转的。在“第三者”问题上，现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二律背反”：生活中的李天骄及夏老师数量与日俱增，大有流行甚至泛滥之势，而文学中的他们则多半被预设为宿命的悲剧结局，在挑战别人婚姻时屡战屡败。对这种“二律背反”，最合适的解释大概是中国人都熟悉的一句话，有的事是只能做而不能说。我没有考证过这句话起源于何时，不过在中国，类似的话其实举不胜举，可见这类话植根于我们文化的深层，它们的广为流传有着并不简单的文化背景。
作为“第三者”的李天骄虽然生不逢时，虽然预先就注定要失败，但她的故事多少有虽败犹荣的意味。编剧和导演对李天骄故事的诠释，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的立场仍不时有所流露，李天骄显然是一个威胁别人婚姻家庭稳定的“第三者”，假如她成功地将佟志变成自己的夫婿，不光文丽及儿女势将沦为孤儿寡母，佟志的老母亲也将抱恨终生。剧中特地安排了佟志的大女儿与李天骄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更把佟母突发重病和佟志与李天骄关键性的幽会安排在同一时间，动用了儿女情和母子情来阻止佟、李私情进入实质性阶段。佟志在坠入深渊的那一刻嘎然而止，从根本上说，是骨肉之情的胜利，也即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胜利。同时，李天骄和佟志的感情纠缠也超越了伦理道德的层面，它不是男女之间某一方的孤掌难鸣的痴情，更不是怨女旷男追求生理满足的一时放纵，而是真切的两厢情愿而又无望无果的伤痛，真正触及到人的感情世界的底层。另一方面，尽管编剧和导演基本按照时下公众舆论对“第三者”的态度了结李天骄的命运，但她的故事肯定不是破坏“白头偕老”的恶作剧，李天骄的凄然离去和佟志内心深处始终不能释然的愧疚，甚至让人怀疑传统的“白头偕老”是不是真的就体现了婚姻和人生的美满，婚姻的稳定是不是同时也意味着感情的缺陷？现实生活中的“第三者”情况远比剧中的李天骄要复杂，但不能否认，李天骄的故事足以引导观众不再以简单的道德谴责来解读“第三者”，而可以有更多的思考。
李天骄故事的震撼力和煽情效果，很大程度上来自沈傲君的出色表演。对我来说，沈傲君是一个全新的面孔，这位面庞丰满、体态也略显丰腴的女演员，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很贴切角色的身份与时代。上推四十年，周围似乎有很多这样的女性。一身黑白搭配、宽松肥大的衣服，与男性没有多少区别的言谈举止，都让人觉得沈傲君和她所扮演的四十年前的人物就是同一个人。其他影视作品中也有类似的人物，却很少有哪一个像沈傲君演的这样传神，包括饰演文丽的蒋雯丽，也相形见绌，不能惟妙惟肖地传达上个世纪后半叶中国城市知识女性特有的气质神态。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女性，也即生活中真实的文丽、李天骄，极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男性的一代，当时在着装服饰上能够一眼就显示女性特征的，全国也不过屈指可数的几位，而且这几位无不活跃在伟大领袖身边，通过新闻短片和报纸上的照片，不定期的向全国人民展示她们的女性魅力——比如前不久去世的章含之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现在年过五十受过教育的男士应该都记得章女士当年端庄秀丽的风采，未必是章女士真的就美艳冠于全国，而是她的着装服饰、所处环境当年的确无人可及。沈傲君在外表服饰、言谈举止上复原了当年绝大多数女性的风貌，她的角色首先是逼真，而逼真，无疑又是可信可叹的基础。
沈傲君不但做到了人物外形的逼真，更重要的是她重现了四十年前沉溺于爱情的女性丰采，她把恋爱中的女性演得让人惊艳——每一个有过爱情体验的观众，大概都能从沈傲君的身上看到异性辉煌的瞬间。沈傲君传达出男女之爱最本质最深刻的内涵，那就是爱情给人带来的喜悦欢欣，以及不能相聚的抱恨痛苦。喜悦与痛苦是世间爱情的边界，男女之爱永远也不会超出这个边界之外。一旦双方不再有爱情，也就跳出了爱恨的漩涡，无悲无喜。理想婚姻的理想结局应该就是这种无悲无喜，而真正的爱情必定是爱恨交加，沈傲君在《金婚》中把爱表演得淋漓尽致，至于恨，则力度似稍有不足，这不是沈傲君缺乏表演的才能，更直接的原因当是《金婚》的编导们头脑里混杂的爱情婚姻观所致——他们既知传统的“白头偕老”婚姻已经很难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又不能不尊重现实社会文化的惯性。《金婚》只是把生活中的婚姻矛盾以以一波三折、最终烟消云散的方式展现出来，让同样深受类似矛盾煎熬的观众既能共鸣又能够获得些许安慰。
《金婚》再过几年可能不会有人提起，但沈傲君会让人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