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曾经知己-------苏轼与章惇的交集
2016-12-07 09:36阅读：
曹宝麟教授在其杰出的书法史研究与碑帖考证论集《抱瓮集•章惇论》中提到章惇和苏轼的关系时认为：“章惇与苏轼确属不同党派，但两人私交自始至终都是融合的。”我认为这是曹师的仁者见仁，大善人心中有佛。苏轼和章惇的关系，我认为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曾经知己，不够朋友。
【曾经知己】
苏轼与章惇分别为北宋后期两大对立政治集团的代表性人物，苏轼与司马光被视为反对变法的保守派领袖。章惇则追随王安石积极支持变法，后来成为领导了对新法的复兴运动，被视为王安石政治上的继承人。
章惇与苏轼、苏辙、曾巩、曾布同为嘉祐二年（1057）进士，有同年之谊。苏轼签判凤翔时，章惇任商州令，两人结交。宋人笔记中的两则轶事，最能表现章惇和苏轼的性情：
苏、章游升天潭，“下临悬崖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用索系数，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冒死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高斋漫录》）。
另外一次，二人小饮山寺，闻报有虎，借酒劲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外，马惊不敢前。苏轼转回，子厚取铜锣在石头上碰响，虎即惊窜。（《耆旧续闻》）。
苏轼与章惇除了有同年、同僚之谊外，还存在多层潜在的交往关系。苏轼与章惇及其侄章衡及其姐夫黄好谦同年及第，相交甚笃。好谦之子、章惇外甥黄寔以文才见知于苏轼，号为门人，因为与苏轼交善，黄寔又与苏辙结为儿女亲家。章惇之子章援举进士时苏轼为考官，置之高第，与苏轼有师生之份。这些关系也或多或少的影响着苏、章关系。
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为宰相，进行了激进的改革。章惇、曾布、沈括等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校理、中书检正，
成为改革派的重要成员，协助推行新法。而作为反对派代表的苏轼则于1071年下放到了杭州担任通判一职。
章惇虽入变法阵营，但在整个熙宁期间，主要是外任，实质上没有直接参与新法的制定与实施。故此期间苏轼虽然强烈反对新法，并与参与主持变法的同年吕惠卿、张璪交恶，却与章惇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熙宁末，时任三司使的章惇受中丞邓绾排斥而出知湖州，其时苏轼知徐州，章惇赴任经过，二人相聚
叙旧。苏轼作诗赠别，意在慰藉。其《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曰：
“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
章惇于仕途猛进之时，忽遭挫折，故苏轼在诗中特加安慰，劝其超脱于现实生活中的利害纷争。诗的后两句叙二人早年的交情，据此可知此时他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有意思的是，这首诗本是二人友好交往的见证，而宋人王明清则认为此诗乃苏、章交恶之缘起，其《挥麈后录》称:“章俞(惇父)者，郇公之族子，早岁不自拘检。妻之母杨氏，年少而寡，俞与之通，已而有娠生子。初产之时，杨氏欲不举，杨氏母勉令留之，以一合贮水，缄置其内，遣人持以还俞。俞得之云:‘此儿五行甚佳，将大吾门。’……既长登第。始与东坡先生缔交。后送其出守湖州诗，首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以为讥己，由是怨之。……绍圣相天下，坡渡海，盖修报也。”王氏所述意在丑化章惇身世，乃无稽之谈，而其以此诗乃二人交恶之源，尤不契实况。从此后两人的交往活动可以看出，苏轼与章惇的友好关系至少延续到元佑年间，而二人之所以反目，亦不在只言片语之争，而是介于政治立场之梗。
元丰二年（1079），苏轼身陷“乌台诗案”，宰相王珪等欲置之死，章惇时以翰林学士立朝，力救而免。叶梦得《石林诗话》载:“元丰间，苏子瞻系大理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章子厚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尝以语余，且以丑言诋时相，曰：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此中“时相”，即宰相王珪。据苏轼好友王巩《闻见近录》载：“王和甫(安石弟安礼)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珪)辄曰：轼诗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飞龙在天，乃不敬，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非独人君，人臣皆可言龙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闻舒亶言尔。’子厚曰：“舒亶之唾亦可食乎？”
以上两则史料所载虽有所出入，然对章惇在苏轼危难之出手相援之事迹略无疑异。
“乌台诗案”发生，围绕着对苏轼的救援，很有一些感人的事。曹太后屡次在神宗眼前感慨苏轼兄弟人才难得，竟至泣下；张方平、范镇不顾风险，前后上疏，后来均遭处分；苏轼的弟弟子由愿以官职为兄长赎罪，被降职外迁。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结果，苏轼在监狱中被关押103天后，被下放到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
在王安石、章惇等人的大力解救之下，苏轼免于杀身之祸。元丰三年，章惇升任参知政事，时谪居黄州的苏轼写信祝贺，其《与章子厚参政书》曰：“轼顿首再拜子厚参政谏议执事:……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恭闻拜命与议大政，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据书信内容，章惇先有书达苏轼以问安危。苏轼以罪贬放于外，章惇以执政尊崇于内，不以苏轼罪累相弃，致书问安，其救之于危难、交之于罪废，章惇待苏轼不可谓不厚，故苏轼在信中大为感激，盛称其才。苏轼心直口快，好言时政，苏辙曾谏其诫之，章惇亦以是相诫，故苏轼特称谢，以为乃“药石”之遗，而“困急又有以收恤之”，这封信是二人早年友好交往之又一实证。
哲宗元佑初，苏轼归朝，章惇时知枢密院事，与宰相司马光不相能，数戏辱之，司马光知苏轼与章惇相善，请其出面调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曰：“哲宗即位，(公)复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为礼部郎中。公旧善门下侍郎司马君实及知枢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谑侮困君实，君实苦之，求助于公。公见子厚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子厚以为然。君实赖以少安。”此又见苏轼与章敦交契之深。
【等闲变却故人心】
元丰八年（1085），神宗皇帝病逝，哲宗幼年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反变法派官僚被召入朝廷，司马光以宰相主持局面，尽罢新法。在废除新法的同时，对变法派官僚进行清洗，蔡确、章惇等被贬逐出朝廷，此即所谓“元佑更化”。随着两派矛盾的激化，此前尚能保持交好关系的苏轼与章惇也因为立场的不同而走向决裂。
元佑元年(1086)闰二月，章惇以争免役法，为言官刘挚、苏辙、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交章击之，黜知汝州。此前因未直接参与变法而得到反变法的士大夫“包容”的章惇被元佑臣僚驱逐出朝廷，以此结下了不解之仇，正如本传所载，自惇出知汝州，“七八年间，数为言者弹治。”
元佑（1086--1093）末，高太后病逝，哲宗亲政，意欲恢复王安石新法，遂起用章惇为相。由于长期受到压制，绍圣（1094--1098）初主政后，章惇采取极端措施报复元佑党人，他与同年好友苏轼也缘尽义绝，在那场围攻章惇的混战中，苏轼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对章惇的弹劾，但介于立场之异，苏轼也没有像元丰初章惇解救他那样出手相援，其弟苏辙则直接上章弹击章惇，故苏章二人交恶当自此始。整个元佑年间，春风得意的苏轼与屡受排斥的章惇之间没有发生过直接的交往。章惇主政后，尽贬元佑诸臣，本传称惇居相位，“协谋朋奸，报复仇怨，小大之臣，无一得免”，二苏兄弟亦在其数。放逐苏轼于海外者正是当年的同年好友章惇。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贬惠州，四年，再贬儋州，徽宗即位，始获赦放还。苏辙亦以党人落职，出知汝州、袁州，后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至四年，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二苏远贬期间，章惇不念旧情，常加刁难，《鹤林玉露》载：“苏子瞻谪儋州，以‘儋’与‘瞻’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由’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此章子厚呆谑之意。”章惇如此安排，意以辱谑玩忤二苏。然章惇对二苏之“报复”不止于谑辱。史载，绍圣间，苏轼谪惠州，有诗曰：“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撞五更钟”，章惇闻之，“遂再贬儋耳，以为安稳，故再迁也。”《邵氏闻见后录》载：“苏子由谪雷州，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为强夺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
司马光当时已经去世，章惇取消其爵位和荣衔，并劝谏宋哲宗下诏掘墓鞭尸以打压守旧党的气焰，但皇帝听从其他官员的意见，没同意。在章惇的劝谏下朝廷差人把司马光的牌坊拆了，皇太后赐的碑文也磨平。章惇又建议派吕升卿等人去岭南访察，将流放的人全部杀死。哲宗没听从章惇的建议，对章惇说：朕遵循祖宗遗制，不曾杀戮大臣。章惇又以孟皇后是元祐时期宣仁后所立的，劝哲宗废掉孟后，让她居住瑶华宫。改立刘贤妃为后。甚至诋宣仁太后，谓其元祐之初，老奸擅国。
元符三年正月，年仅25岁的宋哲宗去世，无子。事出意外，哲宗生前未及对继承人作出安排，宰相章惇与执政们亦未来得及商议皇位继承人之事。
皇太后哭谕宰相章惇等，宰相章惇对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向太后提出立端王，章惇再次说：“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枢密使曾布厉声曰：章惇听皇太后处分。
向太后在曾布等人的支持下，拥立端王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
虽然章惇一手导演了二苏南迁、差点客死他乡的悲剧，然生性豁达的苏轼在徽宗初北归后显然已将章惇迫害之事抛诸脑后。建中靖国元年(1101)，章惇被贬雷州，时已北归的苏轼闻之“警叹弥日”，致书其甥黄寔以示安慰。是年六月，苏轼还次京口，时章惇雷州命已下，其子章援在京口，章援是元佑三年(1088)苏轼知贡举时所取进士，时传闻苏轼不日将大用，章援投书叙师生之谊，并委婉地恳求苏轼援手其父章惇。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抄》俱载其事，今录如下:
东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还次京口，时章子厚丞相有海康(即雷州)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书抵先生曰:“某伏闻旌斾还自南越，……执事者良苦，数岁以来，险艰备至，……窃惟达人大观，俯仰陈迹，无复可言。……伏念某离远门墙，于今九年，一日三月，何可数计?传闻车马之音，当欢欣鼓舞，迎劳行色，……今乃不然，近缘老亲重被罪谴，忧深虑切，忘寝与食，……交亲往来，一切皆废，此则自侪于众人，宜其所以未获进见者。某于门下，岂敢用此为解?……逡巡犹豫，事为老亲，固当审思耳。近来闻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书进陪国论，今也使某得见，岂得泊然无意哉?尚书固圣时之蓍龟，窃将就执事者，穆卜而听命焉。南海之滨，下潦上雾，毒气熏蒸，执事者亲所经，于今回想，必当可畏，况以益髙之年，齿发尤衰，渉乎此境，岂不惴惴?但念老亲性疏豁，……节饮食，亲药物，粗可侥幸岁月。不然者，借使小有惉懘之情，……易以伤气，加以瘴疠，则朝夕几殆，何可忍言?况复为淹久计哉?每虑及此，肝胆摧落，是以不胜犬马之情，子私其父，日夜觊幸圣上慈仁，哀矜耆老，沛然发不世之诏，稍弛罪罟，尚得东归田里，保养垂年。……尚书奉尺一，还朝廷，登廊庙，地亲责重，所忖度者幸而既中，又不若今日之不克见，可以远迹避嫌，杜谗慝之机，思患而豫防之为善也。……。”先生得大喜，顾谓其子叔党曰:“斯文，司马子长之流也。”命从者伸楮和墨，书以答之:“……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増损也，闻其髙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建中靖国之意，又恃以安。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广舟中凖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及邻里乡党。……某在海外，曽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愿写寄，病困未能，到毘陵定叠检获，当录呈也。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幸更徐听其审。”
章援在信中名为自己久疏于师门而致歉，实是替其父章惇向苏轼表愧疚和求情之意，即所谓“窃惟达人大观，俯仰陈迹，无复可言”云云。对于既往之恩怨，苏轼一笑泯之，称自己与章惇相交多年，虽有异同，而交契未变，将他与章惇间的恩怨轻描淡写为“出处稍异”。饱经风霜的苏轼面对同样风烛残年的章惇，往昔之怨隙已经消散殆尽，所剩者只有同情之心，故有“闻其髙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之叹，并表明自己“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的既往不咎的态度。苏轼豁达的性格、高贵的品格、不计怨嫌的处世态度于此尽见。章援风闻苏轼北归后将获大任，致书的目的在于请苏轼归朝后替其父解危，使其不致高龄涉险，而对尚未完全脱离囹圄的苏轼来说，前途如何，自己也说不清，故称“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章敦的处境，苏轼只能表示同情并尽力去帮助他，为章援分析当下境况，称雷州地不甚恶而徽宗以“建中靖国”为号意在平息党争，以形势尚好相安慰，并将自己潜心钻研的养生之法《续养生论》慷慨相赠，使身处险境的章敦以备不测。
林语堂在其所作的《苏轼传》中，赞叹此信是巨大的人道主义文献，此中显露出来的宽容大度和仁爱精神，在从古到今的人物中，实属鲜见。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十五日，苏轼归至常州，热毒转甚，诸药尽却。二十五日病危，二十八日绝命于常州，年六十六岁。
徽宗初政，右正言任伯雨首击章惇，曰：“惇久窃朝柄，迷国罔上，毒流搢绅，乘先帝变故仓卒，辄逞异意，睥睨万乘，不复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计得行，将置陛下与皇太后于何地！若贷而不诛，则天下大义不明，大法不立矣。臣闻北使言，去年辽主方食，闻中国黜惇，放箸而起，称甚善者再，谓南朝错用此人。北使又问，何为只若是行遣？以此观之，不独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虽蛮貊之邦，莫不以为可杀也。”
陈瓘、陈次升等复极论之，章惇被贬雷州。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睦州（今浙江建德东北）居住；二年后，移越州，又移湖州。崇宁四年(1105年)章惇去世。
大观三年（1109），复特进、申国公官爵；政和中，追赠观文殿大学士。政和三年（1113），赠太师，追封魏国公。
绍兴初年，宋高宗看到右正言任伯雨弹赅章惇诋诬宣仁皇后的奏章后，手诏曰：'惇诬宣仁后，欲追废为庶人，赖哲宗不从其请，使其言施用，岂不上累泰陵？贬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得仕于朝。
【苏、章关系之变化源于党争】
北宋士大夫因政见引起的党争是北宋中后期政治上的重大问题，萌芽于宋仁宗景祐、庆历年间，炽盛于宋神宗熙宁年以后，直至北宋灭亡。党争的时间延续之长,
卷入的人数之多, 斗争的复杂激烈, 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其影响亦及于北宋社会和文化的各个层面。
宋初结束五代方镇割据局面，使百姓消除了长期战乱之苦，得以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但宋代统治者高度强化中央集权所产生的冗兵、冗官、冗费而形成的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随着时间推移而日见明显。
宋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作四论讥切时政，以言事忤宰相吕夷简，吕“斥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贬范仲淹知饶州，支持范仲淹的欧阳修贬知夷陵，尹洙、余靖也外放，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记是事。
庆历年间，仁宗召范仲淹回朝主持新政，取得一批大臣支持，反对派以“胶固朋党”攻讦范仲淹，欧阳修在王禹偁《朋党论》的基础上向仁宗进言，明确提出“君子有党论”，所不同的是君子之党“所守者道义”，小人之党“所好者䘵利”，驳斥政敌的朋党论，为仁宗皇帝释疑。出于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欧阳修借重修《五代史》，重倡儒家“礼义廉耻”的道德准则，范仲淹率先垂范，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庆历新政张扬了儒学所提倡的“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当世之志和精神风貌。
作为振兴儒学的思想产物，君子小人之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君子有党论”，虽然在激发士者志在当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从后来的政治后果看，其消极的作用远远大于积极的一面。熙宁年间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之争，究其本源“皆缘国事”，都是为了天下之治。不幸的是，这种党争最终演变成为党同伐异，互相倾轧。
哲宗绍圣以后至北宋末, 新党执政, 旧党屡遭贬斥,然党争的性质已逐渐改变, 变法已不是党争的核心和目的, 而成为党争的手段和借口,
权利之争、意气之争、恩怨之争的成分更多。
北宋党争固然与东汉党锢和唐代牛李党争的性质迥然有别，但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传统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儒家文化心理。熙丰年间，随着新旧党争的日渐激烈，士大夫之间的对立情绪日趋对立，以至于互相攻讦、互相构䧟。熙宁三年，司马光竭力反对新法，遭新党排斥而自请离朝。当其元祐之初回朝任相，即尽废新法，全力排斥熙丰小人之党。元祐元年二月，章惇据理与司马光力争免役法，遭到司马光安排的希风承旨的台谏官的肆意攻伐，斥责其为奸邪小人，出知汝州。绍圣元年，哲宗亲政，重新起用章惇、曾布、蔡卞等熙丰新党人物，更张元祐政治。章惇复起之际，便以君子自居，反过来全面打击司马光等元祐党人为急务，将大批元祐党人流放到岭南远恶州军，其中包括时相吕大防、刘挚、二苏、梁焘、刘安世、范祖禹、黄庭坚、秦观、郑侠、王巩等等，如此众多臣僚远贬，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不仅如此，追贬已故的元祐党人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等，则是章惇等新党的首创。逮至元符元年，徽宗即位，元祐旧党始得解放。章惇遭弹赅远贬雷州。崇宁元年，蔡京代曾布为相，自此，蔡氏长期弄权擅国，终成比绍圣更为酷烈的崇宁党锢，旧党禁锢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