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青年朱熹对“孝”和“忠恕”的诠释
2015-06-23 17:15阅读：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和思想的一部语录体儒家经典著作，集中体现了孔子的道德观念、伦理思想、政治主张等思想，受到历代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的推崇，朱熹也不例外。检视《延平答问》所录，朱子所问于李侗最多的就是《论语》，有二十多次，涉及“孝”、“礼”、“仁”、“忠恕”、“一贯”等等命题，并多有诠释。本篇只就“孝”和“忠恕一贯”作些探析。
一、对“孝”的诠释
《延平答问》开篇论及《论语》的问题就是关于“孝”，而且一连三问（此三问均为戊寅七月十七日书），朱子在问中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先看第一问。“问：‘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出自《论语·学而》章，朱子此时的理解是：
东坡谓可改者不待三年。熹以为使父之道有不幸不可不即改者，亦当隐忍迁就于义理之中，使事体渐正，而人不见其改之之迹，则虽不待三年，而谓之无改可也。此可见孝子之心，与“几谏”事亦相类。[①]
朱熹首先引述了苏东坡的“可改者不待三年”一语作为他理解的开头，有表明他赞同“可改”之意，只是不能“即改”而已，因为必须遵守“孝道”；但如果要改又如何呢？朱子用“隐忍迁就”来解释这个“可改不即改”的过程，并在“义理”范围之内让“事体渐正”，即使改了也要让“人不见其改
之之迹”而“谓之无改可也”，也就是“
至于三年之间，如其非道，故有所斡旋改移于不动声气之中者。”[②]这虽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但也算是有孝心。朱熹还认为这事与“几谏事”[③]相类似。从朱子的整个理解来看，“改”与“不改”当在“志向”与“行动”之间，只要不偏不倚即可，但需侧重于“不改”，用朱熹后来的解释就是“改”只为“善”、“不改”才为“孝”。
[④]
而李延平的解释略有不同却更为详尽仔细，还体现了老师对学生的谆谆教导之意。他答道：
“三年无改”，前辈论之详矣。类皆执文泥迹，有所迁就，失之。须是认圣人所说，于言外求意乃通。所谓道者，是犹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过，若稍稍有不惬意处，即率意改之，则孝子之心何在。如说《春秋》者，不忍遽变左氏有官命未改之类。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须不忘极体孝道者能如是耶？东坡之语，有所激而然，是亦有意也。事只有个可与不可而已，若大段有害处，自应即改何疑。恐不必言隐忍迁就使人不见其改之之迹。此意虽未有害，第恐处心如此，即骎骎然所失处却多。吾辈欲求寡过，且谨守格法为不差也。“几谏”事意恐不相类，更思之。[⑤]
李延平在这里首先对前辈所论“三年无改”一句[⑥]作出判定，认为“类皆执文泥迹，有所迁就，失之。”认为对于“圣人所言”应该“于言外求意”才能理解或解释得通透，并将“道”训解为“可通行”；其次，李侗用《左氏春秋》“官命未改”中“不违先君”[⑦]作比“三年无改”中孝子的“不忍之心”，且认为苏轼的解释是有所感而发；最后，李氏对朱子所理解的“隐忍迁就”“使人不见其改之之迹”提出批评，认为“虽未有害”但“恐处心如此”“
骎骎然所失处却多”。“
此意虽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骎骎所以失却多。圣人所谓无改者，亦谓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则至诚哀痛而改之，亦无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
[⑧]
至于对朱熹所谓“与‘几谏’事相类”，李延平也是认为不相类似，并希望朱子继续思考。对于此章所论，从朱熹后来的集注《论语》以及与人谈论看，其对李延平的解释是吸收和赞同的。[⑨]
再看第二问。“问：‘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此语出自《论语·为政》章，朱熹的解释是：
旧说孝子不妄为非，惟疾病然后使父母忧。熹恐夫子告孟孙之意不然。盖言父母之心慈爱其子，无所不至。疾病人所不免，犹恐其有之以为忧，则余可知也。为人子者知此，而以父母之心为心，则所以奉承遗体而求免于亏辱者，岂一端而已哉！此曾子所以战战兢兢启手足而后知免焉者也。“不远游，游必有方”，“不登高，不临深”，皆是此意。[⑩]
朱子认为孔子所告诉孟武伯的话不会如此，肯定有另外的意思，他的理解是“父母之心慈爱其子无所不至”[11]，并与曾子的“启手足”[12]以及孔子所言“父母在，不远游”[13]相类。朱熹在诠释此条时接受了李延平上问答中提出的“圣人所说，于言外求意乃通”的解经之法，故李侗在答书中说：
“父母唯其疾之忧”，当如上所说为得之，旧说不直截。圣人之告人，使知所以自求者，惟深切庶可用力也。”[14]
末看第三问。“问：‘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出自《论语·为政》章，朱熹对此章的解释如下：
熹谓犬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者也。故蓄犬马者必有以养之，但不敬尔。然则养其亲而敬有所不至，不几于以犬马视其亲乎？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谓，非特恭谨而已也。人虽至愚，孰忍以犬马视其亲者！然不知几微之间，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则是所以视其亲者，实无以异于犬马而不自知也。圣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然诸家之说，多不出此。熹谓当以《春秋》所书归生许止之事观之，则所谓犬马之养，诚不为过。不然，设譬引喻，不应如是之疏，而子游之贤，亦不待如此告戒之也。[15]
朱熹一承孔子的解说，认为所谓“孝”应是“养且敬”，若只说“养”而“不敬”，则与“养犬马”无异；这种“敬”并不只解释为“恭谨”，而应训释为“尊敬且不敢忽忘”之义；并且这种“尊敬之心”是在“几微”之间，若有差池就会同于“养犬马”，因此朱熹认为这是圣人警示“人子”之言。但朱子又以《春秋》中“归生、许止”之事[16]相比类。对于朱子的这一番理解，李延平的答书则显得更为深刻，曰：
此一段，恐当时之人，习矣而不察，只以能养为孝，虽孔门学者，亦恐未免如此。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诸心也。苟推测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于犬马之养矣。孟子又有“养口体养志”之说，似亦说破学者之未察处，皆所以警乎人子者也。若谓以《春秋》所书之事观之，则所谓犬马之养，诚不为过。恐不须如此说。归生许止，各是发明一例也。[17]
李氏以“反诸心”、“常存此心”来解释孔子说此一段的深刻含义，认为是“时人”的“习常”而导致的“能养为孝”的片面想法，认为真正的孝是要有“孝敬之心”的存在，即“孝道”在于有“孝心”。他还引《孟子》中“养口体、养志”[18]来说明孝的真正涵义所在，并对朱子的以“归生许止”提出异议，认为不是一回事。
二、对“一贯忠恕”的诠释
朱子从学李延平期间，积极研读参究《论语》，其中对《里仁》的“一贯忠恕”章更是关注。其在就“一贯忠恕”质问李先生之前，曾与其父同僚范直阁及胡籍溪门人吴耕老二人讨论过该问题[19]，并于戊寅冬至前二日以结论性方式质正李延平。其书云：
问：“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熹谓曾子之学，主于诚身，其于圣人之日用，观省而服习之，盖已熟矣，惟未能即此以见夫道之全体，则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而亦将有以自得，故夫子以“一以贯之”之语告之，盖当其可也。[曾子惟此少许未达，故夫子直以此告之。]曾子于是默会其旨，故门人有问，而以忠恕告之。盖以夫子之道，不离乎日用之间，自其尽己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莫非大道之全体，虽变化万殊，于事为之末，而所以贯之者未尝不一也。然则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其门人，岂有异旨哉？而或者以为“忠恕未足以尽一贯之道，曾子姑以‘违道不远’者告其门人，使知入道之端”，恐未曾尽曾子之意也。如子思之言“忠恕违道不远”，乃是示人以入道之端，如孟子之言“行仁义”，曾子之称夫子，乃所谓“由仁义行”者也。[20]
朱子于此段问目中首先阐释了孔子“一贯之道”与曾子“忠恕”这两种提法原由，并认为此二种提法是没有差异的。其次，他对“忠恕”作了训解，将“忠”训为为“尽己谓之忠”；将“恕”训为“及物谓之恕”[21]。也对“一贯之道”作了自己的解释，即“莫非大道之全体，虽变化万殊，于事为之末，而所以贯之者未尝不一也”，认为虽事有万殊之别，但终有个一贯的道存在于其中。其实，这里的“道”可以理解为“理”，而且朱子于此提出了“万殊”和“一”的命题，已可窥见其“理一分殊”
概念的初形。而李侗针对朱熹的问目也作了自己的解释：
先生曰：伊川先生有言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己’，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体会于一人之身，不过只是尽己、及物之心而已。曾子于日用处，夫子自有以见之，恐其未必觉此亦是一贯之理，故卒然问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于是领会而有得焉，辄应之曰“唯”，忘其所以言也。东坡所谓口耳俱丧者亦佳。至于答门人之问，只是发其心耳，岂有二耶？若以谓圣人一以贯之之道，其精微非门人之问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圣贤之心不如是之支也。如孟子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内外之道，使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精粗不二，衮同尽是此理，则非圣人不能是也。《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特起此以示人相近处。然不能贯之，则忠恕自是一忠恕尔。[22]
延平先生开头引程伊川对“忠恕”的训释，并认为对于人讲，就是“尽己”、“及物”。但他的诠释与朱子问目所言没有多大差别，只是注重从孔子与曾子之间授受气象的境界上去体认解释。特别是在引用孟子之言作比后，以“合内外之道，使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精粗不二，衮同尽是此理，则非圣人不能是也。”作为他对孔曾气象的诠释，此即是“忠恕一贯处”。
当然，本文这里只是针对朱熹初转入儒家轨道时所作的对“孝”和“忠恕”的理解与诠释，随着他的思想体系的成熟和确立以及到晚年，他对“孝”和“忠恕”的诠释也随之深化和形上化。从孝方面讲，他就认为“孝是理之发用流行”“孝为行仁之本”，因为朱熹认为孝道是教人成人的根本。从忠恕的方面讲，朱熹将忠恕分心物、体用来论述；另外也从道德践履于人伦日用见论述。所以，可以说“孝”和“忠恕”是贯穿朱熹思想变化的整个过程的。
[①]《延平答问（上）》，《李延平集》卷二，第7页。
[②]《延平答问（下）》，《李延平集》卷三，第43页。
[③]
语出《论语·里仁》篇，原文是：“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朱熹的注解是：“此章与《内则》之言相表里。几，微也。微谏，所谓‘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见志不从，又敬不违，所谓‘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也。劳而不怨，所谓‘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熟谏。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赶疾怨，起敬起孝’也。”（《论语集注》卷二，《四书章句集注》，第73页）。
[④]
朱子曰：“父在，子不得自专，而志则可知。父没，然后其行可见。故观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恶，然又必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见其孝，不然，则所行虽善，亦不得为孝矣。”（《论语集注卷一，《四书章句集注》第51页）。
[⑤]《延平答问（上）》，《李延平集》卷二，第7-8页。
[⑥]
据朱熹《论语精义》所录有程颐、范祖禹、谢良佐、游酢、杨时、尹火享共六家的解释。其中“伊川《解》曰：‘孝子居丧，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与其他各家解有不同，与李延平、朱子二人的解也不同。（《朱子全书》第七册，第50-51页。）而于《论语集注》中朱子只取尹氏、游氏二说作注（《四书章句集注》卷一，第51页），可见其注经前后的取舍之意。
[⑦]
详看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的《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九，《十三经注疏（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929页。
[⑧]《延平答问（下）》，《李延平集》卷三，第43页。
[⑨]
朱子《论语集注》此章云：“故观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恶，然又必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见其孝，不然，则所行虽善，亦不得为孝矣。”（卷一，《四书章句集注》，第51页）；另在《论语或问》中有云：“或曰：‘……为人子者，不幸而父之过有当必改者，以是为法，而隐忍迁就于义理之中，不亦可乎？’曰：‘吾尝闻之师矣，以为此其意则固善矣，然用心每每如此，即骎骎然所失却多，必不得已，但当至诚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隐忍迁就之云乎？至哉此言，足以警学者用心之微矣。”（卷一，《四书或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123页）
[⑩]《延平答问（上）》，《李延平集》卷二，第8页。
[11]
此解与《论语集注》中相同，可知朱子对于此条的理解与诠释前后一致。详看《四书章句集注》第55页。
[12]
语出《论语·述而》，详参朱子《论语集注》卷四，《四书章句集注》第103页。
[13]
语出《论语·里仁》，详参朱子《论语集注》卷二，《四书章句集注》第73页。
[14]《延平答问（上）》，《李延平集》卷二，第8页。
[15]《延平答问（上）》，《李延平集》卷二，第8-9页。
[16]
指归生许止弑君弑父之事，详参《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一（第1866页）和卷四八（第2087页）的内容。中华书局，
[17]《延平答问（上）》，《李延平集》卷二，第9页。
[18]
指“曾子事其父”，详参《孟子·离娄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84-285页。
[19]
此部分的论述可参看刘承相《朱子早年思想的历程》的相关部分，第202-206页。
[20]《延平答问（上）》，《李延平集》卷二，第15-16页。
[21]
朱熹此解与程伊川解相同，伊川《解》曰：“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六，《二程集》第1139页。）另按：其他诸家对“一贯忠恕”的诠释可参看朱熹所辑《论语精义》卷第二下的相关内容。（《朱子全书》第七册，第151-156页。）
[22]《延平答问（上）》，《李延平集》卷二，第16页。
在“海峡两岸朱子齐家思想与当代家庭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发表，2015年6月18日，福建武夷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