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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河南大学代理校长、教务长郝象吾先生生平

2019-05-18 20:37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163789535

不知为何，该文两次被无故删掉，这次再次发文，本文注释却无法编辑，说是有敏感词？莫名其妙！不知新浪博客是怎么管理的。
为科学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我的父亲郝象吾先生生平
郝立德 郝立人
国立河南大学代理校长、教务长郝象吾先生生平

郝象吾先生，原名郝坤巽（英文名k.s.Hor），1899年8月16日生于河南省武陟县西陶乡南东陶村一个比较贫困的半耕半读的农民家庭。1917年公费出国留学，获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历任中州大学、南京东南大学、第五中山大学、河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曾任河南大
学农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河南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1952年4月14日病逝于上海，享年53岁。
先生生活的时代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他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为河南省第一批派往欧美的留学生，成为中国最早的基因遗传学理论的传播者，最早的农业育种学专家，成为河南省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奠基人之一。他在一生中，饱尝了战乱频仍、颠沛流离的艰难与困苦，然而他献身科学教育事业、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决心矢志不渝，百折不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回顾先生的一生，对于我们今天生活、工作在优越得多的条件下的后来人来说有很大的教育和启迪意义。

一、聪明好学、刻苦奋进的青少年时代
先生诞生的时间正是清朝末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失败的那一年。虽然变法未成，但全国维新的浪潮势不可挡，各地都在“废科举，兴学校”。先生从小在家里跟着其父和祖父读一些“四书、五经”等古书，这些已远不能满足他日益增长的求知欲望。他渴望学习更好的“新学”知识，其父便把他送进当时县里唯一的最高学府——小学堂。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当时的许多“新学”。1912年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的第二年（他13岁那年），从省城开封传来了创办“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好消息。招生对象为12—16岁的毕业生，从预校毕业后择优公费选送欧美各大学留学。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遇呀！当时许多求进步的中国人都认为努力学习西方是一条救国之路。先生在校成绩十分优异，他下定决心到省城报考留学欧美预备学校。首届英文班全省录取140名，先生也被录取了，全家人和邻里乡亲们也都为他而高兴。先生高兴之余，面临最大的难题是经济问题。当时家中只有10多亩地，没有别的收入，到远离家乡的省城上学自然要花不少钱。其父下定决心，借债也得让先生到省城上预校。乡亲中也有愿借钱相助的。加之，先生从小就养成了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好习惯，从不乱花一文钱。所以，在家里和乡邻的倾力支持下，先生总算在1917年顺利完成了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学业。
先生在预校学习期间，不仅生活上艰苦朴素，节约每一文钱，而且在学习上也是异常刻苦努力的。当时预校课程设置繁重，除每周6节外语外，还要学好26门基础课程，学习任务非常艰巨。校长林伯襄是一位铁而无私的教育家，对师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不讲情面。但由于先生学习十分用功，所以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不但英语学得好，而且国文（语文）成绩也非常优异。他的作文在全班经常受到表扬。某次教师出题评论一位古代历史人物，先生在文章中发表了很有独创性的见解。教师在批语中大加鼓励，有“眼大于箕，识高于顶”，“令人拍案叫绝”等字句。
1917年夏天，先生从所在的第一次（届）预校英文班毕业，参加全省举行的公费留学生考试。当时国内各大学、专科学校的河南籍学生也参加了这次选拔考试，而全省仅录取30名，但先生在激烈地竞争中仍顺利通过了这次先拔考试，进入了河南省第一批公费派遣欧美留学生的行列。

二、远渡重洋，进入科学殿堂。身在异乡，心系祖国
国立河南大学代理校长、教务长郝象吾先生生平
1923年摄于美国

1918年，先生踏上了赴美求学的征程。那时赴美要在太平洋上坐一个月的轮船，才能到达地球的另一边——美国。先生被分派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学习。怀着“科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先生对自然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很感兴趣。他学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以基因理论为基础的以孟德尔、摩尔根为代表的遗传学说潜心钻研，认为这种理论对动植物育种以及医学防治疾病关系极大。在学习期间曾在美国《科学》杂志注释11922年4月发表论文《一个新的大麦品种的显著特点》，毕业回国后在中州大学时曾在美国遗传学会所办杂志《遗传学》注释21924年5月发表论文《大麦遗传因子的相互关系》。经过6个年头的学习钻研探索，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哲学博士学位。
在此期间，先生为了科学救国的理想加入了中国科学社注释3，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里，积极参加科学社组织的各种活动，从事遗传学研究和经济植物学分类研究和科学知识的传播。发表过《相关变异和植物育种》、《心性遗传之证据》等数篇论文。
在美国的学习期间，他仍非常关心着自己的祖国，1922年5月26日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丙辰学社、新生社、曙光社、工学社、中国科学社、明星旬刊社等团体的旅美成员一起，在旧金山的柏克利正式成立了一个团体“美洲中国文化同盟”，郝象吾作为科学社的代表加入团体。康白情注释4、孟寿椿被推举为主要负责人，郝象吾负责交际。５月２８日，“美洲中国文化同盟”与致公总堂注释5签订了合办中文报纸《大同报》，推荐张闻天注释6为编辑，张未到任前郝象吾为代编辑。《大同报》的“发达实业，振兴教育，实现自由平等为增益之宗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22年9月与康白情及40多位留美学生在旧金山《大同报》上联名发表了文章《制宪庸议》，郝象吾为主笔之一。详述了对国家政体的看法和建议。该文章在国内《晨报》等多家报纸上连载。引起很大反响。
1923年元旦刚过，郝象吾就同张闻天、须凯联名作《质问胡适之先生》注释7，批驳胡适在《努力周刊》第３０期上对中国留美各大学学生发表的《制宪庸议》的责难，反对胡适的联省自治的主张，指出胡适的主张不过是“为武人割据加上一层宪法保障”。
先生在海外生活6年，在美国那样的花花世界里，他仍然保持着一个农民儿子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尽管当时能领到的公费不算很多，但他想到的是家里为他上学借的债，他还经常在假期参加勤工俭学，把省下来的钱寄回家中，偿还欠亲友们的债。直到他回国时，总算把欠债还清了。他就是这样节俭自律。

三、把青春献给中国的科教事业
国立河南大学代理校长、教务长郝象吾先生生平
1930

先生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乡亲们为了表示对他的庆贺，着实热闹了一番。听老人们说，乡里唱了几台大戏，并在我们家的门上挂上了一块“博士第”的匾额，反映出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对知识和文化的渴求，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尊崇与厚望。
热闹过后，先生抱着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传播开来，为办好大学教育、为祖国培训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的理想，1923年他以一位年轻博士的身份，开始在河南农业专科学校工作。不久该校与一所政法专门学校和他的母校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合并为中州大学，先生即在中州大学任教，为中州大学生物系主任，成为当时大学里最年轻的教授。他不穿西服，衣着仆素，再加之年轻，常不被学生当成老师。有些学生竟在校大门口问他：“你是几年级学生?”待到上课时，郝象吾出现在讲台上，学生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老师。1926年因军阀混战中州大学停办，先生又应聘为南京东南大学教授。
尽管他在东南大学获得比较优厚的待遇，但他还是很想回到河南来，振兴河南教育科技事业，造福河南，以报答乡亲们的厚望。1927年中州大学复课改名国立开封中山大学，先生在同乡、留学生同学的盛情邀请下，返回开封中山大学任教。1930年9月“中山大学”又正式被命名为“河南大学”。经过近10年的努力，河南大学终于建成了包括文、理、法、农、医5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郝象吾先生任第一任农学院院长及理学院院长，在这两个学院的建设上，他几乎耗尽了自己的心血。先生认为，理科各科建设的重点在于完善的仪器设备和聘请名流教授；农学各科重要的在于要有较好的实习实验场地、工具设备。这些都需要足够的经费、土地，需要用百折不回的努力去争取。抗日战争爆发前，河南大学农学院已在开封南关建设一个占地700多亩的农艺、果林、蓄牧基地。先生所授课程，除理学院、生物系许多必修课外，他所授的“遗传学”亦规定为农学院各系学生的必修课程。
正当河南大学经过10年努力，在建设规模上，在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培养上初见成效之际，一场民族大灾难降临了。
国立河南大学代理校长、教务长郝象吾先生生平


左起第二人是第一任农学院院长郝象吾先生，穿浅色条文旗袍的是其夫人李惠英女士。

四、四处搬迁，在风雨飘摇的艰辛岁月中坚持办学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沦陷，日寇铁蹄践踏了黄河流域，开封已没有一片土地能安放河南大学的课桌。在这年冬天，河南大学开始搬迁，最初农、医两院迁往镇平，文、理、法和校本部迁往鸡公山。后来豫南战争吃紧，学校于1939年长途跋涉，跨越伏牛山抵达嵩县。除医学院留嵩县县城外，校本部和其他各学院均迁往嵩县的潭头镇。1944年5月日寇进攻豫西，国民党汤恩伯军队节节溃退，5月10日日寇突然袭击潭头镇，河南大学遭受重大损失和伤亡，在仓皇中撤离嵩县潭头，在伏牛山中辗转一个多月，又聚集在豫、鄂、陕三省交界处的淅川县荆紫关镇。到当年11月份，停顿了半年之久的教学才恢复起来。不料到了次年即1945年3月，日寇进攻南阳、西峡、淅川一线，使河南大学在省内已无立足之地，全校师生员工及其家属被迫经商洛、越秦岭向西安、宝鸡方向转移、集结，最后于1945年下半年在陕西宝鸡、石羊庙、姬家殿开学上课。这时日寇已无条件投降，8年离乱总算结束了。同年11月，河南大学迁回开封。在这辗转迁徙8年，行程总计两三千里中，河南大学师生及其家属经历的种种危险、苦难真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所难以想象的，郝象吾先生处此困境仍然坚信抗战必胜、侵略者必败，总是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记得我们逃到潭头西南大青沟时，一位教授去找先生闲谈，他们还是谈笑风生，认为困难总会过去。
郝象吾先生这时已过不惑之年，除了战乱危险外，他的身上还肩负着两副沉重的担子。一副是学校领导的重担；一副是家庭负担。在这8年中，先生1941年下半年任河南大学教务长职务，参与学校的领导，负责学校的教学业务。在先生的观念里，学校的工作与教学永远是第一位的。虽然是逃难，但到了一个地方，只要条件允许，应该尽快安定下来，迅速开学上课。当时要做到这一点，的确是不容易的，要有一定数量的教室，还要有实验室、实验场。先生的责任心是很强的，他废寝忘食、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在每一个新搬迁点更好地完成开学上课任务。他每次都与其他领导人和同事们一起努力，较好地完成了这些艰巨的任务。例如：初到荆紫关时，由于事先毫无准备，食宿极为困难。4个月后，才将师生分别遣送到指定房舍，组织了伙食团，生活才逐渐安定下。王广庆先生于10月间引退辞职，由张仲鲁先生接任校长。张先生亦知诸事难办，迟迟不肯就职。学校教务长郝象吾等人，经匆匆准备，至11月间，停顿半年之久的教学工作又恢复了起来。师生们因陋就简，以农舍、席棚为住处，屋檐、树下为课堂，石块为凳，双膝为桌，开始了艰苦的学习。
流亡时期，文学院各系课程设置变化不大，而理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则受到仪器、设备等条件的限制。尤其是潭头事变后，图书、仪器损失较大，有些课程缺乏师资，难以开设，教学工作不得不因人而宜。许多教授往往是一人开设一门甚至几门课程。郝象吾先生亲自教授的有植物生理、遗传、育种等课。在潭头遭到浩劫，迁到荆紫关后，学术活动仍坚持不辍。同时，在荆紫关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期终考试依然按期进行。
所以当时和后来有许多人不无自豪地赞叹：“河南大学在强敌屡次侵犯面前是一所打不烂、摧不毁、拖不跨的大学，真像开封的铁塔”。郝象吾先生为此付出过多少辛劳与心血啊！的确，自1938年春迁出开封，河南大学几度搬迁，不但教学科研活动相对正常河南大学年年有学生毕业，就连招收新生，一年也没停止过。1944年，学校仓促搬到荆紫关，8月份，仍然举行了招生考试。，1943年前招生是全国统招，1944年、1945年，为了不让河南省的高中毕业生无学可上，河大单独挑起了招生的重担。1942年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将省立河南大学改为国立河南大学。河南大学想方设法留住现有人才，克服种种困难，使教学工作持之以恒，科学研究力求创新。其间教育部考绩，河南大学名列第二，上课总时数为全国之冠。1944年，经国民教育部综合评估，河南大学的教学、科研及学籍管理，又以优异的成绩被评为全国国立大学第6名，这是中国抗战教育史上灿烂的一页。
郝象吾先生对科研及教学非常认真，为人极其廉洁清正。先生虽然担负教务长领导学校的重担，但对所教的课程，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是精益求精，每次讲授之前都认真备好课。当时授课条件是很差的，也没有固定的实验室、恒温箱，他从潭头跑出时，为了保存遗传学实验的重要材料——果蝇的生命，他竟然把果蝇装在小盒中，带在身上，用自己的体温保存果蝇。先生为人非常诚实廉洁，甚至连私人写信的信纸都不用公家的。先生对学生的要求一向十分严格。记得在宝鸡石羊庙，住在农户家，也无办公室，他每次考试出题（可能是招生题），为了防止家人外泄，他就把他的住室插上门，不让我们进去。
8年中，先生肩负的另一副重担就是经济重担，而且一年比一年更加沉重。我家当时算起来，包括祖父母以及父亲的兄弟姐妹，已有20多口人，全靠他一人的收入维持。当时国统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要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只好分流人口，多找门路。然而先生总是乐观地对待这一切，总是用孔夫子赞美颜回的话来勉励安慰家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在潭头七七中学上高中时，先生为了使我能够减免学费，还亲自到七七中学教高中英语。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修养一直很好，小时不仅常教我们朗读、背诵李、杜诗词名句、名篇，他还经常给我们讲《昭明文选》。记得就在逃难途中，在荆紫关的简陋住室内，他还给我们讲《两都赋》、《二京赋》，从此可以看出他的乐观主义心情以及对古典文学的爱好。
郝象吾先生出身较为贫寒，刻苦勤奋、为人诚恳朴实，将自己所学专业以及教育科研事业视为生命。全身心的投入。是各方公认的德高望重的学者。例如：
1944年共产党河南省地下党的负责人郭晓棠注释8在”延安整风抢救”时期，于被囚禁审查之中以萧棠为笔名撰写的“河南历史”注释9约十万余字的文稿中,关于河南教育界的论述中提到：“（河南大学）1942年后，负实际责任的是教务长郝象吾，河南武陟人，留美生，生物学博士，以研究小麦种子改良得此学位，人称之为“小麦”博士。自创办大学起，即任教授，已二十多年了。为人本是忠厚朴实的学者。”
据方西峰女士于南京档案馆查阅资料注释10，1943年11月“教育部所属机关学校人员考察表”（2），对国立河南大学教务长郝象吾的逐项考查，在“确实优劣事迹举例或说明”一项记载：
“努力职守以身作则（92分）、立身行己有节有操（94分）、认定事理始终如一（94分）、气度雍容儒雅（90分）、论事论理见解鲜明（94分）、全校师生同深信仰（92分）、对于临时偶然事件发生能当机立断因应咸宜（94分）、严守法令恪尽职责毫无因循敷衍之习（94分）、事无巨细措置咸宜（95分）”。平均分数为93分。但是据查阅其他人资料中，平均分数为80分左右者为多，比较而言郝象吾教务长就出类拔萃了。
根据当时共产党河南省负责人以及民国政府教育部等各方对先生的评价，教务长郝象吾先生就是各界公认的老河大学人中，品德学术双优的代表人物。

五、抗战胜利后的困惑
国立河南大学代理校长、教务长郝象吾先生生平


1945年12月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河南大学师生终于重返开封
1945年底，在外流亡8年的河南大学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开封。先生仍兼任教务长。学校表面上扩大了，拥有文、理、法、农、工、医6学院，然而之后的连年内战，致使物价暴涨，民不聊生。中国向何处去？河大向何处去？先生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先生对国民党失望了。
在这种情况下，先生对时局陷入了困惑，主要精力除了教好自己的课程外，就是撰写一本名叫《演化与优生》的书，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分析观察研究优生优育对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他让我为他抄书稿，后来印成册。他过去曾在河南大学学报上发表过《永久文化与优生运动》，并在校内开设过“优生学”课程。一般认为，他是中国现代最早提倡优生的学者之一。他所写的这篇《演化与优生》的书，现在都已找不到了。
郝象吾先生在校长的领导下，与同事们一道对学校的教学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根据二、三十年的教学经验和体会，进行了修编和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有条不紊的教学体系。为保障学校的教学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8年夏天解放军攻克开封，而后旋即撤离，为躲避战火，郝象吾先生又随校搬迁到苏州。因陋就简勉强开学上课，这时师生员工们的生活真是到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地步。到了1948年底，国民党各级官员们已各自找出路，作鸟兽散，无暇顾及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辞职，由郝象吾先生任代理校长注释11。在这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为了充分的发扬民主，师生推荐由郝象吾、马非百、张静吾3位先生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校务，由郝象吾先生全面负责。在艰难的环境中，设法尽量保证学校的教学运转，保障学校的师生员工的安全，保障学校的财产不受损失。1949年3月“三人小组” 因故集体辞职。由学校各方民主举荐产生的方镇中为主任委员的校务维持委员会负责校务。郝象吾先生等都不主张迁校。学生会的领导权已经由中共地下组织掌握，开展了反对迁校、保护校产的斗争。所以很快，河南大学财产基本未受损失，完整地回到河南人民自己的手中。
河南大学实行的是三长制，即校长之下设三长（教务、训导、总务）。教务长负责全校的教学业务。郝像吾先生在河南大学任教二十七年间，学校走马灯似地换校长，大学因各种原因换了十八任校长。在他担任教务长后又经历了四任校长。平均一任校长只有一年多时间。难怪当时中共地下党河南省委负责人郭晓棠在所写的“河南历史”里说（河南大学）1942年以来实际负责任的是教务长郝象吾。
先生担任学校的教务长，负责全校教学业务。当时有些校长为了逃避责任，多年来每当学校出现问题，就离开学校，让先生担任“代理校长”。郝像吾先生坚守自己的职责，坚持把教学工作放在第一位，再大困难也从未放弃过。如：在荆紫关、西安、宝鸡、开封等校长不在时，他担任代理校长。认真负责的处理学校的教学和其他各项事务。确保学校在艰难的环境中顽强的屹立着。先生确实是谦谦君子忠厚朴实的学者风范，虽然多次担任代理校长，但却从未上下打通各种关节去争当校长。
郝象吾先生自1923年大学开办即任教授、兼主任、农理两院院长、教务长（代理校长），二十七年来，尤其是担任教务长的八年中，正是抗日战争学校流亡和解放战争期间，学校处于极其艰难的时期，先生竭尽毕生精力鞠躬尽瘁对河南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风雨飘摇中的河南高等教育及科研事业劈波斩浪的中流砥柱。

六、迎来新中国，不幸中年早逝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先生从困惑和迷惘中走了出来，通过学习逐步认识到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希望之所在，要办好教育，要发展科学，培养真正的人才，必须有好的社会制度，中国才能真正进步。他认识到中国从今以后再也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国家，中国将越来越强大。
1949年下半年，他在上海的一些留学生、老同学、老科学家、生物学家通过当时任上海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先生向我父亲发出邀请，聘请先生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郝象吾先生内心非常纠结，他抱着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传播开来，振兴河南教育科技事业，造福河南，以报答乡亲们的愿望，二、三十年来先生从未离开过河南大学（除1926年军阀混战学校停课，才去了南京东南大学一年）。但考虑河南当时的教育界的环境和气氛，迫使他不得不离开，他决定应聘去上海，等到在条件合适时再回河南，服务于河南的父老乡亲们。他与他的学生和同事王鸣岐教授先后应聘到复旦大学担任教授。
先生到上海后，通过学习，以一个50岁的人，像恢复了青春一样，不仅努力学习政治，教好课，还努力学习外语。他已熟练掌握了英、德、法三门外语，他认为过去对苏俄了解很少，不懂俄语是一个缺陷，他买了很多学习俄语的书，不到两年已经能阅读俄文科技书籍。
当时大学受到前苏联科学界李森科事件错误遗传学理论的影响，认为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理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是“唯心主义的”。父亲为探求真理，阅读了很多俄文有关书刊，他认为基因是客观存在的，不能以米丘林的理论否定客观存在的科学真理。
先生原有高血压症，在战争环境中没有得到很好检查、治疗，而且操劳过度。在1952年4月14日学习时发生突发性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4月14日21时逝世于上海。
当前从世界范围来看，遗传基因理论在生命科学领域已有很大发展，并在农学、医学等各个领域内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先生如果再活上几十年，把自己的精力用于探索这一方兴未艾的科学领域，一定会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不过个人的生命再长也是有限的，他毕生在教育界、生物学界培养出的一代又一代新人正在成长起来，他如果死而有知，一定会含笑于地下。他的科教兴国的崇高理想，正在中国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
2015.5

作者：
郝立德：郝象吾之子，1930年生，河南大学生物系毕业生，48年在河南大学加入共产党。原开封人民警察学校教研室支部书记，2011年元月去世。
郝立人：郝象吾之子，1946年11月生，河南师大物理系６９届毕业生，原郑州市电业局副局长（93-06年），党委委员。高级工程师、河南省第八届人大代表、郑州市电力行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郑州市电机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多年从事电力生产运行、工程建设、自动化、用电管理、经营管理等工作，先后参与、主持、组织过一些电力科技攻关及经营管理项目。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电力局奖励。06年底退休，后受聘于河南立新监理等公司任职。


注：
该文是在郝立德的所写原文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对内容进行了补充完善。抱着尊重史实，有确实依据。对于依据不足的事，为慎重起见，在确实调查落实之前暂不予写入。

郝象吾先生，1922年7月曾参加“五四”时期最重要的全国性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注释12，1925年该组织停止活动，时间较短，未收集到先生参加重要活动的资料。在河大担任院长后被要求加入国民党，后又被拉入复兴社。但作为一个学者从未参加过政治活动。正如1944年当时的共产党河南省委负责人郭晓棠评价为：“为人本是忠厚朴实的学者，过去是不问政治的。大概在1934---1935年间，被人拉入复兴社，成了复兴社的傀儡。即在以后，据说他也不大谈政治的”。根据我们知道的情况和收集到的资料，这就是他的为人。因此文中没有叙述相应内容。为全面的了解一个人，在此予以说明。

注释：
1 《科学》（Science） 是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出版的一份学术杂志。这本杂志主要刊登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刊登各个学科的原创论文。同时也刊登关于科学的新闻、关于科技政策、科学家感兴趣的事务的观点。《科学》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杂志之一，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英国出版的《自然》杂志。

2 《遗传学》（Genetics）1916年创刊，全年12期，刊载遗传进化、突变、细胞遗传、分子遗传和人口遗传等方面的研究论文。是世界遗传学方面最权威的学术杂志。由美国遗传学会出版。
美国遗传学学会Genetics Society of America（GSA）1931年成立，由5000名遗传学领域的专家和对其有兴趣的教育人士组成。为了促进遗传学相关知识的传播，美国遗传学学会不仅出版了《遗传学》一刊，也赞助了各种聚焦在遗传学内生物机体广泛使用的科学性会议。

3 中国科学社：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由一群中国留学生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办。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等9人，任鸿隽任社长。1918年迁回国内，设总社于南京高师，创办中国的《科学》杂志。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申明“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中国科学社以后又发行了《科学画报》、《科学译丛》等刊物，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1928年定址上海。在全国设有分社或支会。社员多为科学、教育、工程、医务界人士。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科学社虽然是一个私人学术团体，但是自成立以后，就成了我国科学事业最权威的领导机构，这与英国皇家学会非常相似。到了1948年，任鸿隽曾说：“在计划科学成了流行政策的今日，私立学术团体及研究机关，有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可以保存一点自由空气，发展学术天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社就失去了其权威地位，到了1959年，该社停止活动。

4 康白情：他是新潮社和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五四运动擎旗者，新文学运动的发酵人物，，思想解放的先驱，他的新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他是李大钊、黄日葵的密友；他介绍毛泽东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孙中山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而不允，却在美国组建“新中国党”；青年时代光彩夺目，后半生却消极无为，这个谜一样的人物就是康白情。

5 致公堂，又称义兴公司、洪门，是清末海外华侨会党组织。清咸丰、同治年间成立，总部设于旧金山，在各地设有分堂，以反清复明为帜志。1904年（光绪三十年）孙中山为联络华侨而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接受“洪棍”（洪门称“元帅”为“洪棍”）之职。旋赴北美，在总堂大佬支持下重订章程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实行会员总注册，试图使其成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团体。1905年由爱国华侨司徒美堂任总监督。1911年（宣统三年）曾与同盟会联合组成洪门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筹款支援辛亥革命。后发展为中国致公党的前身。

6 张闻天（1900－1976），江苏省南汇县人，曾化名洛甫，字闻天。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35年遵义会议上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代替博古负总责，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直至1943年。1951年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上，被错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含冤病逝。1979年8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

7 摘自：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和《张闻天传》

8 郭晓棠：（1910—1969），河南省沁阳市紫陵镇西紫陵村人。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郭晓棠代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他在主持河南省委工作期间，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在贯彻白区工作方针、培训游击干部、做好统战工作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并撰写了《关于大后方反对顽固派的斗争经验》，对白区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中央根据陈云的建议，在中央政治局下设“白区与统战工作小组委员会”，共3人，郭晓棠是其中之一。
　　1943年4月3日，在整风审干中，康生硬把河南党诬陷为“红旗党”，大搞逼供信，竟对郭晓棠等河南党的主要负责人关押审讯，并停止组织生活，使他们蒙受不白之冤。郭晓棠亲自写了《上毛主席书》，为河南党员干部申辩。经甄别复议，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郭晓棠的党籍。帅孟奇同他谈话时，表扬了他在停止组织生活期间仍积极为党工作的坚强党性。后曾任开封师院副院长兼教务长、郑州大学副校长、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等职。
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1日，郭晓棠蒙冤去世，终年59岁。1978年12月21日，中共河南省委在郑州为郭晓棠举行追悼大会，陈云、粟裕和省委、省革委、省军区、省政协送了花圈。

9 “本书稿系郭晓棠同志在1944年4月“延安整风抢救”时期，于被囚禁审查之中以萧棠为笔名撰写的“河南历史”（1922~1942年）的文稿，约十万余字。
在该文稿中，晓棠同志采用鸟瞰式的素描的手法为读者描绘了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初，在河南省这片广袤大地上所展现的一幅幅纷繁而壮阔的历史图景。书稿的写作，是作者在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环境中，在得不到任何参考书籍和资料，也不能与任何人交流和讨论，还要不断接受党组织的审查和训问的条件下，仅凭个人非凡的记忆能力与深厚的理论功底，用简洁的文字和通俗的笔触，全面地回忆、分析和概括了在那动荡的历史年代中，河南省社会状况的各个领域以及它们的变化历程，文稿中仅涉及的历史人物就有千人之多，这不能不令人产生一种匪夷所思的惊奇。”----该段文字引于郭晓棠先生之子郭青苔《至人无为文集》
本文表现出了一位杰出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的惊人的才干，认识事物的超群的能力，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的坚定的立场。实在令人敬佩。

10 摘自：方西峰女士的“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九”。

11 据2000年在台北出版《姚从吾先生年谱》王德毅编著（经销及印刷所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十四页：
“先生以健康关系请辞河大校长职务之意益坚……至十二月（笔者：1948年12月），教育部始特准先生所请，河大校务暂由教务长代理。”

12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全国性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发起人有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等人，1919年7月1日正式在中国北京成立。学会出版有《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等刊物。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入会条件比较严格，根据资料统计，先后入会者121人，与会者多数都是知名人士，少年中国学会无疑是当时最富理想和朝气的青年团体。这个被蔡元培赞誉为“最有希望之团体”的组织，容纳了一大批意气风发、忧国忧民、心系苍生的青年才俊。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毛泽东、张闻天；有后来成为国民党要人的周佛海、杨亮功（曾做考试院院长）、吴宝丰（曾任教育部次长）；有后来成为国家主义派重要骨干的曾琦、左舜生、李璜；有成为音乐家的王光祈，有文学家朱自清，有戏剧家田汉，有诗人康白情；有哲学家方东美，还有像许德珩等等一大批在近现代史上熠熠闪光的人物。他们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25年学会作出改组决议，并发调查表征求会员对学会宗旨和改进会务的意见，后因意见不统一，改组无法进行而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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