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徽宗的艺术品位鉴别北宋官窑瓷器
2017-07-06 23:23阅读：
北宋官窑由于没有找到窑址，同时，存世的瓷器数量和品种都太少，以致不足以论证一个瓷器窑口当时制作运转的基本状态。因此，有观点认为，北宋官窑就是北宋汝窑。
本人认为，应当对可能是北宋官窑的瓷器，从它们体现出来的宋徽宗的艺术品位的角度，来鉴别它们所属的窑口。如果某个或某些具备着北宋官窑基本特征的瓷器，体现出宋徽宗的艺术风格，或达到了宋徽宗的艺术品位，就能够推断它的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宋徽宗的指点。这就是北宋官窑存在的直接证据，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一、北宋官窑属于御窑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官窑，可以再细分为一般的官窑和御窑两种。北宋、南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一般的官窑。但御窑，本人认为，只有北宋官窑，和清朝康、雍、乾三朝烧造珐琅彩瓷器的造办处的瓷窑。因为御窑的特点，就是在京都的范围内，直接为当朝皇帝烧造瓷器的窑口。
因此，我们归纳御窑瓷器的特征，对鉴别北宋官窑瓷器，是非常重要的。
御窑瓷器的第一个特征，是要体现当时朝代或者皇帝，对瓷器所追求的美的境界和理念。
御窑瓷器的第二个特征，是要体现当朝皇帝个人的艺术品位。
二、汝窑和官窑，宋徽宗手上的两朵瓷器花
汝窑瓷器和官窑瓷器，都能够体现出宋徽宗时期，对瓷器所追求的美的境界，又各有所长。它们共同诠释着宋徽宗在瓷器上的艺术品位。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探讨这个命题。
1、如何理解宋徽宗时代对瓷器所追求的美的境界
宋徽宗时代对瓷器所追求的美的境界，如果只归纳成一条，那就是瓷器釉面光泽如玉石般光泽。这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归纳了。汝窑瓷器和官窑瓷器都达到了。
但这两种瓷器各自釉面的表现，还是不尽相同的。
官窑瓷器的
釉面，呈现的油酥光泽更强一些。象油性很好的和田玉。
汝窑瓷器烧造的品种多，有民窑的，有贡给朝廷的；有天青色、天蓝色的，还有青绿色的，其釉面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天青色和天蓝色的瓷器的釉面，呈现和田玉的光泽，但油酥光泽的感觉，没有官窑瓷器那么强。品质好的青绿釉瓷器的釉面，晶莹剔透，呈现的是翡翠似的光泽。区别还是很大的。
2、制作精美
汝窑和官窑瓷器，欣赏起来都很精美。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因为宋徽宗是一个艺术大家，他手上使用、把玩、鉴赏的瓷器，或者在他指导、监督下制作的瓷器，一定具有超凡的品质。
汝窑贡瓷的精美主要表现在釉面釉色和器形两个方面。特别是天青釉瓷器和天蓝釉瓷器，其釉色是帝王追求的颜色。常常一眼望过去，就很心动。
官窑瓷器的精美之处，在于“精雕细琢”。它的每一种装饰，都做得非常精致。从远距离看一件官窑瓷器，会觉得它是一个古老的物件，当拿着它欣赏时，会发现它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3、古拙
古拙在官窑瓷器上，表现得十分明显。通常不仅仅是在器形上模仿，还会在细节特征上模仿。例如，在盘盏上仿制唐晋时期越窑的铁锈斑点，古色古香。当然，也有专家认为，铁锈斑是胎釉淘洗不精细形成的。但本人认为，北宋时期，汝窑、官窑的瓷器，釉面已经做得很精美了，如果不是故意作成细小、均匀的铁锈斑，制作工艺和工匠方面，是不会让瓷器釉面出现多的铁锈斑点。
本人认为，瓷器的古拙是宋徽宗追求的品质之一，以展示出其作为一个艺术家，在瓷器上追求的沧桑感。在官窑瓷器上，表现得非常突出。相比之下，汝窑瓷器如果要表现古拙的话，只是在器型方面仿制。两者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4、艺术化创作
官窑瓷器精品,每一件都是精美的艺术品，都能从中看到艺术创作的过程和表现。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有明确的设计思想。
每一件官窑瓷器精品,都有一个独立的、明确的艺术构思，有完整的艺术形态。都能表现出来艺术作品的创作主题，特别是将一些日常的生活用瓷，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作品或一个作品的构件之一。而不是简单的按照某种形态，或者工匠的技艺，进行习惯性的制作。
2）体现出绘画方面的元素。
北宋官窑瓷器精品上，通常都会使用一些绘画方面的元素，用得比较多是线条和点彩。线条勾划出花卉，或者是弦纹；点彩多用于渲染古拙，或者是花果。本人认为，这可以作为宋徽宗指导官窑瓷器制作的一种佐证。因为有些瓷器上的刻的花或剔的花，与宋徽宗绘画中的某些花卉，非常相像。有些官窑瓷器与宋徽宗绘画中的瓷器非常相像。
这一点在北宋其他窑口的瓷器上，是没有的。
3）有复杂和精美的制作。
北宋官窑瓷器精品，由于上述艺术方面的设计和创作，必定导致在制作方面，比一般瓷器的制作要复杂。一件瓷器往往要进行细致的刻花或剔花，然后再点彩，制作精良。
4）构成超越瓷器范畴的艺术品。
北宋官窑瓷器精品，由于都能够表现出明确的艺术构思，从而使其超越了单纯的瓷器的功能和范畴，例如，它还可以表现为雕刻作品，或者是一幅瓷做的画。
总之，官窑瓷器精品，体现出宋徽宗作为艺术家的艺术修养和品味，而不仅仅是工匠手艺。这是汝窑瓷器所不具备的品质。
我们认为，宋徽宗可以把礼器用瓷交给汝窑或钧窑制作，而把自己在瓷器方面的艺术创作，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用瓷中，交给官窑完成。说明了宋徽宗这个大艺术家，对瓷器方面进行创作的渴望。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已经有汝窑和钧窑作为贡窑之后，还要在京都自设官窑的真正原因。
由于官窑瓷器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其创作和制作的周期相对会比较长，因此，御窑瓷器的产量很少。我们不知道北宋官窑到底出了多少瓷器，但可以参考清朝康雍乾三代珐琅彩瓷器的产量。一百年的清三代，出产了几百件法郎彩瓷器，平均每年出产不到百件。北宋官窑只有十几年的生产时间，推断产出的瓷器也就在百件左右。后文展示的三件北宋官窑瓷器，都体现了复杂的制作工艺过程，不能按一般瓷器烧造工艺来计算制作时间和数量。另外，传说宋徽宗逃离京师前，专门到官窑窑口毁灭瓷器。这也说明窑口内的瓷器数量并不多，至少宋徽宗认为是一人之力可以毁之的。由此推断，北宋官窑不是一个大窑。
三、对三件北宋官窑瓷器精品分析鉴赏，来论证和评断上述观点。
1、 青釉弦纹刻花盖罐
1）符合北宋官窑瓷器的传统理论特征
该盖罐全高21公分（罐身高17公分），口沿直径12公分，中部最大直径17公分，底沿直径9公分。
该盖罐釉色，属于北宋官窑瓷器的中规中矩的釉色。釉面施釉肥厚。釉色表面呈现玉石般的温润和油酥的光泽，在放大镜下，可见细微的冰裂纹。口沿和底足露胎处，显现土褐色胎土。胎质细密、硬朗，口沿胎釉结合处有一圈酱色的沉积，底沿胎底有一圈铁灰色的胎体，符合北宋官窑“紫口铁足”的特征。因此，符合北宋官窑瓷器的基本条件。
2）刻意追求的沧桑
该盖罐器型端庄、稳重。有明显的复制以往经典瓷器造形的创意和目的。其罐形是仿唐朝的审美造型，斜型弦纹是古代陶器弦纹的经典之作。所以，从瓷器造型上看，很容易被认为是唐代，甚至更远朝代的器物。特别是又在罐体和罐盖的里外两个釉面上，都施加以随意的铁锈斑点彩，更加彰显了古旧的沧桑感。是宋徽宗追求的复古和古意，在瓷器上的完美表现。
3）制作精细、繁华
该盖罐制作精细，盖的部分，由七个面组成，每一个面都是弧形的，没有任何一面使用直角度相接，每一条连接线都非常直正。盖钮的上下两个边沿的后部，都在1毫米左右。钮的外圈，是一圈雕刻的花纹图案，和一圈剔刻的圆环，每个花的边沿，厚度只有1毫米左右。盖的里外两面，都有点彩装饰，内面沿边缘有一圈规整的剔釉点彩。
罐身上下各有一道剔刻的圆环，各有一圈雕刻的花纹图案，每个花的边沿，厚度只有1毫米左右，中间是96条斜形弦纹。罐身内外两侧，均有分匀不均、大小不等的点彩铁锈斑。
整体制作非常精致，装饰繁华，造型古朴。尽显设计得独到，制作的精美，艺术品位的高雅。
4）体现帝王之尊
该盖罐从上到下，共有九层装饰，五个边沿，三道剔刻的圆环，三圈雕刻的花纹，九十六条剔刻的斜形弦纹。各方面都体现着帝王吉数，九五之尊。说明这种设计理念，严格遵循皇家的正统思想和礼教。由此推断它出自北宋官窑，是最合情理的。
5）是瓷器，更是雕塑艺术品
把一个日常使用的粥罐或茶瓯，采用雕刻、剔刻、点彩等多种手段，周身装饰成一件精美的雕塑艺术品，它的设计构思，就体现了大艺术家的艺术品位。不是一般的窑口工匠能够想象出来的。因此，推断它出自北宋官窑，在宋徽宗的督导下制作，是最站得住脚的结论。
6）是图画技艺的延伸，也是宋徽宗画作中的焦点
该盖罐的装饰，以线条纹饰为主，罐器里外大面积使用点彩技法，雕刻环形花纹，这些都是图画技法在瓷器上的延伸使用。把这种瓷器，认定出自宋徽宗身边的北宋官窑，是理由最充分的。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普通的工匠，能够做出这么高水平的艺术设计。
特别是，我们从宋徽宗的《文会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画面前部的侍者桌的中间，有一个侍者正从一个茶瓯中取水，这个茶瓯的样式，与该盖罐几乎一样。并且是该画面中所有器物的焦点。这说明，宋徽宗对这个样式的器物，熟读于心。
因此，推断它出自北宋官窑，在宋徽宗的督导下制作，是有佐证的。
2、 青釉剔花盏托
1）符合北宋官窑瓷器的传统理论特征
该盏托直径26公分，中部托口直径10公分，底沿直径22公分，高3公分。
该盏托釉色，属于北宋官窑瓷器的中规中矩的釉色。釉面施釉肥厚。釉色表面呈现玉石般的温润和油酥的光泽，在放大镜下，可见细微的冰裂纹。口沿和底足露胎处，显现灰色胎土。胎质细密、硬朗，里外两个口沿施有一圈酱色釉，底沿胎釉结合部有淡淡的火石红。虽然没有北宋官窑“紫口铁足”的特征，但口沿处施酱釉，也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基本特征之一。
2）刻意追求的沧桑
该盏托釉面有细小、均匀的铁锈斑点，不影响釉面的光滑和平整。可以断定，它是在喷釉时一次形成的，并不是二次点彩。形成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釉料提纯不精，二是有意追求这种效果。本人认为是第二种可能。可能是为了仿制越窑青瓷中釉面夹带铁锈斑点的效果。是一种复古的创意，更加彰显了古旧的沧桑感。也不排除是宋徽宗追求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效果，在瓷器上的表现。
3）制作精细、繁华
该盏托看似简单，实者设计复杂，制作精细。边沿到托碗口沿之间，共有四道酱釉点彩画出的圆圈，中间的两道圆圈是剔刻后施釉的，使这两道圈之间的釉面部分，形成相对的凸面。凸面中的线条用铁锈花的工艺，进行修饰，也都是剔刻后施釉的，每一个线条都可以摸出凹凸感。四道圆圈的施釉明显厚重，流釉部分都形成了兔毫纹。
整体设计独到，制作精细。
4）独特的艺术设计和品位
该盏托与北宋时期的其他盏托相比，有四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直径大，第二是没有底足，第三是托碗浅小，第四是中间有一圈图案。这些特点有什么艺术设计构思呢？
本人认为，施酱色釉的每一个线条，都是剔刻加铁锈花表示的兰花叶子。因此，整个中间线条部分，表示的是一个由兰花草组成的圆形花坛。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设计，它是一个艺术品的一部分，是一个衬托。这个艺术品的另一部分，就是放在盏托上的器物。
我们在该盏托上放了一个宋汝窑的粉青釉盖碗，盖上剔刻了一只在石边花丛中奔跑的小鹿。真是绝配。组成一套出神入化的艺术品。
对比之下，在该盏托上放一只青花茶杯的效果，或者，在该盏托上放一只白底彩绘茶杯的效果，就差了很多。
这就是时代特征。这就是大艺术家的艺术设计和艺术品位。这就是宋徽宗在日常生活中的艺术享受。所以我们推断，北宋官窑和汝窑，是宋徽宗手上的两朵瓷器花。
5）是图画技艺的延伸，也是宋徽宗画作中的焦点
该盏托中间线条纹饰，我们之所以认为是兰花，缘于宋徽宗的《池塘秋晚图》。我们认为，如果把该盏托中间每一根线条的每一端，拿出来与《池塘秋晚图》中兰花的叶子相比，都能找到相同或类似的形状。
我们知道，每一个大艺术家画的兰花，都有它的特点。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普通的制作瓷器工匠，他剔刻并施釉的兰花叶的形状，能够达到宋徽宗绘画表现出的高水平。
所以，本人认为，该盏托看似简单，其实它体现出来的整体艺术构思，以及细节方面的艺术设计，都是顶级艺术家的水准。因此，认定它出自北宋官窑，是站得住脚的。
3、紫红釉刻花折沿盘
该盘所施的红釉，是典型的北宋定窑釉色。那为什么被归为北宋官窑的瓷器呢？
本人认为，如果一件北宋时期的瓷器，釉面是定窑的彩色釉面，胎土是官窑灰胎，呈现一幅艺术感很强的画面，采用了精致的剔瓷、刻花、点彩工艺制作，那一定是北宋官窑的瓷器。并且说明，北宋官窑一定召集有其他大窑口的工匠在“京师自置窑”制瓷。这些工匠在某种情况下，还可以使用原窑口的釉料。
现在，我们通过对这个刻花折沿盘的分析，来论证上述推断：
1）该刻花折沿盘特征
该盘是浅底、折沿圆盘，直径22公分，平底无圈足，折沿宽度2公分，盘面18公分。
折沿的釉面，呈现的是酱红色，中间夹杂黑点，这是北宋定窑黑、酱、褐、红、黄五色属于同一种釉水窑变的特点。折沿部分釉面细腻，晶莹剔透，光亮闪烁，精致程度远高于定窑其他酱釉瓷器。
盘面以蓝紫色和酱色两种主色调为主，蓝紫色在上部，代表天空；酱色在下方，表示土地，酱色区域内釉面被剔去，并刻有三十几束兰花。
2）非凡的艺术设计
这是一个用釉色比拟、剔釉、刻花、点彩等方法，制作的一个瓷盘画。
作者把折沿部分当作画框，漂亮的酱红色釉和明亮的瓷光，包裹着整个画面。
画面只包含了三种元素：天、地、物。意义简单、明了、抽象。其中画面最突出的是天，蓝紫色的天空。因为是画面的焦点，所以釉面处理为玉一般的内敛的光泽，而不是像折沿部分的闪亮的瓷光。
画面中被我们理解为土地的区域，釉面被剔除，既彰显了土地本色，又衬托了天的光亮。具有很好很美的艺术创作效果。
画中的物是兰花。有三十几束。叶的部分采用刻花工艺制作，花的部分是刻花加点彩。大多数花都深入到蓝紫色的天空中，形成了仰视的角度和效果；花叶带有酱红釉，又与土地的部分构成立体感。
这是一个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它没有任何日常生活实用的功能。在北宋时期，像这种单独的陈设艺术画的瓷盘，在一般窑口是没有制作的。因此，它出自官窑，是最切近实际的推断了。
3）制作工艺精良
该刻花折沿盘，烧出了五种釉色，囊括了定窑黑、红、黄、紫、绿等几种彩色釉。其中，黑、红、黄三色系同一种釉水，随窑温升高而产生窑变。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紫釉会引起很大的争议。至少会在两个层面上。一是，这个蓝紫釉是定窑的，还是用的汝窑的，或者是钧窑的。二是，如果是定窑的，又和主流的观点，即红、酱、紫系同一种釉色，相违背。
估计在工艺上，紫色釉面采用了汝窑添加玛瑙的方法，窑温控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们看到，蓝紫釉这半边的折沿，酱红釉中含有更多的黑点，说明这一侧的温度偏低；而另一侧折沿，酱红釉中几乎没有黑点，说明这一部分对应着较高的炉温。盘子这一部分的背面，有两个支撑点，可能就是为了把盘子架成某种状态，以使蓝紫釉的一侧，温度相对低一点。
在蓝紫釉和剔釉交界的区域，是一条绿釉带，可以看出，是蓝紫釉和酱红釉混合形成的，因为有酱红釉的黑点出现。让一条绿釉带出现在盘面中间，说明制作的工匠对此工艺非常自信、熟悉。这一点也可以作为论证这个盘子的蓝紫釉，是定窑紫定的一个佐证。因此，该刻花折沿盘表现出釉色特征是，北宋定窑黑定、红定、酱定三色是同一釉水，紫定是另外一种釉水，绿定是这两种釉水混合产生的。
这个盘子的制作工匠，在一个直径22公分的盘子上，把定窑的黑、红、黄、紫、绿五种颜色，精致的烧造成一幅美丽的瓷画，说明其工艺水平的高超。
另外,每一朵刻花的点彩，都做得非常准确到位，说明工匠在制作时，认真细致，一丝不苟。
4）瓷盘上剔刻的兰花，透露着宋徽宗画的兰花的影子
瓷盘中剔刻的三十几束兰花，从线条剔刻痕迹上看，以右边起数，每十二束为一组，共三组。每一组的线条，起刻顺序和方向，几乎都是一样的。由此可以推断，工匠是拿着一个十二束兰花的底稿，在盘面上从右到左，基本等份的剔刻了三次，从而形成完整的画面。
每一组的十二束兰花，除了右边的三束独立在外，其余九束与宋徽宗的《池塘秋晚图》中的十束兰花，极为神似。花束挺立，向右倾斜，有一种在风中的坚强和动感。
这种艺术修养和品味，不是民间陶瓷工匠能够自发产生的。
综上所述，这个紫红釉刻花折沿盘，集合了定窑的几种主要彩色釉面，胎土符合官窑的灰胎，画面有很强的艺术创造力，制作工艺精良，与宋徽宗的《池塘秋晚图》中的兰花，张力相同，应当是北宋官窑的瓷器。
四、是否可以还原出北宋官窑生活使用的瓷器的基本制作状态。
为什么要还原出北宋官窑生活用瓷的基本制作状态呢？因为它的窑址还没有发现，因为它存在有可能被否定。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对存世的北宋官窑瓷器进行分析，来推断当时的制作状态，论证它的存在。
上述三个北宋官窑瓷器，青釉弦纹刻花盖罐、青釉剔花盏托、紫红釉刻花折沿盘，由于不属于礼器，不受形制方面的约束，所以，更多、更好地体现了艺术性和创造性。那么，我们能不能就此还原出，北宋官窑生活用瓷的基本制作状态呢？我们认为回答是肯定的。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
召集有其他窑口的精工巧匠，可以使用自己熟悉的釉水、器形。体现了多样性。例如，上述青釉剔花盏托的平底造型，与汝窑的平底盏托，就有相似之处；而上述紫红釉刻花折沿盘的釉色，明显是定窑的彩釉。因此，当一件瓷器，既有官窑的特征，又有其他窑口的某种表现是，认定为官窑瓷器较为合适。
这一点也是解释为什么北宋汝窑和南宋官窑，有相同或类似器形的瓷器存在的理由。
2、使用多种胎土，有可能是单一胎土的储备不够充足。胎体的厚薄、密实程度，没有一致的要求。不是特别在意瓷器底足的修足。这些都说明某种无奈。
3、瓷器中的艺术细节，有蓝本临摹。上述青釉剔花盏托的点彩兰花叶，紫红釉刻花折沿盘的剔刻兰花，本人认为，是工匠照着蓝本剔刻、点彩制作而成的。
4、古朴之处有源头，不任意臆造。用艺术性超越原有的古朴。
5、艺术修饰不可缺少，特别是点彩、铁锈花等技艺的运用，并且精致。制作复杂。
总之，我们推断，北宋官窑受制于窑工的数量、釉料和胎土的来源，其窑口规模应该不大；同时，瓷器的艺术创作过程，剔刻与点彩的大量使用，以及精确的制作工艺，都会造成瓷器成品数量很少。
这些特点，在北宋时期，仅限于北宋官窑；北宋汝窑并不具有。或者，我们简单的说，汝窑瓷器是臣官为皇帝宋徽宗挑选的贡瓷，一眼就能看到它的美丽，并且耐看，天青色、分清色、天蓝色，几乎是不产生视觉疲劳的色彩；但是，汝窑瓷器欠缺艺术家的内涵和思想。而北宋官窑瓷器，是宋徽宗在瓷器上，体现他的艺术创作的载体，虽然釉面釉色没有汝窑瓷器美丽，但人们能够持久的体会其中表达出来的历史的、艺术的、文化的魅力。到了南宋官窑，基于宋徽宗艺术思想影响下的这些创作性的生活瓷器，都不复存在了。而照图制作的礼器和一般生活用的瓷器，则在继续烧制，南宋官窑也就变成一般意义上的官窑了。
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官窑瓷器和汝官窑瓷器，可以区分出北宋官窑瓷器和南宋官窑瓷器。它们都实实在在存在着，都是那个年代的“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