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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冶萍公司作为纵跨全国的“拖拉斯”企业，掌握了钢铁、煤矿、枪炮、铁路等国家命脉的生产经营。其作用和影响不可小觑。当张之洞幕府以清庭所持时，在汉冶萍公司主要矿区在湘鄂赣偏僻建设发展的初期，由于是“官制”，传统家族与企业、政府与企业间、产业之间、等社会阶层经济利益间的矛盾，在清朝官家的压制下，难以突出显现。
而当盛宣怀1908年整合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按照大清商律注册为商办公司，名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走市场化经营路子；暨从封建社会直接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营状态时，旧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与资本主义形态的汉冶萍公司，直接对话。虽然，有力地促进了汉冶萍公司生产经营发展，但也埋下了社会力量分化、经济冲突与政治冲突相融通，利益对抗与阶级对抗、理念冲突与社会力量间冲突的种子。
社会经济间的矛盾“外化入内”，由争取利益阶层的企业内部抗争行动，扩展为区域社会经济乃至社会经济利益格局的争夺。区域（国际）经济间矛盾“强势入内”，由个人拓展为整个社会间新生力量的社会对抗。
“牛车与火车”的赛跑
新式矿业必赖近代化的生产技术以从事于生产，又必须输入近代化的生产方法和观念。
现代大工业的引入和社会生产结构的调整，致使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生成。社会经济间的矛盾“外化入内”，直接产生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间的利益分配不平衡。汉冶萍公司将欧洲的先进钢铁冶炼技术、采矿技术等引入湘鄂赣偏僻的山区后，新的工业技术的生产效率、效益，直接冲击了原有的传统手工业、小农经济的分配方式。铁路、轮船等新的生产运输业，在产品运输效率提高的同时，将这种先进生产业态、新的社会力量出现的状况，从偏僻的山区更为广泛地传递出去。形成一个强烈的社会信号：“汽笛一响、黄金万两”！
图为：安源矿工消费合作社。 （选自网络）
至20世纪20年代，湘鄂赣山区形成了庞大的具有“矿业特色”的社会。一个现代化矿区、一座各种生活设施齐全的城市；一个车站、一个发展的乡镇。一个工人、一个较为富庶的家庭。比起传统的“自给自足”“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有着相当大的优势。当时，一个安源煤矿的正式矿工，一个月7至8两银子，可以供7至8口人吃米面的正常生活，还有结余。这种看得见的实惠，不仅渐渐提高了工人家庭的生活质量，成为影响当地社会特征的重要因素。工人职业技能的培训教育、职业素养也直接影响到家庭（族）。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生、技术工人现代知识群体大幅的增加，给予社会力量素质提升产生积极的作用。
图为：安源矿工医院。 （选自网络）
矿业发展受制于客观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由于近代中国政治急速转型及行业本身的特殊性，汉冶萍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如何协调和处理与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各种利益关系的重大问题。一旦这种关系的失调，直接对弈的是企业与员工之间，与现实社会之间利益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将传统的农民运动转化为工人运动，矛盾升级激发为社会力量阶层之间的斗争。
眼界的扩大、社会诉求的提高，将作用于社会力量群体的分化。
“火统跟洋枪”的抗争
社会经济利益的争夺，不仅仅限于汉冶萍公司与政府间、行业间、区域间的竞争。而且，更为惧怕的是国外豪强势力倾轧式的掠夺。
十九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是以数量扩张和规模扩大为主线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这些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大多是以消耗能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尤其是日本钢铁冶炼业。资源匮乏，生产资料配置大都是由外部输入。而汉冶萍公司正是其行业的竞争对手，是大冶铁矿山富铁矿石的持有者。日本钢铁企业从大冶铁矿山建矿的初始，就企图利用汉冶萍公司资金匮乏，急于扩建之状况，借用贷款手法控制和吞并大冶铁矿山。
在清政府经济软弱，国内金融银行业、民间融资无力支持大冶铁矿山资金的情况下，连同1912年民国政府建立初期，政府扶持力度偏弱，对国有和商办企业没有能力扶持。在内部股权、债权融资不足等局限下，导致汉冶萍公司只能举借外债，巨额的资金成本严重制约了汉冶萍公司的生存发展，逐渐痛丧失钢铁产品、铁矿石的定价权、保有权，让国外钢铁企业左右其经营，致使整个汉冶萍公司的生产经营举步维艰。
同时，国内经济和制造业发展缓慢，落后于汉冶萍公司钢铁的生产速度，钢铁、矿石、煤炭市场缺乏培育。没有形成国家产业政策的系统配套扶持，没能正确运用产业政策手段以及注重相关政策的配套与协调。连同市场区域壁垒、行业壁垒，没有形成统一与国外钢铁市场相对抗的竞争行业团队。最终导致汉冶萍公司钢铁、矿石、煤炭市场被日资企业所掌控。
1939年6月日本侵华，在“日铁”成立后，香春三树次与汉冶萍公司襄理赵兴昌和人事课长盛渤颐，进行了汉冶萍公司财产的移交，12月香春三树次从大冶厂矿驻汉保管专员管维屏手中取走了大冶铁矿财产清册和铁矿图册等大批档案。
“花鼓戏跟咏叹调”的对唱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汉冶萍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遇到极大挑战，汉冶萍公司为实现自身的利益同政府进行过抗争.扩大生产规模，对其生产结构、生产布局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但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及政府财政的支持，利益本位决定了中央和地方不可能采用积极有效的国家干预对其进行扶植和保护，反而与其展开了激烈的利益竞争，加速了汉冶萍公司的衰亡。
1924年大冶新厂（铁厂）建成投产，同年位于武汉的汉阳铁厂停产。但由于国内形势变幻，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国民政府飘忽不定，直接影响了汉冶萍公司的投融资。连同，当地省域政府的介入，造成生产经营管理难以为继。其后，1926年大冶新的钢铁厂停产。汉冶萍公司在遭受重大打击后，于1927、1928年左右，相继关闭了在大冶铁矿山新建的钢铁厂、关闭了安源煤矿的部分矿井。1928年萍乡煤矿被江西省政府接管，隶属省矿业局管理。汉冶萍公司只负责生产；汉冶萍公司仅大冶铁矿山还有生产经营权。由于日债债务繁重，日企管理进入，汉冶萍公司从一个钢铁集团逐渐沦落为日本钢铁工业的原材料供应商。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在运用先进技术冶炼中国第一代国产钢铁的同时，也锻造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工人阶级的出现同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注入，对于急速形成的社会利益诉求不断提升的思潮，无疑对当时社会进步有着极大的推动力。矿山社会中累积的各种矛盾，不仅仅是社会治安问题，逐渐演变成反抗斗争甚至起义、革命。及至民国，这个在动荡时局中逐渐形成的山区乡村工业区，由于外国资本的注入和对汉冶萍公司的争夺，更为深层次了激发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成为了一块酝酿革命的温床。
图为：安源矿工大罢工胜利大合影。 （选自网络）
欧洲早期工人运动的“不能劳动而生，毋宁战斗而死”、“没有给面包，就要革命”； “宁愿做自由人死在绞架上，而不愿过着奴隶生活”；“我们为之斗争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的口号。在我国早期工人运动安源工人大罢工中则进行了复制实践，体现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等。
在汉冶萍公司矿区自发的工人运动已不鲜见。据统计，从1895年至1920年，湘鄂赣山区矿工的自发斗争有13起。 1922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张之洞修建的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失败后，萍乡安源煤矿又成功发动了影响全国的工人运动，安源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1923年在地处湘中山区的衡山县岳北开展了大规模农民运动，并成为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早期的农运、工运骨干和积极分子大多有参加矿区工人运动的经历。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9月发生在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的矿工团，主要是汉冶萍公司大冶钢铁新厂停产关闭、安源部分矿井停产的工人（矿警）组成。（参加起义的矿工每人比没有参加多发1个月的薪金、参加起义的铁路修路工人每人再多发50斤大米。）及此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过程中，都不乏汉冶萍公司和矿工的身影。（仍每个月发10个大洋以上的军饷。）这还只是就表象而言，其实质是，在矿业开发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其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在各种政治力量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中，失序与失控、控制与反控制成为其社会历史进程的显著特点。
社会力量群体的分化，国外现代先进思想的注入，对于汉冶萍公司的社会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