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在场的社会影响
2011-04-05 12:14阅读：
中华心理学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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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我们时刻会感受到来自他人、群体、社会的影响，他人在场是否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如何影响？有时候，他人能让我们更加努力、表现更佳；另一些时候，集体工作会令我们有所松懈，努力程度减少；在群体中，还可能会让个体感到自我身份意识的缺失，导致冲动偏差行为增加。社会心理学家对个体在他人在场情景下的这些可能反应开展了广泛研究。
一、社会促进与社会抑制
（一）社会促进的涵义
社会促进（
social
facilitation）是指个体从事某项活动时，他人在场促进其活动完成，提高其活动效率的现象，也称社会助长。最早以科学方法揭示社会促进现象的是美国心理学家特里普利特（N.Triplett），他发现自行车选手在有伙伴的情况下，比单独一个人时骑车速度提高了30%。为了检验这一结果，他又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室实验。例如，他安排40个儿童在指定时间里尽快地转动钓鱼杆卷线轮绕线，既安排儿童单独绕线，又安排他们两两结伴绕线，结果证实儿童结伴绕线时的速度更快。这种结伴活动提高效率的现象被称为结伴效应。研究者还指出社会促进不仅限于人，他们在老鼠、蟑螂、鹦鹉等动物身上也发现了这种效应。如Chen（1937）发现，当蚂蚁在一起时，每只蚂蚁的平均挖土量是单独挖时的3倍。
日常生活中，我们还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运动员比赛时，如果有很多观众为他们加油鼓劲，他们往往能顺利甚至超水平发挥，所以在比赛中东道主更容易获胜，这就是体育场上的
“主场效应”。
一些老教师上讲台也是如此，听者越多，他讲得越起劲，思路越开阔，而且越发地兴致勃勃，神采飞扬，论述问题甚至比备课时还深刻。这些现象是“观众效应”作用的结果。观众效应是指有人在场观看某人从事某一项活动，会对此人产生一种刺激作用，从而提高其活动效率。
结伴和观众是社会促进作用的两个表现形式，都有可能促进活动的完成，但也不是必
然。有时候，结伴效应和观众效应会以另一种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会发现，有时别人在场不仅不能让人们更好地工作，相反还会把事情办得很糟。譬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怯场
——一个新教师或新演员，在登台之前练习时，口齿清楚，表情自然，可是一到台上，面对众人，就心里发慌，手足无措。有人说，这是由于不习惯造成的。这个解释说明不了为什么那些已经习惯自己职业的老教师或老演员，如果台下有自己的朋友、熟人或领导，神情也不同以往，常会汗流浃背，内心紧张，甚至还会出现不应有的失误。这就是社会抑制（social
inhibition），即个体在从事某一活动时，他人在场干扰活动的完成、抑制活动效率的现象，又称为社会干扰。
实验社会心理学创始人
F.奥尔波特（F.H.Allport）于1916年到1919年在哈佛大学心理实验室做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促进的实验。他让大学生被试单独或者结伴从事下列复杂程度不同的活动：①连锁联想。实验者说出一个刺激词，被试迅速想出一个与之有关的反应词，以这个反应词为新的刺激词，再联想其他的反应词。如此继续联想下去，直到时限终了为止（3分钟）。②删去元音。划掉若干短文中所有的元音字母。③转换透视。被试注视可以转换透视的立方体，实验要求被试迅速进行两种透视的转换，并记录他们1分钟转换的次数。④乘法运算。让被试进行若干两位数乘法的运算。⑤判断。让被试嗅5组10种（两种一组）香的或臭的气味，然后报告自己的快感程度。⑥写批驳文章。实验者从两个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中选几段性质一致的论述，给每个被试一段，要求他们在5分钟时间内写一篇批驳短文，写得越长越好，批得越深刻越好。
奥尔波特为了排除竞争因素的影响，要求被试不得相互比较工作进度。实验结果表明，在前
5种活动中，被试在结伴的条件下都取得了比单独活动更优异的成绩；但在写批驳论文时，单独活动效果更好。可见，他人在场或与别人一起工作，并不总是产生社会促进，随着工作难度的加大，社会促进作用可能会变成社会抑制。
（二）社会促进与社会抑制的理论解释
他人在场为什么会产生两种相互矛盾的作用，心理学家对此做出了各种解释。
1.优势反应强化说
查荣克（
R.Zajonc，1965）以动机和内驱力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了优势反应强化说。他认为当有他人在场时，会造成个体的生理唤醒状态，从而提高其动机水平，使其优势反应能轻易的表现出来，而较弱的反应则会受到抑制。所谓优势反应，是指那些已经学习和掌握得相当熟练、不加思索就可以表现出来的习惯动作。如自行车选手骑自行车，小孩子绕线、跳跃和计数，大学生连锁联想、删去元音等，都属于这种熟练活动，他人在场会提高活动的成绩。反之，批驳某一哲学命题、掌握无意义音节等活动是需要动脑筋或是不熟练的，他人在场使动机增强，反而会起干扰作用，降低活动效率。这一理论可用图11-1来表示：
图
11-1 他人在场对人活动的影响过程
科特雷尔（
N.Cottrell，1967）的一项研究证明了他人在场会促进熟练工作的成绩，而干扰非熟练工作的成绩。他让被试在单独和他人在场两种情景中学习单词配对表。配对表有两类，一类由同义词组成，如荒芜——不结果，学习起来非常容易；另一类由无关单词组成，如荒芜——最重要，非常难以学习。结果显示，学习简单的词表时，他人在场有明显的社会促进作用；而学习困难的词表时，他人在场则带来了社会抑制。
查荣克的观点认为只要有他人在场，就会影响人们的动机和活动的成绩。但接下来的实验结果对此提出了疑问。科特雷尔等人设计了一项实验，要求大学生默记词汇。被试分成
3组，在不同条件下学习这些词。第一种条件时，被试单独完成这项任务；第二种条件时，被试面对两个同学完成这项任务；第三种条件时，被试在两个人在场的情况下完成这项任务，但这两个人的眼睛被蒙了起来，无法判断被试的成绩。结果发现，第一种和第三种条件下被试的成绩相同。而按照查荣克的观点，应该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条件下的成绩相同才对。显然，查荣克的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于是，一些学者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优势反应强化说。
2.评价与竞争观点
查荣克认为仅仅他人在场就会产生唤醒，但实验已显示他人在场并不一定导致动机水平的提高。观众一旦被蒙上了眼睛，就不会对被试的动机水平产生影响。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观众的评价是形成社会促进的重要原因。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受到他人的评价，并且会逐渐变得关注他人的评价，争取赢得他人对自己好的评价。因此，他人在场激发了行为者的被评价意识，从而提高了动机水平。这种对评估的关注，被称为
“评价焦虑”（evaluation
apprehension）。在任务简单时，意识到我们正在被评估会使我们更努力，而在任务复杂时，这种被评估的压力会降低绩效。
他人评价与动机水平之间的关系受下列因素影响：
（
1）活动者觉知评价的程度
一般来说，活动者觉知被评价的程度越高，其动机水平就越高。马斯顿（
R.Martens）和兰德斯（D.M.Landers）用实验巧妙地证明这一点。他们让一定数量的男学生用小棍子把一个小球从某装置的下方拨到上方，它要求一定的技巧，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作。实验安排在3种条件下进行。第一种条件，每个被试可以看到自己的得分、其他被试的得分和操作情况，这是“直接评价”条件。第二种条件，每个被试可以看到所有的得分，但看不到彼此的操作情况，这是“间接评价”条件。第三种条件是“无评价”，被试既看不到操作情况，也看不到别人的得分。实验结果表明，在“直接评价”条件下，被试的作业成绩最差，说明他们的动机水平大大提高，对复杂活动产生了抑制作用。而“间接评价”和“无评价”条件下的操作结果没有什么差别。由此可见，动机水平提高到何种程度，依赖于活动者觉知他的操作正在被别人评价的程度。对于困难较大的工作，是否有被人评价的意识，其工作结果不大相同。
（
2）评价者的身份和态度
一般来说，评价者越具有权威性，活动者的动机水平越高。一个演员，面对评委和面对观众，其动机水平是不一样的。对青年人来说，同龄异性评价者在场对其活动有较大的影响，动机水平明显提高。这其中有性的吸引力在起作用。从态度上看，评价者越是正襟危坐、严肃认真，对活动者的影响就越大；如果评价者漫不经心，则影响较小。
（
3）活动者的年龄和个性特征
年龄、气质、性格不同的人，受他人在场的影响也有差异。从年龄上说，儿童更在乎他人的评价，十分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有他人在场时，其动机水平比成人提高的更为明显。从性格上说，易受暗示、谨小慎微、独立性差、缺乏自信的人对他人在场更为敏感些。从气质上看，胆汁质和抑郁质的人比多血质的和粘液质的人更在乎别人的看法。另外，不同情绪状态下，他人在场对活动者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此外，他人在场不仅会唤起人们的被评价意识，还会唤起人们的竞争意识。弗里德曼（
J.L.Freedman，1981）解释说，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学会了将社会情景作为竞争情景来看待。在有他人在场的社会情景中，人们会有意无意地感到由社会比较引发的竞争压力，从而使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增加，产生促进作用。
3.分散冲突理论
由于社会促进不仅在人类存在，在许多动物身上也有类似现象发生，而我们认为动物是用不着
“担心”评价的。为了解释这一点，桑德斯（Sanders，1983）和巴伦（Baron，1986）提出了分散冲突理论（distraction-conflict
theory）。该理论认为，他人存在是一种干扰，当一个人正从事一项工作时，他人在场会造成他注意的分散和转移，产生两种基本趋势之间的冲突：注意观众和注意任务，这种冲突能增强唤醒水平，对其工作效率造成影响。唤醒是增加还是降低绩效取决于该任务所要求的反应是否为优势反应。如果从事不熟悉或难度大的任务，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完成，此时，分散注意就会干扰工作进度；如果从事熟练或简单的任务，人们已达到“自动化”程度，不需要全部的注意，为了补偿干扰，人们会更加专心、更加努力，实际效果会更好。
4.生理心理反应模式
最近的一项研究为社会促进提供了生理心理学的解释。这种理论认为，他人在场，可能存在两种冲突的生理物理反应模式：激励或威胁。当个体具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任务时，就会激发激励模式，在生理上，这种模式类似于做有氧运动时肌体产生的反应；相反，当个体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任务时就会激发威胁模式，肌体上会发生类似于应对危险时的反应。不同的生理物理反应模式最终会影响个体的成绩（
J.Blascovich
et al.，1999） 。这个理论得到了生理心理学家的支持。
总之，可以用各种理论来解释社会促进现象，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不同的理论解释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可能同时存在于社会促进的过程中（
R.G.Geen，1999）。
二、社会惰化
（一）社会惰化的涵义
在讨论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时，个人的努力（跑得多快，测验成绩）都将得到评价。这种被评价的可能性是解释社会促进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群体中的成员不能被单独评估，个体感受不到这种压力，情况又会如何？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这种情形下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
——社会惰化。
社会惰化（
social
loafing）又称为社会懈怠或社会逍遥，是指群体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时，个人所付出的努力比单独完成时偏少的现象。林格曼（Ringelman）最早发现了社会惰化现象，他发现人们一起拉绳子时的平均力比单独拉时的平均拉力要小。随着人数增加，每个人付出的个人努力程度会逐步下降。在研究中他让被试用力拉绳子并测拉力，实验包括3种情境：单独、3人组和8人组。结果表明，独自拉时，人均拉力为63千克；3人一起拉时，人均拉力53千克；8人一起拉时，人均拉力只有31千克。
拉塔内（
B.Latane，1979）等人同样用实验证明了社会惰化现象的存在。在一项研究中，他让大学生以欢呼或鼓掌的方式尽可能地制造噪音，每个人分别在独自、2人、4人和6人一组的情况下做。结果表明，每个人所制造的噪音随团体人数的增加而下降（见图11-2）。其他研究显示，在智力任务中也会出现社会惰化。
有关的元分析为社会惰化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杰克森和威廉姆斯（
J.M.Jackson &
K.D.Williams，1988）总结了49个有关社会惰化的研究（包含4000多个被试），结果表明，共同完成任务时的群体规模越大，个人的努力程度越低。当群体规模达到8人时，个人的努力程度仅为单独工作时的80%。在一定范围内，群体规模增大，个人努力还在继续下降。
图
11-2 个体制造噪音与群体大小的关系
来源：
Latane， Williams & Harkins.Many hands make light the
work：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loaf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9， p.825.
（二）社会惰化的理论解释
为什么会出现社会惰化呢？一种解释是由克尔、布鲁恩（
Kerr、Bruun，1981）和哈克斯（Harkins，1989）等人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在群体中，由于个体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会被单独评价，个人的努力会淹没在人群中（lost
in the
crowd），评价焦虑减弱使其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意识下降，行为动力相应减少，从而导致努力程度下降。威廉姆斯（M.Williams）、哈克斯（S.W.Harkins）和拉塔内（B.Latane）在1981年的研究中设置了三种不同的实验情境，让被试单独大喊或在群体中大喊。一种实验情境是，让被试相信他们的表现总是可以被辨别出来；在第二种情境下，则让他们相信只有当他们单独一人时才能被辨别出来；第三种情境则让他们的成绩永远不会被鉴别出来。结果显示，当被试觉得他们的努力在群体中不能被辨别出来时，成绩最差。由此证明当个体认为只有群体的成绩可以被识别而个体的贡献不被识别时，社会惰化就会发生。
卡饶和威廉姆斯（
S.J.Karau &
M.Williams，1993，1995）对78个研究进行了元分析，提出了群体努力模型（collective effort
model，CEM）。他们认为群体任务中个体的努力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①个体认为他个人努力对成功完成群体任务的重要性或必要性大小；②个体认为群体成功的价值大小。当个体结合成群体工作时，个体不再是决定群体成绩的唯一因素，其它成员的努力水平也会影响最终绩效，而个体努力工作的成果也可能被均分，个体的贡献最终也被抹杀。在付出和所得由于其它成员加入变得不确定时，社会惰化便会发生。并且群体规模越大，社会惰化程度越高。
对群体绩效的不同报酬也会对社会惰化产生影响。对群体高绩效提供报酬会降低社会惰化。在一项研究中，一些学生被告知如果他们所在的群体针对某一问题能够想出的解决方案越多，就可以越早离开。而要求另一些学生完成同样的任务，但没有可以提早离开的奖励（
Shepperd
&
Wright，1989）。在这一情形下，对高努力回报的期望抵消了社会惰化效应。当任务有意义、复杂或有趣时，社会惰化也不容易发生。当任务困难或有挑战性时，个体一般也不会松懈下来（Jackson
& Williams，1985）。
（三）社会惰化的跨文化一致性
在西方国家的研究表明社会惰化的普遍性，但它并不是个体主义文化的产物，在强调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和地区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有些研究用制造声音的任务（鼓掌），发现在印度、泰国、日本和中国都存在社会惰化。这些研究显示社会惰化可能是跨文化普遍存在的。
同时，也有研究表明，社会惰化存在文化差异。如前所述，社会惰化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个体认为自己的贡献将被群体掩盖，那么在强调个人的西方社会，社会惰化作用更可能发生。上述卡饶和威廉姆斯的研究显示，美国人社会惰化现象比亚洲文化中表现得更明显。一项在美国和中国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Gabrenya，Wang，&
Lantane，1985）。该研究中，研究者设计了一个声音定位测验，告诉被试这是一个测量他们听力的测验。研究者预测，来自个体主义文化的美国被试在完成团体任务时，会表现出典型的社会惰化模式。而中国被试则会表现出相反的模式。因为中国文化更偏向于群体导向，要求个体为群体的目标而工作，把群体利益放在个体利益之前。因此可以预测中国学生在群体时比单独完成时做得更好。与预期一致，美国和中国初三的学生有很大的差异。在群体条件下，美国被试只能达到他们单独做时的88%，相反，中国被试则达到了单独做的108%。这项研究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即社会惰化的文化差异只在男孩当中存在，女孩在单独时和在群体中则没有什么差异。有关文化对社会惰化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四）社会惰化的预防
虽然社会惰化普遍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发生。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来减少社会惰化现象：
①单独评价。即不仅公布整个群体的工作成绩，而且公布每个成员的工作成绩，让成员感到自己的努力和成绩是可被单独评价的。如威廉姆斯等（1981）的研究所示，如果让被试相信自己的行为效率和努力程度可以被鉴别出来，即使与群体一起完成一项工作，也不会产生社会惰化现象。②提高认识。帮助群体成员认识他人的工作成绩，使他们了解不仅自己是努力工作的，他人也和自己一样努力。③控制群体规模。群体规模越大，社会作用力越分散，社会惰化就越严重，因此，在群体共同完成一项任务时，要注意控制群体规模不要太大。除了上述方法外，以群体整体成功为目标的奖励导向，增加工作本身的挑战性，增加群体的凝聚力等都能有效地减少社会惰化，提高群体工作效率。
总之，我们看到他人在场有时会导致社会促进，有时会导致社会懈怠。有时会刺激我们更加努力工作，有时会使我们努力程度降低。出现哪种效应取决于群体情境是增加了我们对社会评估的关注（因为他人在评估我们的表现），还是降低了这一关注（因为个人的努力在群体中被隐藏）。出现哪种效应还取决于任务的复杂程度以及我们对结果的关注程度。
三、社会影响理论
他人存在对个体绩效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拉塔内（
1981）提出了社会影响理论（social impact
theory）来关注这些影响的大小。该理论认为他人对个体总的影响取决于他人（影响源）的3个属性：数量（number）、强度（strength）和直接性（immediacy）。
当周围人数量增加时，来自他人的社会影响也增大。一个新演员在
50个观众面前比在5个观众面前感受到的舞台恐惧会更强烈。他人的强度也就是他人的重要性和权利，它与他人的年龄、地位、权力、是否为专家及其与个体的关系有关。例如，在许多情况下，一名警官要比一名小商贩的影响大。他人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越强。他人的接近性是指他人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个体的接近程度，对上面提到的那个新演员来说，观众直接观看对其影响要大于通过录像观看造成的。拉塔内认为，社会影响可以比喻成光照在表面上：光的总能量依赖于灯泡的数量、灯泡的瓦数和他们与表面的接近程度。
社会影响理论能够帮我们解释为什么他人的存在有时会导致社会促进而有时又会导致社会惰化。在促进的情况中，人们往往是他人影响的唯一目标，他人对个体的社会影响也会增加。相反，当很多人一起工作，而只有一名旁观者时，社会惰化往往就会发生。每个个体只是来自群体外的旁观者的目标之一，因此，旁观者的社会影响就分散到每个人身上，随群体规模增加，每个个体感受到的压力则随之降低。
四、去个性化
群体对个人行为影响的另一个例证是去个性化（
deindividualization），它指个体在一个群体中与大家一道从事某种活动时，对群体的认同淹没了个人的身份，使个体失去通常的个性感。去个性化的效果常常使人们摆脱正常的社会规范的约束而表现出极端的行为。
对此现象的研究最早源于法国社会学家勒庞（
Le
Bon）（1986），他发现激动的群体倾向于有相同的感受和行为，因为个体的情绪可以传染给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个成员做了一件大部分人反对的事情，其他人也会倾向于仿效它。勒庞把这种现象称为“社会感染”（social
contagion）。社会心理学家费丝汀格（L.Festinger）、津巴多（Zimbardo）（1970）用更现代的词命名这种现象为去个性化。
费斯汀格等人于
1952年对此进行研究。他们以23组男大学生为被试，让他们以组为单位进行讨论，讨论内容是让每个人说说是憎恨自己的父亲，还是憎恨自己的母亲。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平常大家很少谈它。一部分小组的讨论在明亮的教室里进行，每个成员都具有高辨认性；另一部分小组的讨论在昏暗的教室里进行，每个成员还穿上布袋装，只露出鼻孔和眼睛，具有低辨认性。研究人员预期具有低辨认性的被试，即去个性化的被试将会更猛烈地抨击自己的父母。实验结果证实了这种预测。研究人员还发现，去个性化的群体对成员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津巴多试图研究去个性化在诸如敌视、盗窃等极端行为中的作用。他以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把她们分为
4人一组，告诉她们将进行一项关于人类移情的实验，要求她们对隔壁房间的女生实施电击。她们可以从单向镜里看到女生被电击的情形。一些小组的被试被安排在昏暗的房间里，身着布袋装，不佩带名签，具有低辨认性。结果证实，和没有去个性化的被试相比，那些去个性化的被试电击受害者的时间延长了一倍。当然，受害者并未真的被电击，她的哭喊挣扎是假装的，装得非常逼真。津巴多还把受害者的形象作为自变量加以改变，一个受害者看起来是个举止文雅、乐于助人的妇女，另一个受害者看起来是个十分爱挑剔、以自我为中心的妇女。实验表明，在没有去个性化的情况下，被试对那个文雅的妇女电击时间短，对那个尖刻的妇女电击的时间长；而在去个性化的条件下，对这两个妇女都进行了更长时间的电击。正如如津巴尔所说：在这种条件下，那些平时温顺可爱的女学生尽情地电击别人，几乎每个机会都不放过。
学者认为，去个性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
1）匿名性（anonymity）是引起去个性化现象的关键，群体成员身份越隐匿，他们就越会觉得不需要对自我认同与行为负责。津巴多实验中，那些女大学生身着布袋装，不带名签，在昏暗中电击受害者，她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匿名者。
Diener等人（1976）对儿童偷窃行为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研究开始的时候，他们问了有些孩子的名字并记下，对另一些儿童则无这样的处理。研究的情景是当大人不在场时，孩子有机会偷拿额外的糖果，结果（图11-3）支持了匿名的效果：那些被问及姓名的小朋友不太会去多拿，即使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抓住，他们也不会去做。
图
11-3 匿名性与违规行为的比例
（
2）责任分散（diffused
responsibility）。津巴多认为一个人单独活动，往往会考虑这种活动是否合乎道义，是否会遭到谴责，而个人和群体其他成员共同活动，责任会分散在每个人的头上，个体不必承担这一活动所招致的谴责，因此会更加为所欲为。
（
3）自我意识下降也是去个性化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迪恩纳（Diener，1980）认为引发去个性化行为的最主要的认知因素是缺乏自我意识，人们的行为通常受道德意识、价值系统以及所习得的社会规范的控制。但在某些情境中，个体的自我意识会失去这些控制功能。比如在群体中，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使得人们觉得没有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不顾及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做出不道德与反社会的行为。人们大多数的去个性化都是因为自我意识的能动作用丧失而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