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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人生哲学

2005-12-23 10:07阅读:
陶渊明的人生哲学

在我国古代灿若星河的名人之中,陶渊明是非常独特的一位文人。他拥有着众多的崇拜者,他的人格、诗文、生活为历代文人向往不已。究竟是什么超越时空的独特魅力,扣住了人们的心弦。我想,应该是他的那一份洒脱,一份高韵,一份散淡,一份执着。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理想模式、一种理想人生、一种理想人格,他的言行、心灵、诗文,表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将千古文人所憧憬的人格理想以最朴实最完美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他成了东方文化模式的一种价值符号。所以,很多人都把陶渊明当作心理上文化的认同对象,在共同的传统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的涵盖下,把陶渊明当作自己精神密友,在他那里寻找到理想的影子。此文通过对陶渊明的生平家世、思想渊源和哲学基础、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人生哲学的特征、现代价值等五个方面对他的人生哲学的进行研究和探讨,试图找出陶渊明人生哲学的精神实质,探讨到底是怎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一步一步的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陶渊明的人生哲学包含的内容是丰富、庞杂,而且较有争议的,他的思想散落在他的作品中,须紧密结合其不同时代的诗文创作来看他的思想和人生的轨迹,探求其中的人生哲学。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研究陶渊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长期以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强烈的矛盾凸显,如何协调的发展已成为社会的一大课题。而这一切,我们似乎可以从陶渊明的身上找到启迪和部分答案。

一、陶渊明的生平与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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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的东晋时代,这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斗争。这种社会动乱不仅在社会上层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陶渊明生平和家世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彼此交融,给他的人生哲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名潜,又号元亮,自号五柳先生,卒后亲友私隘靖节徵士。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卒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享年六十三岁。
陶渊明出生于破落的官宦家庭,年幼时,家庭寒苦,八岁丧父,十二岁丧庶母,与生母、妹三人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接受了良好的文学艺术熏陶。
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祭酒是总管学府的学官,有名无实。当时的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加上州学里的情况混乱,倡导儒经的风气正盛,他接触到很多官场之弊,不符合自己的意愿,不久就自动解职了。这第一次出仕失败的挫折对于陶渊明信心和从仕的热情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生活道路。他辞官回家后不久,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主簿在魏晋时为将帅、重臣的幕僚长,地位很重要,也有实权,但他也辞谢了。这说明对他江州府里的情形是甚为不满的,决心不应征聘。就在这一时期,陶渊明感情上遭受了很大的痛苦,一同患难的第一个妻子去世了,留下了幼子陶俨。不久,他续娶了此后与他一生相伴,志趣相投的翟氏。
陶渊明出身寒族,但作为名将之后,胸怀用世之心。不久,桓玄占据江州、荆州,与把持朝政的司马道子父子对抗,而且能起用一些寒贱之士,颇得人心。安帝隆安四年(400),陶渊明出于家贫和支持桓玄政见的原因,在桓玄招揽人才之际,来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期间,出于本能的维护朝廷的想法,他对桓玄是抱有幻想的。公元400年,渊明担任使者赴京师履行请求朝廷出兵抗孙恩起义的使命。在建康,他明白了各派势力之间权力争夺的实质,不仅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对桓玄也起了疑虑。这样,他内心的热情消退,又开始思念园林的隐居生活了。从这一时期的诗中可以体会到他厌倦做官的的矛盾心情,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最终,他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同时也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陶渊明母病逝,他正好借此机会辞职,回家奔丧。在母丧居忧期间,陶渊明写了大量的田园诗,充满了对于农耕和收获的喜悦,不仅描绘了家乡的美丽景色,而且透露出了长期隐居山林,亲身农耕的信念。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和郭主簿二首》、《劝农》、《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停云并序》、《荣木并序》等。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陶渊明隐居中的思想矛盾,在字里行间隐藏着诗人的忧愁和焦虑的情绪,这也说明了他不是完全“静穆”的诗人。
元兴二年冬(公元403),桓玄篡晋,时局已经不能让陶渊明安静的做隐士了,他接到了刘裕的征召之文后,抱负满怀,立志去京师做一番事业。此时,他头脑中儒家“用世”、“济世安民”的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荣木》中道:“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①]为了讨伐桓玄,元兴三年,渊明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刘裕出身寒贱,政治上有些魄力,在用人上徇私情,奖惩不当。入幕不久,渊明看到刘裕刚取得一些胜利便为了剪除异己做了不少丑恶的事情,对其人及其行事感到失望和厌倦。另一方面,他仍然希望自己思想和性情都保持真醇,不愿意受拘禁。元兴三年底,他离开刘裕,转到江州刺史刘敬宣麾下做参军。这一年三月,晋安帝复位,改元义熙,国家局面初步稳定。在为刘敬宣送辞呈表至京城之际,他写下了《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诗。在刘敬宣降任时,他也随着就辞职还乡了。
陶渊明的家乡虽然山水秀美,园田肥沃,但因官僚腐败和连年战乱,农民负担着沉重的赋税,加上风雨不调,庄稼歉收,农民的日子很苦。陶渊明的孩子多,也面临着生活的窘迫。在家乡住了四个多月之后,一方面迫于生计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想为国家干点事,他风趣的对亲友说:“诸位,我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②]意思是想做官好为将来的隐居提供点经济基础,表明这时他的夙愿已在隐居。同年的秋天,在叔父陶逵(时任尚书)介绍下,他出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浔阳郡派遣邮来到彭泽。督邮是郡官,代表郡守督察各县乡,宣达上令,纠举县乡违法之事。按陶渊明的性格,是很讨厌官场礼节的,对督邮的到来不以为然。但按当时的规矩,只要是上一级官员来了,县令都必须穿戴整齐的官服率众官迎接,所以属吏说:“当束带迎之。”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于是当日就授印去职。[③]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掉彭泽县令后结束。在这个月,他非常疼爱的程氏妹去世了(庶母所生)。
第二年,陶渊明在上京定居下来,垦殖荒亩、亲事农耕,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在归田之初,他生活尚可,他特别嗜酒,饮就必醉。只要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共同劳动,维持生活。这一年春末,陶渊明写下了《归田园居》五首,描绘了一幅老子曾构想过的小国寡民的图景。五月份,正值程氏妹祭祀之时,他写下了感情深沉的《祭程氏妹文》。408年,他进入四十四岁时写下了《责子》诗,曲折的体现了无法忘怀世情,对命运自哀自叹的情绪。
同年的六月中旬,陶渊明遭受了一次很大的打击,他的住宅失火烧得精光。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中描绘了失火后的情形,由于没有房子住,全家只好躲在一条船上避风雨。但即使如此,他仍道:“贞刚自有质,乃石乃非坚”,表达了自己坚决隐居的志向。为了临时居住,陶渊明在附近盖了几间茅舍,为了维持生活,他只有把希望完全寄托于辛勤劳作。这一时期,庐山的慧远在东林寺结成了白莲社,渊明的朋友刘程之(遗民)想邀他入社。在当时,佛教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但陶渊明对佛教宣传的苦身远欲戒律和离尘遁世不满,所以对入社表现淡漠。
东晋安帝义熙七年辛亥(411年),陶渊明举家迁至南村。在《移居》二首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南村他有许多谈得来的朋友,如张野、刘遗民、颜延之、殷景仁等,他还被称为“寻阳三隐”。但在仕与不仕的问题上仍体现了他与一些朋友的理想分野,在各种劝说中,他态度十分坚定。不久,渊明的从弟陶敬远病逝了,在《祭从弟敬远文》中,陶渊明受到的精神打击可见一斑。在前面我们提到了东林寺慧远的白莲社,慧远于义熙八年(412)在庐山刻石立佛影,写下了《万佛影铭》,表现了他的唯心主义有神论和往生净土等虚诞说教。陶渊明在次年写下了《形影神》三首,以精辟见解的和深刻的唯物主义思想予以驳斥。
陶渊明隐居农耕写下了大量格调清新,真实优美的田园诗,开东晋诗风之先,被后世尊为“田园诗人之祖”。在他五十四岁时,曾“有诏征著作郎,称疾不到”。[④]宋永初元年(420年)晋宋易代,刘裕称帝,陶渊明悲愤不已,写下大量的咏史述怀诗,发泄愤懑不平的情绪,显示了他“金刚怒目”的一面。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的《桃花源记》诞生了,体现了他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在他的晚年,贫病交织,生活极为困苦,但他贫老而不辱志,对于不志同道合的官员仍然抱着不合作的态度。江州刺史檀道济看他,劝他做官,并送了许多梁肉,他却“麾而去之”,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
公元427年冬天,陶渊明在贫苦艰危及孤苦寂寞中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在去世之前他还怀着对生死十分达观的态度写下了《挽歌诗》三首和《自祭文》。
(二)陶渊明的家世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的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做过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陶侃出身孤贫,但从小就有“远纲维宇宙之志”,受到众人的赞美。母亲湛氏十分贤明,曾有截发供客、封书还鲊的佳誉。湛氏以儒家敬业修德、严于律己的信条要求陶侃。陶侃在母亲的帮助下入仕途后,谦卑勤勉,勤于政务,终于因军功而显贵。他珍惜时光,在生活态度上务实,爱惜物力,并公开批评社会上虚谈废务之风。陶渊明为陶侃的济世功勋、务实精神、方正作风而倾倒。家世环境同时代潮流一样对陶渊明的思想性格有重要的影响。东晋是个门阀之风最为鼎盛的时期,洒脱的陶渊明也不能免俗,在《命子》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但当时陶侃在门阀世族的眼里仍然是受轻视的,曾被骂“溪狗”。陶家的实际地位本就不高,加上门阀的排挤和后来家族内部的同室操戈,导致陶氏的家世急剧沦落。陶渊明的祖父据《晋书》记载,当过太守,而父亲官职低微,在《命子》中说:於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可以看出他父亲性喜虚无恬淡。
外祖父孟嘉是当代名士,他自然潇洒的风神深刻的影响着陶渊明的精神气质,渊明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孟嘉是他的外祖父,同时也是陶侃的女婿,也就是说,陶渊明的生母即是陶侃的外孙女。孟嘉温雅平和,名冠乡里。他曾被庾亮辟为庐陵郡从事,有次庾亮召见询问当地的风俗,他却回答:“嘉不知,还当问从吏。”庾亮不以为忤,举尘尾掩口而笑说:“孟嘉故是盛德人也”。由此可见,他的处世作风与陶侃迥然不同,具有不以俗务萦怀的名士风度。后来他迁任桓温长吏,在日常生活中不计具体得失,有了体悟就驾车而往,观赏景色,畅饮美酒,重在得意。[⑤]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散淡情怀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高远神韵与孟嘉的风度暗合。在哲学观上,孟嘉崇尚老庄的自然之旨,所以认为“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原因就在于“渐进自然”,越近于自然,近于本色,就越有价值。这一点上陶渊明的体悟最深,在他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称赞了孟嘉寄情世外的名士风度,抒写了自己的胸怀和理想,是他终身不仕、寄迹田园的思想先导,也为他渐进自然的理想埋下了伏笔。
陶渊明的续娶妻子翟氏出身于浔阳翟家,也是当时的隐逸之家,所以她与陶渊明“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一生耕织相伴,感情甚笃,也坚定了陶渊明的归隐之心。另一个对于陶渊明十分重要的人是从弟敬远,和渊明同耕共读,关系极为亲近。敬远与渊明的性情相近,感情融洽,尤其是他不理睬世俗的议论全力支持陶渊明,使渊明引他为知己。
陶渊明幼年接受了文化艺术的熏陶,能大量的阅读古籍和较深入的了解历史。受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思想。陶渊明年少时有建功立业的大志,这在他很多诗中都有体现,如“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饮酒》诗第十首)“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第八首)在仕宦的历程之中,他亲眼看到皇室和门阀贵族种种专横暴虐、贪婪腐败,感觉做官实在与自己平生的志向不符,厌恶朝廷的黑暗、官场的腐败、门阀贵族的欺压,虽有“济苍生”抱负,但最向往的还是隐居山林、躬耕田园的生活。同时,他明显的对少时接受的孔儒思想有了怀疑,对于孔子“忧道不忧贫”的教诲感到“瞻望邈难逮”,诗歌也流露出老庄的倾向。在他下定决心隐居后,内心中最难面对的是圣人的遗训和功业浩荡的先祖。另一方面,陶渊明的隐居也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道家的深刻影响分不开。在两晋时期,名士隐居不仕是一种社会风习,许多有成就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都避世隐居。这种隐逸之风反映了朝政昏聩、吏治混乱和社会动荡不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黑暗的一种扭曲的产物,是对社会政治不满和变相的反抗形式。在归隐的生活中,为了排解情怀,坚定自己终身躬耕的意志,陶渊明写下了荡气回肠的《归去来兮辞》。诗中通篇在写诗人还家之乐,但却掩饰不了其内心深处的巨大苦痛,他内心里仍然根植着“入世”的愿望。老庄的思想体系深深影响着陶渊明,在远离世俗的大自然环境中,他找到了自己真性所在,任自己的性情毫无拘束的发展,形成了自己坚持不懈、忠贞不渝的人生哲学,那就是在生活中任凭自己的性情生活,实现自己的个性的“性情自然说”,同时,在与佛教某些思想的论争中,他形成了以神灭论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进步哲学观点。在陶渊明从事农耕之后,他的诗歌风格开始了第二次较大的变化,开始真正的歌颂农田劳动,在他的诗《和刘柴桑》、《酬刘柴桑》、《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他关心土地,关心作物的生长,非常愿意与田家父老接近,情感已经向农民靠近了,这缘于他穷苦的出身和坎坷的生活经历。他不断的强调力耕务农,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当时世俗的追名逐利与不求实际的空谈风气的反对,这是陶渊明作为一个封建的知识分子极为难能可贵之处,也是伟大之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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