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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理与玄义
——从《论语》与《世说新语》的「体例」谈起
吴冠宏
（台湾东华大学中文系）
一、前
《论语》，向来被视为孔子死后其门生弟子搜罗孔夫子之随机提点语所汇集而成的典籍，没有正规的系统，没有既定的结构，在此脉络下，当然也没有严格的「体例」可言。 [1] 近人石永楙尝试创成《论语正》一书，重新编缀纂合为上篇五章、下篇四章，并提出子贡与陈亢为作者的说法，以力求还原《论语》的真面目， [2] 石氏的惊人之举或视之为「儒家之新马丁路德」，亦难免有侮圣蔑经的指斥， [3] 其重构之关键即在他认为现今通行本《论语》：「其分篇，无系统；其章次，无甚义理；其辞，每割截不完；其作者，不知何人」使然。 [4] 近人谭家哲对《论语》却反其道而行，认为《论语》表面上似只是全无组织的零散语句，但实质上有其精密的结构与体系，并标举有子作为一隐藏的编者，体现某种「居后无我」的编者立意及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则，原本以为这仅是谭氏独树一格的说法，笔者后来才留意到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亦有相类的主张，是以结构化《论语》之诠释向度的展开，先有南怀瑾播种在前继而有谭家哲发扬在后，经由两者的前呼后应，对于《论语》之「体例」遂有显题化的作用。歌德所谓：「内容人人可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之，但对于很多人而言，形式却是一种秘密」，考察南怀瑾与谭家哲对此的论述，或可以让我们在不改现存经典面貌的状况下，重新揭示《论语》形式的秘密。 [5]
《世说新语》就其体例而言，前四篇乃上承《论语》而来， [6] 后又开启文言小说史上一种特殊的文体─世说体。傅锡壬曾撰〈世说四科对论语四科的因袭与嬗变〉一文，主张《世说新语》以「德」为中心，其三十六类目乃源自于《论语》的孔门四科，前四篇为经，属本体论，后三十二篇为纬，属批评论（赞赏论、偏行论、贬斥论），可视为连结两者之因袭与嬗变的重要论述， [7] 不过由于傅氏所论乃立足在「尊儒观」的视域下，使《世说新语》的体例在承旧的笼罩下，其开新的面向并未获致充分的关注。
周一良认为《世说新语》一书不应像《隋书．经籍志》或《史通》那样，称为「街头巷语」或「短部小书」，而当视之为「清谈之书」，有趣的是他的论据乃从刘义庆身世的考察入手，注意到刘氏何以「少善骑乘」，后却「不复跨马」的矛盾，从而解开刘氏「不复跨马」的「世路艰难」乃为刘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使然，刘义庆身处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和议论， [8] 刘义庆虽身居宗室要津，却每能逸出俗轨而彰显名士一格，表现一种「脱俗虚灵」的精神，《世说新语》正是在刘义庆这种思想指导影响下纂辑而成，如此便可跳脱「尊儒观」，为刘义庆主编此清谈之书找到了政治社会的背景。刘强即云：「《世说新语》编者在编撰体例上的创造性贡献，实不亚于任何一部『全由自造』的叙事文本」。 [9] 依此可见，编者─刘义庆在此书的风格及体例上亦扮演着不可忽略的角色。
杨义标之以「近子书─世说体」，子书意在「借事言志」，以成一家之言，因此在剖析近子书的小说时，必须注意作家的旨趣和才性， [10] 如同《世说新语》的文字趣味中当有个刘义庆在般，其体例颇似《说苑》「以类相从，条别篇目」，杨义定调为「古小说的清品」，认为此书具有「追求对人生与自然的直觉和省悟，…往往脱去儒门义理的衣装而趋于玄妙的多义性境界」。 [11] 若综观傅氏的「尊儒观」与杨氏脱去儒门的「玄妙多义说」，不难发现前者侧重在对于《论语》的承继，后者着眼于《世说新语》的新变，惟杨义在此所谓「玄妙的多义性境界」，偏就《世说》超越儒门所形成价值的多元性而言，本文称之以「玄义说」，尚有取义于魏晋「脱俗虚灵」的玄学精神，就掌握向来侧重在魏晋文化新趣之论述者而言，「玄义说」实有较为全面与到位的效用，对于以往的「尊儒观」与「玄义说」两派的问题及其关系，笔者认为刘强的近作《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一书， [12] 正可以提供我们思考如何重新以评点的形式，并透过体例的考察，体现《世说新语》承继与转化《论语》之所在，对于两者的关系亦能展开进一步的对话。
有鉴于此，笔者考虑透过「体例」的视域，来连结当今这两个面向的论述发展。就《论语》而言，乃南怀瑾与谭家哲结构化《论语》进路所开启「重现体例」的意义，这一块笔者曾处理过谭家哲的《论语平解》，如今加入南怀瑾的《论语别裁》，使这条结构化的进路，得以铺陈出更为完整的历程，可以为论语学的未来注入理解的新视域；就《世说新语》而言，笔者认为刘强不断从双《语》之体例的交融视域下，揭示《世说新语》承旧开新之妙，刘作一则立基于历解的会评，二则相应于世说学的整体格局，三则向来关注《论语》的诠释与推广， [13] 故能在《
——从《论语》与《世说新语》的「体例」谈起
吴冠宏
（台湾东华大学中文系）
一、前
《论语》，向来被视为孔子死后其门生弟子搜罗孔夫子之随机提点语所汇集而成的典籍，没有正规的系统，没有既定的结构，在此脉络下，当然也没有严格的「体例」可言。 [1] 近人石永楙尝试创成《论语正》一书，重新编缀纂合为上篇五章、下篇四章，并提出子贡与陈亢为作者的说法，以力求还原《论语》的真面目， [2] 石氏的惊人之举或视之为「儒家之新马丁路德」，亦难免有侮圣蔑经的指斥， [3] 其重构之关键即在他认为现今通行本《论语》：「其分篇，无系统；其章次，无甚义理；其辞，每割截不完；其作者，不知何人」使然。 [4] 近人谭家哲对《论语》却反其道而行，认为《论语》表面上似只是全无组织的零散语句，但实质上有其精密的结构与体系，并标举有子作为一隐藏的编者，体现某种「居后无我」的编者立意及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则，原本以为这仅是谭氏独树一格的说法，笔者后来才留意到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亦有相类的主张，是以结构化《论语》之诠释向度的展开，先有南怀瑾播种在前继而有谭家哲发扬在后，经由两者的前呼后应，对于《论语》之「体例」遂有显题化的作用。歌德所谓：「内容人人可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之，但对于很多人而言，形式却是一种秘密」，考察南怀瑾与谭家哲对此的论述，或可以让我们在不改现存经典面貌的状况下，重新揭示《论语》形式的秘密。 [5]
《世说新语》就其体例而言，前四篇乃上承《论语》而来， [6] 后又开启文言小说史上一种特殊的文体─世说体。傅锡壬曾撰〈世说四科对论语四科的因袭与嬗变〉一文，主张《世说新语》以「德」为中心，其三十六类目乃源自于《论语》的孔门四科，前四篇为经，属本体论，后三十二篇为纬，属批评论（赞赏论、偏行论、贬斥论），可视为连结两者之因袭与嬗变的重要论述， [7] 不过由于傅氏所论乃立足在「尊儒观」的视域下，使《世说新语》的体例在承旧的笼罩下，其开新的面向并未获致充分的关注。
周一良认为《世说新语》一书不应像《隋书．经籍志》或《史通》那样，称为「街头巷语」或「短部小书」，而当视之为「清谈之书」，有趣的是他的论据乃从刘义庆身世的考察入手，注意到刘氏何以「少善骑乘」，后却「不复跨马」的矛盾，从而解开刘氏「不复跨马」的「世路艰难」乃为刘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使然，刘义庆身处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和议论， [8] 刘义庆虽身居宗室要津，却每能逸出俗轨而彰显名士一格，表现一种「脱俗虚灵」的精神，《世说新语》正是在刘义庆这种思想指导影响下纂辑而成，如此便可跳脱「尊儒观」，为刘义庆主编此清谈之书找到了政治社会的背景。刘强即云：「《世说新语》编者在编撰体例上的创造性贡献，实不亚于任何一部『全由自造』的叙事文本」。 [9] 依此可见，编者─刘义庆在此书的风格及体例上亦扮演着不可忽略的角色。
杨义标之以「近子书─世说体」，子书意在「借事言志」，以成一家之言，因此在剖析近子书的小说时，必须注意作家的旨趣和才性， [10] 如同《世说新语》的文字趣味中当有个刘义庆在般，其体例颇似《说苑》「以类相从，条别篇目」，杨义定调为「古小说的清品」，认为此书具有「追求对人生与自然的直觉和省悟，…往往脱去儒门义理的衣装而趋于玄妙的多义性境界」。 [11] 若综观傅氏的「尊儒观」与杨氏脱去儒门的「玄妙多义说」，不难发现前者侧重在对于《论语》的承继，后者着眼于《世说新语》的新变，惟杨义在此所谓「玄妙的多义性境界」，偏就《世说》超越儒门所形成价值的多元性而言，本文称之以「玄义说」，尚有取义于魏晋「脱俗虚灵」的玄学精神，就掌握向来侧重在魏晋文化新趣之论述者而言，「玄义说」实有较为全面与到位的效用，对于以往的「尊儒观」与「玄义说」两派的问题及其关系，笔者认为刘强的近作《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一书， [12] 正可以提供我们思考如何重新以评点的形式，并透过体例的考察，体现《世说新语》承继与转化《论语》之所在，对于两者的关系亦能展开进一步的对话。
有鉴于此，笔者考虑透过「体例」的视域，来连结当今这两个面向的论述发展。就《论语》而言，乃南怀瑾与谭家哲结构化《论语》进路所开启「重现体例」的意义，这一块笔者曾处理过谭家哲的《论语平解》，如今加入南怀瑾的《论语别裁》，使这条结构化的进路，得以铺陈出更为完整的历程，可以为论语学的未来注入理解的新视域；就《世说新语》而言，笔者认为刘强不断从双《语》之体例的交融视域下，揭示《世说新语》承旧开新之妙，刘作一则立基于历解的会评，二则相应于世说学的整体格局，三则向来关注《论语》的诠释与推广， [13] 故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