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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古今文学演变或者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角度看,鲁迅显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坐标,尤其在古小说与《世说新语》以及“魏晋风度”的研究方面,更是投注了更多的心力和情感,这使他成为现代《世说》学的重要推手。鲁迅不仅喜爱六朝文章,更对孔融、嵇康等名士充满激赏,“魏晋风度”深深影响到其为人与为文,并成为其情感世界和人格结构的一部分。
【关键词】鲁迅;《世说新语》;“魏晋风度”

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世说》学,鲁迅是绕不过的一座路标。其《中国小说史略》(1923)、《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皆有专章论述《世说新语》(下称《世说》),而其演讲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927),则又率先揭橥“魏晋风度”之要义,从此,《世说》不仅成为吾国文学史、小说史研究之重镇,更成为精神史、心灵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一、鲁迅与古小说



鲁迅对《世说》的研究,源于其对古小说的长期浸淫与偏好。鲁迅曾积多年之力,辑佚古小说,编成《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诸书,为古小说的文献整理及研究导夫先路,而1918以后,其在小说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亦可谓厚积薄发,其来有自。
窃以为,作为文学家,鲁迅的小说实绩和水准及其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典范意义和重大影响,远超过其中年以后最为用力的杂文创作。其杂感时评,因为快速反应,常常不免情绪化与碎片化,不足以支撑“思想家”的称号[] ,而其《呐喊》、《彷徨》及《故事新编》,则足以传之名山,垂范后世。同样,其小说文献整理及历史研究亦足以奠定其一流学者之地位。而这一切,都与其最初对于古小说的偏好密不可分。
鲁迅在《古小说钩沉序》自称:“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讹敚,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虽丛残多失次第,而涯略故在,大共琐语支言,史官末学,神鬼精物,数术波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驷,幽验冥征,释氏之下乘。人间小书,致远恐泥,而洪笔晚起,此其权舆。况乃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则思士之结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 鲁迅对小说之价值予以肯定,而不满于“论者尚墨守故言”,故有《古小说钩沉》之作。
又《小说旧闻钞序》云:“昔尝治理小说,于其史实,有所勾稽。……于是凡值涉猎故记,偶得旧闻,足为参证者,辄复别行迻写。历时既久,所积渐多;而二年已前又复废置,纸札丛杂,委之蟫尘。其所以不即焚弃者,盖缘事虽猥琐,究尝用心,取舍两穷,有如鸡肋焉尔。”[] 语虽自嘲,用情实深。其间对《世说》自然尤为注意。如在《朱育<</span>会稽土地记>序》、《<</span>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考》等文中,皆曾引用《世说》及刘孝标注以证。
可以说,《世说》是鲁迅最喜爱的一部古小说。在其写19341211日的《病后杂谈》一文中,鲁迅说:

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一寻,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此之谓“空灵”[⑤]

紧接着又写到:

为了,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后来一想,这于并无伤,不过是在证明我自己的。王夷甫口不言钱,还是一个不干不净人物,雅人打算盘,当然也无损其为雅人。不过他应该有时收起算盘,或者最妙是暂时忘却算盘,那么,那时的一言一笑,就都是灵机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间的利害,那可就成为杭育杭育派了。……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娵隅跃清池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于是另换了几本书,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时代较近,看起来也许较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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