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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RusselWallace)进化思想

2016-06-18 17:02阅读:
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RusselWallace)进化思想

学习感悟: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到了华莱士,但我对华莱士的了解甚少,今天看到了有关华莱士的文章,增加了了解。
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各自独立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机制的进化理论,他们是杰出的先锋思想家,他们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19世纪典型的博物学家,他们在偏远地区进行的广泛研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华莱士和达尔文各自都受到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论》的影响,他们都认识到动物和植物处于“生存竞争”中,并将这一点视为形成他们的进化理论的关键。
一、华莱士的发现
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Bali)如今已是世界各地游人休闲度假的地方,然而,很少人知道,巴厘岛东部仅三十公里的龙目岛(Pulau Lombok),环境看起来与之相似,但生物
区别很大。
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发现,巴厘岛与西边的爪哇岛鸟类几乎相同,而与东边的龙目岛却仅有50%的种类相同,一道“隐形”的线似乎将这两个岛屿划分开。经过数年的研究,华莱士寻找出这道分割巴厘岛、龙目岛、加里曼丹岛(婆罗洲,Kalimantan Island or Borneo)与苏拉威西岛(Sulawesi)的隐形线。为了纪念华莱士的成就,人们把这条线称之为华莱士线,他也被称之为生物地理学之父。
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RusselWallace)进化思想

二、华莱士与达尔文被同一思想击中
1823年,华莱士出生于在英国威尔士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36年,因家庭变故辍学,这一年他才14岁。然而,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生物学。1848年,他与朋友、昆虫学家亨利·贝茨(Henry Bates)前往亚马逊丛林进行野外考察,并以搜集、贩卖标本赚取生活费用。
然而,命运并不眷顾这位贫穷的博物学家。四年后,他乘坐的海伦号帆船在返回英国的路上,失火了,华莱士多年搜集的标本沉入大海,他本人也几乎丧命。回到英国后,华莱士认识了许多博物学家,包括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两年后,他再度出发,前往马来群岛进行博物考察,这次考察的足迹遍布了新加坡、婆罗洲、巴厘岛、龙目岛、苏拉威西岛等地。
在考察中,华莱士观察和搜集了数万种昆虫、鸟类、哺乳类、爬行类动物,相当一部分的动物未见文献记载。在1858年一次患病中,他在思考物种关系时,联想起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论》中,疾病、灾荒和战争对人口控制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物种起源学说。于是,他将这些想法写成一篇论文寄给了达尔文。
1858年6月18日,正在撰写《物种起源》的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的来信,非常惊讶。两位伟大的科学家就在此相遇,一位乘坐小猎犬号环游世界,另一位在热带雨林里与花草鸟虫打交道,最终在同一个时代得出同样的结论。达尔文在回信中写道,“多么神奇,我们碰巧想法一样”(It is curious how we hit on the same ideas)。
在科学界,第一个发现者拥有一切,而第二个则可能什么都没有,发明或发现的撞车往往会引起纠纷,然而达尔文并没有扣押这篇论文。达尔文按华莱士的要求将论文转给了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爵士(Sir Charles Lyell),在莱尔的安排下,1858年7月1日,这两篇论文在林奈学会上一起被宣读。几年后,华莱士回到了英国再次拜访了达尔文,两人成为了终身的挚友。
此后若干年里,他们通讯不断,当华莱士在生活上遭遇困难时,达尔文出手相助。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故事,成为一段佳话,正如达尔文在1870年与华莱士的通讯中写道:“我的一生很少有这么满意的事,那就是我们两人同为对手,却从未同行相轻”。
三、华莱士与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间的差异
1.在性别选择的雌性选择的重要性方面
华莱士和达尔文的理论首次出版四十年之后,华莱士提出,“由于雄性的斗争而产生的性别选择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与达尔文不同,我认为不存在任何雌性的选择,科学观点的潮流是向着我的观点方向移动的”。当时,华莱士是正确的;科学观点确实是朝着华莱士的观点方向移动的。通过雌性选择实现的性别选择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成为进化论生物学界高度关注的主题。
2.在人工选择和驯化生物与野外进化之间的关联性上
《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在对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进化的“长篇论述”的开始部分论述了生物饲养的类推结论,尤其是鸽子的饲养。相反,华莱士对从饲养动物和植物中所推出的结论在自然界生物中的适用性表示怀疑。
3.杂交不育性是否可以通过自然选择的直接作用而进化
也就是说,杂交不育性本质上是否具有适应性?达尔文和华莱士一致认为,在分化的初始阶段,端始种之间进化的任何杂交不育性都不是杂交的部分不育性直接选择的结果,而是其他特征分化偶然产生的副产品。达尔文认为,所有杂交不育性和不可杂交性都是副产品;相反,华莱士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选择能够直接提高已经具有部分不育性的杂交的不育性。并且,华莱士觉得他将自然选择拓展到一个达尔文未曾涉及的领域。在华莱士的晚年,达尔文去世很长时间以后,华莱士在论述他对自然选择进化论的贡献的同时,将“维持自然选择提高杂交体不育性的能力”列为他对达尔文主义的拓展。
4.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的争论
华莱士的人类学思想主张自然选择不适用于人。对于这一问题,不同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史密斯和费奇曼相信,华莱士总是将自然选择视为一种服从于更深奥力量的规律。但是,长期存在的一种观点是,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间,华莱士在人类智力和道德特征的进化问题上经历了急剧的观点转变,这一转变与他对唯灵论的接受以及对他的作品构成国内政治利用的动机有关。对于这一观点的代表有科特勒(Kottler)和斯洛顿(Slotten)。
四、华莱士与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间的差异原因
研究者们很早就关注到,华莱士与达尔文各自的“自然选择”理论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
华莱士的自然选择理论来源主要来自于野外考察,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则主要是基于对家养动物的观察。
人口学家尼科尔森(Nicholson)在1960年就指出,华莱士倾向于认为环境确立了绝对的适应值衡量标准,一个物种中的所有成员都要接受检验。凡是不能通过这种标准检验的就要被淘汰,只有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可以发生进化。鲍勒(Bowler)同意尼科尔森的观点,在1976年的文章中他也认为华莱士的论文忽视个体间的竞争,而强调环境对物种的选择压力。杜兰特(Durant)在1979年也指出,华莱士的选择单位相对于个体而言更多地发生在群体之间。科特勒(Kottler)1985年和麦克尼尔(MacNair)1987年也批判华莱士用类似于群选择理论来解释通过自然选择而实现的进一步杂交不育性的进化。
到了近期,研究者们又给出了不同的看法,莱斯(Reiss)在2000年强调华莱士对自然选择的坚持和宏观考虑有着比达尔文更为彻底的优越性。约翰森在2008年的华莱士前沿研究论文集中认为,有些学者批判华莱士利用天真的群体选择论述来解释通过自然选择而实现的进一步杂交不育性的进化是武断的。
虽然,华莱士经常诉诸物种的利益,但是还并不清楚,他是将杂交不育性视为物种水平还是个体水平的适应。他引用克罗宁1991年的观点,华莱士和达尔文的作品中都充满“对物种有利”的说法,或许和当代生物学家谈到有机体的意愿而不提及它们有意识一样,只是一种捷径。然而,无论华莱士自然选择理论的选择单位是什么,很多学者观察到了华莱士与达尔文对各自“自然选择”理论的微妙差别。
那么导致华莱士与达尔文理论差别的原因何在?生物学史学家发甘(Fagan)最近采取的方法是,对华莱士和达尔文存在不同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关系的,以及不同的博物学动机和理论兴趣的审视,能更好地理解两人在博物学实践中产生不同的习惯与方法。而这些不同的习惯与方法,又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华莱士在标本采集中对种与属层面的关注,以及达尔文相关工作中对个体细节的关注。当理解了华莱士和达尔文在博物学实践中对生物标本的不同的关注层面后,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两人在“自然选择”理论中所表现出的微妙差异。

参考:http://www.cssn.cn/zhx/zx_kxjszx/201310/t20131026_6215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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