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
荣格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和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1909年，佛洛伊德把他定为精神分析运动的法定继承人。相比因为研究“性”而大名鼎鼎的佛洛伊德，荣格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肯定只是个“非著名”级别的“名人”，不过他有一句名言却家喻户晓，那就是“性格决定命运”。为什么国人对他的众多研究成果没有什么兴趣，却对这样一句看似武断的结论情有独钟呢？或许这句话格外符合中国国情，尤其是若将这句话中的“命运”换成“财运”，就更让人觉得接近真理了。
每逢年末，各行各业都会忍不住弄出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其中财富排行榜格外引人关注。排行榜中的富豪们就像猴子，站在地上时看不出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一旦被赶上了树，红屁股便格外刺眼。年复一年，说不清有多少富豪成名之日就成了倒霉之时，随便被调查一下，离监狱大门就不远了。唐万新倒下了，周正毅倒下了，顾雏军也倒下了，那些非著名的富翁就不计其数了。于是关于民营企业家原罪的问题也就成为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一晃几年讨论下来，依旧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不过这种讨论反映出社会的进步，放在以前“赦”与“不赦”，官方一个文件就统一思想了，何须布衣们咸吃萝卜淡操心。
据第四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显示，77.4%的私营企业主来源于工人、农民供销员、军人、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17.4%从个体工商户脱胎而来。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民企富翁们大多数是草根出身，他们在事业起步之初各种“资源”想必是十分匮乏的。中国十几亿草根阶层，在如此拥挤不堪的致富道路上他们能在短短一、二十年里脱颖而出，可想而知，闯红灯是免不了的。从向银行贷款取得原始起动资金，到投标找项目，到躲避偏高的税费……熟悉国情的人都可以推断出来，一个循规蹈矩的草根创业者，他要想在权力对财富的产生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环境下获得成功，概率必然很小。
有人将与“权贵”型民企相对应的某些草根民企称为“地痞型”民企。这些“地痞型”民企是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选择在制度之外“抄近路”闯出了一条路，正是由于他们具有这种痞气，才没有因为先天资源不足而被淘汰，畸形地发展壮大起来。
中国历史上每次社会转型期都会出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和大多数老百姓和中间阶层人士不一样，他们具有“痞气”，敢于犯规甚至犯罪去突破体制束缚谋取自己的个人利益。对于他们的成功，社会往往处于两难之中。从内心讲，大家
每逢年末，各行各业都会忍不住弄出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其中财富排行榜格外引人关注。排行榜中的富豪们就像猴子，站在地上时看不出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一旦被赶上了树，红屁股便格外刺眼。年复一年，说不清有多少富豪成名之日就成了倒霉之时，随便被调查一下，离监狱大门就不远了。唐万新倒下了，周正毅倒下了，顾雏军也倒下了，那些非著名的富翁就不计其数了。于是关于民营企业家原罪的问题也就成为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一晃几年讨论下来，依旧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不过这种讨论反映出社会的进步，放在以前“赦”与“不赦”，官方一个文件就统一思想了，何须布衣们咸吃萝卜淡操心。
据第四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显示，77.4%的私营企业主来源于工人、农民供销员、军人、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17.4%从个体工商户脱胎而来。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民企富翁们大多数是草根出身，他们在事业起步之初各种“资源”想必是十分匮乏的。中国十几亿草根阶层，在如此拥挤不堪的致富道路上他们能在短短一、二十年里脱颖而出，可想而知，闯红灯是免不了的。从向银行贷款取得原始起动资金，到投标找项目，到躲避偏高的税费……熟悉国情的人都可以推断出来，一个循规蹈矩的草根创业者，他要想在权力对财富的产生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环境下获得成功，概率必然很小。
有人将与“权贵”型民企相对应的某些草根民企称为“地痞型”民企。这些“地痞型”民企是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选择在制度之外“抄近路”闯出了一条路，正是由于他们具有这种痞气，才没有因为先天资源不足而被淘汰，畸形地发展壮大起来。
中国历史上每次社会转型期都会出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和大多数老百姓和中间阶层人士不一样，他们具有“痞气”，敢于犯规甚至犯罪去突破体制束缚谋取自己的个人利益。对于他们的成功，社会往往处于两难之中。从内心讲，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