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读《资治通鉴》的时候就一直想，为什么不能把《君主论》拿来和《资治通鉴》做一个比较研究？
宋学可以被看作是汉学以来的儒学第三次复兴，又是以重新整理、研究和阐释经典作为其主要活动。这一点恰恰与西方史上的文艺复兴相符。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时，西塞罗文风已经弥漫在整个西方世界，罗马精神正在复活，中世纪形将结束。《君主论》出现不久，文艺复兴就全面开始，“人文主义”之风大盛，现代欧洲精神由此诞生。因此，可以说两者都可以看作是“文艺复兴”初期的代表性作品，为日后各方的精神与政治走向打下了底色。
马基雅维利宣扬赤裸裸的邪恶，《君主论》鼓吹一个君主应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也许是马氏嫌《君主论》用心太深，担心人们读不出来其中的微言大义，所以干脆补作了一个《李维史论》，从历史事实中为君主们总结出各种各样的政治方案。到今天，马基雅维利主义几乎已经成了权谋术的代名词，成了贬义词。
有人说，《资治通鉴》本身很有意思，但是每次出现的那些“臣光曰”却让人扫兴。其实不然。神宗为《资治通鉴》御撰的序文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费十几年工夫来编纂一部这样卷帙浩繁的书，当时不是想只作成一本历史故事集，而是要为万世作法为子孙垂范的，想用那些国家兴亡的事迹来教育后来的帝王们，让他们知道兴衰之机常在瞬息，一个不小心，可能国家的命运就会发生重大转折。司马光当然是尽量按照史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不该发议论的时候尽量用微言大义，寓理于事。到实在感慨太深，觉得对皇帝来说尤其重要的地方，不得已才加一个“臣光曰”。惜乎世人不知道温公用心所在，只把“资治通鉴”当成“成语故事”来读。过了五百多年，才终于有王船山撰成《读通鉴论》，将当年温公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臣光曰”都明白无误地说了出来，流传后世。
而《资治通鉴》的主要作者司马光却与北宋理学诸宗师交情笃厚，对邵雍更是推崇有加。后来，集宋学之大成的朱子对此还不满意，又另外在此基础上效法孔子做春秋，删定了一个简洁版本，供皇帝披览。可见理学与《资治通鉴》渊源之深。稍微比较《资治通鉴》与其它史书对同一事件的记述方式差异就可以发现，温公其实一直都很强调后来被称为宋学纲要的八条目，尤其是正心诚意，更是再三致意。
一个教君主用恶的手段来实现善的目的，一个却再三告诫君主，只有从正心诚意开始，最后才能治国平天下，而且别无他途。中国与欧洲后来的政治哲学由此分野，民族
宋学可以被看作是汉学以来的儒学第三次复兴，又是以重新整理、研究和阐释经典作为其主要活动。这一点恰恰与西方史上的文艺复兴相符。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时，西塞罗文风已经弥漫在整个西方世界，罗马精神正在复活，中世纪形将结束。《君主论》出现不久，文艺复兴就全面开始，“人文主义”之风大盛，现代欧洲精神由此诞生。因此，可以说两者都可以看作是“文艺复兴”初期的代表性作品，为日后各方的精神与政治走向打下了底色。
马基雅维利宣扬赤裸裸的邪恶，《君主论》鼓吹一个君主应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也许是马氏嫌《君主论》用心太深，担心人们读不出来其中的微言大义，所以干脆补作了一个《李维史论》，从历史事实中为君主们总结出各种各样的政治方案。到今天，马基雅维利主义几乎已经成了权谋术的代名词，成了贬义词。
有人说，《资治通鉴》本身很有意思，但是每次出现的那些“臣光曰”却让人扫兴。其实不然。神宗为《资治通鉴》御撰的序文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费十几年工夫来编纂一部这样卷帙浩繁的书，当时不是想只作成一本历史故事集，而是要为万世作法为子孙垂范的，想用那些国家兴亡的事迹来教育后来的帝王们，让他们知道兴衰之机常在瞬息，一个不小心，可能国家的命运就会发生重大转折。司马光当然是尽量按照史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不该发议论的时候尽量用微言大义，寓理于事。到实在感慨太深，觉得对皇帝来说尤其重要的地方，不得已才加一个“臣光曰”。惜乎世人不知道温公用心所在，只把“资治通鉴”当成“成语故事”来读。过了五百多年，才终于有王船山撰成《读通鉴论》，将当年温公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臣光曰”都明白无误地说了出来，流传后世。
而《资治通鉴》的主要作者司马光却与北宋理学诸宗师交情笃厚，对邵雍更是推崇有加。后来，集宋学之大成的朱子对此还不满意，又另外在此基础上效法孔子做春秋，删定了一个简洁版本，供皇帝披览。可见理学与《资治通鉴》渊源之深。稍微比较《资治通鉴》与其它史书对同一事件的记述方式差异就可以发现，温公其实一直都很强调后来被称为宋学纲要的八条目，尤其是正心诚意，更是再三致意。
一个教君主用恶的手段来实现善的目的，一个却再三告诫君主，只有从正心诚意开始，最后才能治国平天下，而且别无他途。中国与欧洲后来的政治哲学由此分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