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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雨后青天’未足形容，布庵曰‘予目之为绛青’”。清乾隆皇帝见到柴窑器物之后的御题诗曾形容柴瓷的颜色，除了1781年的柴窑如意枕为“过雨天青色”，还曾在诗作中认为一件柴窑枕是“色如海玳瑁”（作于1766年），还在1787年作诗认为柴窑
高祥云等人认为“色如海玳瑁”就是“如同那即将冲破乌云的霞光，就如同‘雨过天晴云破处’般的霞光透出乌云般”的颜色[16]。
另，郑州固城村的艺人有的还会“柴氏同备拳”，据说这是柴氏家族独传的与“宋赵周柴”结为兄弟故事有关的一种拳术。
同时郑州固城村的艺人对于“北地”的认识大概是“位于北方位的地下窑”，这一认识较为特殊
综合地看，郑州固城村的一些有关柴家窑和赵家窑的传说值得学术界予以高度关注。
（六）关于烧造汝瓷所用的玛瑙原料分布区域问题
中国实用玛瑙的历史悠久，但多是零星的。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的《玛瑙勒赋》，其序中说：“玛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系颈，或以饰勒。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唐代，西域，吐火罗、波斯等玛瑙多产国向唐王朝进献玛瑙。这期间，没有
中国历史上曾有“赤县”设置，以指天子直辖之地。唐李白《赠宣城赵太守悦》诗：“赤县扬雷声，强项闻至尊。”王琦注：“《通典》：‘大唐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之差。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其馀则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差。’”《旧唐书·德宗纪上》：“癸丑，诏以
《元丰九域志》卷一记载，东京有开封府，下辖开封、祥符二赤县，又辖尉氏、陈留、雍丘、中牟、长垣、东明等15畿。蔡州属于京西北路重要之州，辖上蔡、新蔡、新息、汝阳、平舆、遂平、褒信、确山、真阳、西平等十县，汝州，亦属于京西北路重要之州，辖叶、襄城、郏城、鲁山、梁等五县。《元丰九域志》中明确记载有这些地点与东京的距离和方位，并记载有各地的水系、风物，所以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断这些地点的范围。
北宋政和三、四年，属于徽宗时期，依据所述这些文献，并结合其时的府畿、汝州、蔡州范围可以判断，当时玛瑙产地主要在今郑州、开封、周口、濮阳、平顶山、驻马店、南阳一带范围内，到不了所谓的“北地郡”地域。又烧造瓷器一般不太可能远离这些主要原料产地太远，在这些原料分布范围附近应是最为合理的选址地，自然汝瓷所出的“北地”分布范围也不大可能会到达古代的耀州或“北地郡”地域。
明初曹昭《格古要论》有“汝窑，出北地”记载，又有
三
（一）是否是曹昭原作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河南郑州”四字是曹昭《格古要论》中的原作。柴瓷学者母智德先生在《“柴窑出北地”再辨——致藏友“西高弟里”》一文中云：“在《新增格古要论凡例》中，王佐除了对增补的内容、编排体例一一加以说明外，还特别强调：‘增者注曰后增，其新增者注曰新增、或只注增字，旧本则不注。’也就是说，在他所依据的版本里，是别人增补的内容，他就标明‘后增’二字；若是他自己新增的内容，就注明‘新增’或‘增’；如果是曹昭的原版内容，则不加标注。王佐的这几点说明，特别是‘旧本则不注’，应当引起我们研究者的特别重视。”又云：“在《新增格古要论•卷之七•古窑器论》的正文里，列在第一位的是“柴窑”，其所载原文为：“‘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姓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为保持原文风貌，笔者未按常规断句）。这就是《新增格古要论》有关柴窑记载的全部文字，既没有‘后增’、‘新增’、‘增’之类的注文，也没有别的任何说辞，所以可以肯定：第一，《新增格古要论》中有关‘柴窑’的记载，不是王佐新增的；第二，‘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是曹昭《格古要论》的原文，‘河南郑州’四字也绝非王佐或先前的其他增补者所加。”
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从《新增格古要论》和《格古要论》有关文献记载对比看，没有写“后增”、“新增”、“增”之类注文的，实际仍然属于“后增”、“新增”、“增”的现象是存在的。据孟召《曹昭<</FONT>格古要论>与王佐<</FONT>新增格古要论>的比较》一文，在王佐《新增格古要论》一书中，也有“未作标注，但有续增内容，也有的略作校勘和改动，实为‘后增’的文字：《古画论》中士夫画、没骨画、题跋画，《珍宝论》之硝子、珊瑚树、红猪牙、金刚钻、天生圣像，《古砚论》之银星旧坑新坑、类端石、洮溪砚。”所以，单从有否写“后增”、“新增”、“增”之类注文，还不能完全肯定这“河南郑州”就一定是曹昭《格古要论》原文。自然由于我们不能象王佐一样看到最早的曹昭原本，所以也无法否认就一定不是曹昭原本的，只是说，单依据这一理由尚无法得出肯定结论。即使我们依据曹昭《格古要论》“论窑器”原文与王佐《新增格古要论》“论窑器”的记载比较，亦无法得出定论。
（二）若是新增的，那是谁先增的问题
“河南郑州”有可能是曹昭的原文，但是也可能是其他人新增的。不少人都认为是王佐新增的，我们认为这是有失偏颇的。
从文献看，曾为曹昭著《格古要论》校对的学者不少。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明）周履靖辑刊《夷门广牍》本，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刊，卷首题有“云间宝古生曹昭明仲著、嘉禾梅癫道人周履靖校、金陵荆山书林梓行”。由此可知嘉禾梅癫道人周履靖曾校对过此书。曹昭《格古要论》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是袭孔子嫡派后裔衍圣公封号的孔子第七十一代孙清代藏书家孔昭焕家藏本编修的。显然，这一版对孔昭焕家藏本亦曾有过编校。中国书店于1987年影印出版《新增格古要论》明刻本，书前有遂州郑朴题序。有学者据《四库存目》、遂州郑朴曾编《扬子云集》原序等，判断此本当是明万历年间的刻本，晚于王佐。《新增格古要论》（中国书店于1987年影印出版的刻本）有郑朴所题之序，其中谈到其曾重校《博古图》，又《四库存目》中记载，郑朴曾重刊《别本考古图十卷》。郑朴在其题序中又言“故再校而梓之，其中若王之所增，大有可汰，而且仍其旧，则顾览者各从所好，为所入也”。显然，郑朴曾校勘过。
（三）若是王佐之增，是否可信
王佐为《格古要论》增添诸多文字和实物信息是明确的，不过，依据王佐在《新增格古要论凡例》中的话
自然，由于同样的原因，若是他人所增，同样应较为可信。
（四）从相关文献记载看，柴窑瓷是一种青瓷或酱青瓷，估计是最有可能的。
对于“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越窑（图十六、十七），有学者认为虽然在五代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盛时期，但同时也跌入衰落的门槛。有越国向柴荣进贡瓷的记载，但没有进贡柴窑的记述。那时的龙泉窑还处于起步阶段，应不是柴窑。
虽然这一时期的北方地区的“耀州窑”（图十八、十九）及“湖田窑”青瓷（图二十、二十一）较为有名，不过，诸多学者认为这些都不太可能是柴窑。如所述，明文献中论及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其后尚有不少文献支持此说法。成书于清乾隆年间却颇具考据之风我国第一部古陶瓷专著《陶说》在谈及柴窑时按语说：“后周都汴京，唐属河南道。考《唐书•地理志》，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是其地本宜于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当在其内。”
又，据明正德《汝州志》和清道光《汝州志》记载，有明一朝，郑州地名未变，并且不辖其时的汝州地界，在从其地当时的瓷器特征看，说“柴窑”在汝州市、平顶山市、禹州市一带是不太可能的。
本文的研究希望使大家在论证自己有关柴窑或柴瓷观点的时候，应对最为重要的文献证据——“出北地河南郑州”中“河南郑州”是原文还是增文等有关问题，需更细致的重视版本问题；对文献可信度和文献作者的身份、瓷器方面的学术造诣等问题应客观地予以分类看待。同时希望通过本文中对相关文献及考古发现的论辩，表明倾向于认可，历史上柴窑确实存在过，并且现今郑州就很可能是柴窑一个重要的接近京畿的烧造地。
高祥云等人认为“色如海玳瑁”就是“如同那即将冲破乌云的霞光，就如同‘雨过天晴云破处’般的霞光透出乌云般”的颜色[16]。
另，郑州固城村的艺人有的还会“柴氏同备拳”，据说这是柴氏家族独传的与“宋赵周柴”结为兄弟故事有关的一种拳术。
同时郑州固城村的艺人对于“北地”的认识大概是“位于北方位的地下窑”，这一认识较为特殊
综合地看，郑州固城村的一些有关柴家窑和赵家窑的传说值得学术界予以高度关注。
（六）关于烧造汝瓷所用的玛瑙原料分布区域问题
中国实用玛瑙的历史悠久，但多是零星的。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的《玛瑙勒赋》，其序中说：“玛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系颈，或以饰勒。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唐代，西域，吐火罗、波斯等玛瑙多产国向唐王朝进献玛瑙。这期间，没有
中国历史上曾有“赤县”设置，以指天子直辖之地。唐李白《赠宣城赵太守悦》诗：“赤县扬雷声，强项闻至尊。”王琦注：“《通典》：‘大唐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之差。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其馀则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差。’”《旧唐书·德宗纪上》：“癸丑，诏以
《元丰九域志》卷一记载，东京有开封府，下辖开封、祥符二赤县，又辖尉氏、陈留、雍丘、中牟、长垣、东明等15畿。蔡州属于京西北路重要之州，辖上蔡、新蔡、新息、汝阳、平舆、遂平、褒信、确山、真阳、西平等十县，汝州，亦属于京西北路重要之州，辖叶、襄城、郏城、鲁山、梁等五县。《元丰九域志》中明确记载有这些地点与东京的距离和方位，并记载有各地的水系、风物，所以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断这些地点的范围。
北宋政和三、四年，属于徽宗时期，依据所述这些文献，并结合其时的府畿、汝州、蔡州范围可以判断，当时玛瑙产地主要在今郑州、开封、周口、濮阳、平顶山、驻马店、南阳一带范围内，到不了所谓的“北地郡”地域。又烧造瓷器一般不太可能远离这些主要原料产地太远，在这些原料分布范围附近应是最为合理的选址地，自然汝瓷所出的“北地”分布范围也不大可能会到达古代的耀州或“北地郡”地域。
明初曹昭《格古要论》有“汝窑，出北地”记载，又有
三
（一）是否是曹昭原作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河南郑州”四字是曹昭《格古要论》中的原作。柴瓷学者母智德先生在《“柴窑出北地”再辨——致藏友“西高弟里”》一文中云：“在《新增格古要论凡例》中，王佐除了对增补的内容、编排体例一一加以说明外，还特别强调：‘增者注曰后增，其新增者注曰新增、或只注增字，旧本则不注。’也就是说，在他所依据的版本里，是别人增补的内容，他就标明‘后增’二字；若是他自己新增的内容，就注明‘新增’或‘增’；如果是曹昭的原版内容，则不加标注。王佐的这几点说明，特别是‘旧本则不注’，应当引起我们研究者的特别重视。”又云：“在《新增格古要论•卷之七•古窑器论》的正文里，列在第一位的是“柴窑”，其所载原文为：“‘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姓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为保持原文风貌，笔者未按常规断句）。这就是《新增格古要论》有关柴窑记载的全部文字，既没有‘后增’、‘新增’、‘增’之类的注文，也没有别的任何说辞，所以可以肯定：第一，《新增格古要论》中有关‘柴窑’的记载，不是王佐新增的；第二，‘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是曹昭《格古要论》的原文，‘河南郑州’四字也绝非王佐或先前的其他增补者所加。”
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从《新增格古要论》和《格古要论》有关文献记载对比看，没有写“后增”、“新增”、“增”之类注文的，实际仍然属于“后增”、“新增”、“增”的现象是存在的。据孟召《曹昭<</FONT>格古要论>与王佐<</FONT>新增格古要论>的比较》一文，在王佐《新增格古要论》一书中，也有“未作标注，但有续增内容，也有的略作校勘和改动，实为‘后增’的文字：《古画论》中士夫画、没骨画、题跋画，《珍宝论》之硝子、珊瑚树、红猪牙、金刚钻、天生圣像，《古砚论》之银星旧坑新坑、类端石、洮溪砚。”所以，单从有否写“后增”、“新增”、“增”之类注文，还不能完全肯定这“河南郑州”就一定是曹昭《格古要论》原文。自然由于我们不能象王佐一样看到最早的曹昭原本，所以也无法否认就一定不是曹昭原本的，只是说，单依据这一理由尚无法得出肯定结论。即使我们依据曹昭《格古要论》“论窑器”原文与王佐《新增格古要论》“论窑器”的记载比较，亦无法得出定论。
（二）若是新增的，那是谁先增的问题
“河南郑州”有可能是曹昭的原文，但是也可能是其他人新增的。不少人都认为是王佐新增的，我们认为这是有失偏颇的。
从文献看，曾为曹昭著《格古要论》校对的学者不少。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明）周履靖辑刊《夷门广牍》本，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刊，卷首题有“云间宝古生曹昭明仲著、嘉禾梅癫道人周履靖校、金陵荆山书林梓行”。由此可知嘉禾梅癫道人周履靖曾校对过此书。曹昭《格古要论》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是袭孔子嫡派后裔衍圣公封号的孔子第七十一代孙清代藏书家孔昭焕家藏本编修的。显然，这一版对孔昭焕家藏本亦曾有过编校。中国书店于1987年影印出版《新增格古要论》明刻本，书前有遂州郑朴题序。有学者据《四库存目》、遂州郑朴曾编《扬子云集》原序等，判断此本当是明万历年间的刻本，晚于王佐。《新增格古要论》（中国书店于1987年影印出版的刻本）有郑朴所题之序，其中谈到其曾重校《博古图》，又《四库存目》中记载，郑朴曾重刊《别本考古图十卷》。郑朴在其题序中又言“故再校而梓之，其中若王之所增，大有可汰，而且仍其旧，则顾览者各从所好，为所入也”。显然，郑朴曾校勘过。
（三）若是王佐之增，是否可信
王佐为《格古要论》增添诸多文字和实物信息是明确的，不过，依据王佐在《新增格古要论凡例》中的话
自然，由于同样的原因，若是他人所增，同样应较为可信。
（四）从相关文献记载看，柴窑瓷是一种青瓷或酱青瓷，估计是最有可能的。
对于“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越窑（图十六、十七），有学者认为虽然在五代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盛时期，但同时也跌入衰落的门槛。有越国向柴荣进贡瓷的记载，但没有进贡柴窑的记述。那时的龙泉窑还处于起步阶段，应不是柴窑。
虽然这一时期的北方地区的“耀州窑”（图十八、十九）及“湖田窑”青瓷（图二十、二十一）较为有名，不过，诸多学者认为这些都不太可能是柴窑。如所述，明文献中论及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其后尚有不少文献支持此说法。成书于清乾隆年间却颇具考据之风我国第一部古陶瓷专著《陶说》在谈及柴窑时按语说：“后周都汴京，唐属河南道。考《唐书•地理志》，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是其地本宜于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当在其内。”
又，据明正德《汝州志》和清道光《汝州志》记载，有明一朝，郑州地名未变，并且不辖其时的汝州地界，在从其地当时的瓷器特征看，说“柴窑”在汝州市、平顶山市、禹州市一带是不太可能的。
本文的研究希望使大家在论证自己有关柴窑或柴瓷观点的时候，应对最为重要的文献证据——“出北地河南郑州”中“河南郑州”是原文还是增文等有关问题，需更细致的重视版本问题；对文献可信度和文献作者的身份、瓷器方面的学术造诣等问题应客观地予以分类看待。同时希望通过本文中对相关文献及考古发现的论辩，表明倾向于认可，历史上柴窑确实存在过，并且现今郑州就很可能是柴窑一个重要的接近京畿的烧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