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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元前711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西周历史告终。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为东周开始。东周历时549年(前770—前221年)，分春秋、战国两个阶段。到春秋时期，我国奴隶社会日趋瓦解，奴隶起义风起云涌，不断冲击着奴隶制度。奴隶主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分化出来的新兴地主阶级，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晋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大国，政治、经济、军事都比较发达，它所铸造的青铜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时期的青铜文化，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调查，到后来对侯马晋国遗址的勘探和发掘，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侯马即“新田”，是晋国晚期的都城。该遗址由古城址、手工业作坊、宗庙建筑和祭祀群遗址，以及墓地等部分组成。作坊区内的铸铜遣址和上马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对研究我国青铜器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周时期(包括春秋、战国)的遗存，山西省发现很多。 三十多年来，我省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考古工作者共同发掘了包括侯马在内的上千处遗址和墓葬，出土了大批青铜器。根据器形纹饰，这些青铜器可分为春秋中期、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四段。 1.春秋中期：以侯马上马13号墓、5号墓、11号墓以及长治分水岭269、270号墓为代表。上马13号墓出土青铜器34件，计鼎7、鬲2、甑1、簋4、〓2、壶2、鉴2、盘1、〓1、〓2、小尊1、编钟9，另外还有编磬10件。从该墓的规模及其随葬器物看，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富有的武将。著名的“庚儿鼎”和“蟠龙纹方壶”就是在这座墓内发现的。墓内出土的小方尊颇为特殊，郭宝钧先生认为是“双耳吊锅”，是用绳索将双耳吊起，下加火力用以炊饪的器物，可能源于蒙古。长治分水岭269、270两座墓葬，共出土铜器185件。器物的基本组合是鼎、敦、〓、方壶、、、鉴、盘、编钟、编磬和车马器等。这些器物以食器为主，并有礼器配合，所以也可以说是“钟呜鼎食”的组合。 这一时期青铜器的特点是，出现了附耳、有盖、深腹、蹄足、圆底范痕，耳、足都可预制嵌铸的新式鼎。鬲，口沿较平、高足根和鼎足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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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甑和鬲分铸，由方形变为圆形，连体〓基本消失。〓，采用上部直壁加深式。壶，方形，通体装饰花纹。簋，无圈足，两耳变为环钮。〓，瘦长、流口饰虎头。盘，有附耳，三足式。新增加了盛水的鉴，并且常与壶同时出现。
这一时期的花纹除有少量的重环纹(大都饰在器物颈部)外，还与起一种千篇一律的蟠螭纹和蟠虺纹。这些纹饰都是用印模法铸造的。 2.春秋晚期：以太原金胜村251号墓和潞城县潞河村东周为代表。一九八八年，在太原金胜村发掘的251号春秋晚期大墓，是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的又一次重大收获。墓内出土各类随葬品三千余件，大多数是青铜器。其中礼器就达140件，主要有鼎、豆、壶、鬲、鉴、、〓〓、盘、〓、〓、窀、瓿、、钫、〓等21种。最大的一件青铜鼎高100厘米，口径104厘米，是目前国内已知春秋晚期最大的镬鼎。出土的匏壶和鸟尊造形优美、铸造奇特，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匏壶，盖作鸟形，鸟脑后有冠，双目圆睁，钩形尖喙张开、引颈伏身、腹中空、短尾、全身饰羽状纹，利爪下抓一蛇。盖下有子母口，肩腹部一侧附一虎形捉手。虎昂首张口，前肢微伏，后肢直立。虎口衔一环，环上有绞链与盖的鸟尾相连。鸟尊，器身为一昂首挺立的鸟，鸟脑后有冠，双目怒睁，尖喙，喙下部固定，上部可自由开合，倾斜时嘴可张开，复位后口即闭上，细长颈，腹腔中空，与头颈、头、喙相通。鸟背附一虎形捉手，虎身下鸟背部开一椭圆形口，口上有盖。虎后肢下引出一绞链，与盖上的纽环相连，鸟通身饰羽纹。
在这个大墓中出土的其它器物，也都另具一格，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金胜村位于晋阳古城西郊，是晋卿和上大夫的主要墓地，251号墓的发现为研究晋文化及三家分晋前后的历史，提供的极为重要的资料。此外，在原平县峙峪村和万荣县庙前村还出土过一些吴国的青铜器，如“王子于戈”和“吴王光剑”。前者是吴王僚为王子时的兵器。吴国和晋国关系非常密切，吴国和楚国打仗，时常向晋国求援，晋国都给吴国军事技术，所以吴晋两国器物交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八十年代初，在潞城系潞河古城附近，发掘了两座东周墓。其中一座出土青铜器170余件。礼器中有两组升鼎，一组盖豆，以及镬鼎、盖鼎等；乐器中有甬钟两套，铺一套，纽钟一套；兵器中有戈、矛、剑、镞等，使用了少牢五鼎规格，表明墓主人身份相当于下大夫。然而，墓内所用编钟四套28件，超出了五鼎墓的规格，说明了春秋末战国初，在埋葬制度上，〓礼和“僭越”的现象日趋严重，反映了当时社会“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
长治和潞城一带，春秋晚期、战国初期属韩，这些器物均是研究该国早期文化发展的珍贵资料。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基本上沿用了中期的形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礼器组合是以鼎、豆、壶、盘、〓、〓、〓、鉴为基本内容，并以豆代替了簋。从器形上看，附耳有盖鼎更加流行，蹄足略变细长。壶，为长方形，颈腹四角各附四兽，作扉棱状，足为镂空方形足，而潞城潞河和太原金胜村出土的方座豆则是一种新兴器物。〓的四足逐渐退化成圈足或平底。鉴，平沿、束颈、兽耳衔环。乐器中编钟或甬钟成组出现，一直延续到战国仍方兴末艾。这时的纹饰种类繁多，除普遍连用蟠螭纹外，新出现了〓索纹、翎翼纹、勾连雷纹、云纹和贝纹等。春秋中期出现的错金新工艺在这一阶段开始流行，铜器中错金银和镶嵌绿松石的图案明显增多。 3.战国早期：经过春秋时期的大变革，由韩、赵、魏三家分晋，揭开了战国序幕。到此，中国社会正式进入了封建社会，青铜器文化也有了新的发展。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清理和发掘了近千座战国墓葬。属于早期的，以长治分水岭25号墓最为典型。长治位于山西省东南部，战国时为上党，市北郊有一台地，高出地面十米，名曰分水岭。岭两边古墓丛集，遗存丰富。25号墓出土青铜礼器、乐器40件。其中，鉴形状较大，宽沿、深腹、矮圈足。另有四个小铺首衔环，分布在两耳中间，用以提连。这一时期的墓葬，在晋南地区也有发现。经过发掘的有闻喜邱家庄、万荣庙前村等地。六十年代初期，在万荣庙前村清理了160余座墓葬，出土的重要铜器有列鼎、壶、盘、〓、〓、钟等230余件。其中，鸟兽合搏戈和错银凤凰壶造型奇特，花纹精细，是战国时期少见的佳品。夏县禹王城是魏国初期的都城安邑，在这里发现了不少陶范，与侯马晋国遗址所出铸铜陶范极为相似，可见魏国的青铜文化也是从晋文化发展而来的。晋北一带在战国时属赵。这一时期的铜器发现较少，我们发现的铜器多是春秋晚期，其中有原平峙峪赵家垴、浑源李峪村和原平刘庄等地。峙峪墓出土的铜器组合为鼎4、甑1、〓1、豆1、壶1。主要纹饰为细密的蟠螭纹、勾连云纹、〓索纹和贝纹等。刘庄墓出的铜器组合为豆、壶、〓等。主要纹饰与前两地纹饰相同，上述三个地点出土铜器风格与韩、魏铜器基本相同，都属于晋文化的范筹。但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所以在某些方面受燕国文化的影响，保留了北方青铜文化的特色。
战国早期青铜器是春秋晚期青铜器的延续，但由于器物本身的自然演变，所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鼎，以长治分水岭270号墓出土的五列鼎为例，5号、10号鼎为侈耳立口沿，深腹圆底长兽蹄足，为春秋晚期器，而1号鼎却是覆盖，附耳，圆底，高兽蹄足，与前式鼎显然两样，已有战国早期鼎的雏形，壶由春秋晚期的方形、长方形、环形耳，到战国初年变成圆形，耳改变成铺首衔环。〓由春秋中期以后的浅腹，虎头流，三扁平足或环形足，到战国时期大部分都改变成方圆形，有矮低的圆足。
春秋时期戟多为戈矛分体装在柄上，到战国时期普遍连用戈、矛同体的戟。这时期的器物组合，由春秋中晚期流行的鼎、簋、〓、盘、〓，逐渐改变为鼎、豆、、壶、盘、〓或鼎、豆、壶、盘、〓等。战国早期的花纹，除春秋晚期的纹饰外，花朵纹、贝纹，〓索纹成为主流，重环纹不见了，鳞纹变成附助纹饰。青铜的胎体已向轻薄、脆弱、粗糙发展，素面铜器已逐渐增多。同时，大量出现主纹下垂三角形云纹。贵重物品往往采用错金、错银、嵌错红铜等先进的工艺技术，长治分水岭出土的错金豆和错金〓等便是这个时期青铜工艺的代表作。战国中晚期：青铜器由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发展到极盛，到战国中期以后，又逐渐衰退下来，这与当时频繁的战争有关。即使是诸侯墓出土的大器群，也系于东周的兴盛期。
山西出土的这一时期青铜器很多，其中尤以长治分水岭53、20、35、36号等墓最为典型。53号墓出土青铜器有列鼎5、豆4、壶2、鉴1共12器。列鼎，附耳、有盖、三蹄足，颈部比腹部宽。豆，为深盘两耳有盖式，矮足，圆圈捉手盖，素面。壶为半环钮，有四道弦纹。35号墓出土鬲1、鉴1共2器。鬲为鼎式，有盖，三环钮，下有矮袋足，两耳套环。鉴为四耳式，圈足〓索纹。36号墓出鼎1、鉴1、壶1、1共四器。鼎，附耳、三钮平盖、足、素面、弦纹。壶，小口、鼓腹、圈足、兽耳衔环。鬲，器形似鼎，有盖、鸟钮、环耳，足为袋形、实心，通体饰窄条纹，梅花纹填空。，小口，短颈，扁圆腹，三蹄足，曲流喙为鸟首形，两肩有提梁。战国中晚期的青铜器，在器形上和早期风格相似，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变化：铜器胎壁变得薄、脆，也比较粗糙。有的鬲加盖，兽蹄粗大，有一种蜕化的趋势。敦，上下腹盖相同，子母口也没有区别。有的豆演变为深盘高柄。壶变化较多，有侈口、短颈、环耳、鼓腹壶和小口、短颈、扁圆壶。还有一种小口、鼓腹壶与西汉初期的钟差不多，惟体较重，颈较短，无弦纹，在战国晚期很流行。
盘仍在大量使用，但逐渐转向无耳、无足形状，有向汉洗转化的倾向。长治分水岭35号墓出土的Ⅲ式戈，援上昂，长胡三穿，内有一穿，这是该时期使用的典型兵器。这时还新出现了量器，如传世的“土匀啤”和单环耳〓量等，战国中晚期铜器的纹饰比早期衰退多了。除少数蟠螭纹、变形夔纹、梅花纹、蟠虺纹是延用早期外，其余多素面，或以弦纹，〓索纹作简单装饰。这时，镶嵌式图案仍然继续使用，只是花纹不是范铸后镶嵌，而是用极锐利的尖刀刻凿而成。中期铜器铭文，改铸纹为刻纹，铭文多在显著部位，习用瘦长体，笔道织细。到战国晚期，又变得清秀隽美易于辨认，接近于小篆。内容以“物勒工名”为主，极少书史记事。中阳弓家湾出土的“韩耳鼎”、“咎奴壶”和朔州出土的“春平侯剑”等铭文都是这时期典型的形式。而文水上贤出土的铜壶铭文是另一种类型的代表，纯属错银技术。
总之，东周时期(包括春秋、战国)，我们的祖先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光辉的灿烂青铜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晋国青铜文化，一般是指从叔虞封唐开始，到秦灭六国结束，山西，以及河南、河北的一部分地区所发现的以青铜器为主要标志的区域地方性文化。晋国青铜器的主要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①种类繁多，风格独特。
蒸煮器有鼎、鬲、〓等；盛食器有簋、豆、敦等；酒器有卣、、、壶、〓、尊等；水器有盆、鉴、盘、〓等。
此外还有工具、兵器、车马器以及日常生活用具、衣服装饰品和货币等。其中在侯马晋国遗址中发现的青铜货币〖CD2〗从肩尖足空首布，是目前我国所见的最早的金属币。这种货币仿照我国商周青铜〓具铺(带銎的锄铲)而来。货币布从铺音而得名，币面上大部分只有三条垂直线纹，山西其他地方出土的此类货币，少量的布面铸有文字。主要有“邯郸”、“玄金”等。三家分晋以后，韩、赵、魏三国都有铸币。到战国中期，布币逐步摆脱空首布的形式，而变成平首布。到战国晚期，则大量流通平肩方足布，这种布币面上都铸有韩、赵、魏城邑名称，出土地点遍及全省各地。铭文中地名能与今日山西地名相符者有30余种。雁北阳高一次出土布币一万六千多枚，数量之多，品类之全实为罕见。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大量增加，礼器相对减少。铜镜和带钩就是比种类型的代表。特别是带钩种类繁多，形饰雅致，深受当时人们的欢迎，到战国时期广为流行。
②造型优美，纹饰讲究。
东周以来，在我省发现的大量晋国青铜器，在形体或装饰上，除注意实用外，还特别注意观赏价值。这种对美的追求，体现在青铜器制造的全过程。如在春秋期出现的虎头或鸟首提梁，太原金胜村出土的鸟尊、匏壶和高柄小方壶，深源李峪的〓牛温酒尊等，造型都很优美奇特。该时期在器物的纹饰上，也非常讲究。大量的兽面纹和动物、植物的图案，取代了商周时期的神化怪物。饕餮纹已从青铜器的显赫位置下降到足根、附耳和铺首等次要地位。连续图案盛行，每个兽面在图案中，同夔龙、夔凤等动物相纠缠，身、首互相撕咬在一起，构成条状的兽带纹。这样的纹饰常放在铜鼎的颈部，钟和钻的鼓部和鉴的腹部。晋文化中另一种典型纹饰是带有翅膀的虎，虎口衔螭。特点是尖唇上卷，锋牙露，紧紧咬住扭曲挣扎的小螭。
春秋中期以后，最有诗意的纹饰是蟠螭纹、蟠虺纹和蟠蛇纹。这几种图案是由西周末年窃曲纹和夔纹相结合，逐步演化而来的。初期，夔龙、蛇和饕餮的动物纹饰比较清晰明了，有规律性，如上马13号墓出土的器物上，一条条螭和蛇成“S”或“C”形，排列都比较整齐。到春秋末期，因铸铜工艺技术发展，广泛采用印模法，所以成组、成行的纹饰就形成虎、凤、螭、蛇互相撕咬的图案。
到战国时，蟠螭、蟠虺又变为成组或单体动物图案。春秋中晚期还有一种较突出的夔凤图案，这也是晋国文化中特有的一种纹饰。这种图案身形细长，有鹰勾式的嘴，高大的麟角，突出的眼珠和各式的冠，造型生动。此外，动物纹也很发达。常见的有虎、牛、羊、鹿、鹰、雁、〓、鱼、蛇、猪、狗、免、熊等。大部分是高浮雕或全器作成某一动物造型。其中虎、鹰、牛、鱼四种动物应用最广泛，常常放在器物最突出的部位。
③铸造先进，工艺精细。
六十年代，在侯马西郊发掘的东周铸铜遗址，为研究晋国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面积达五千多平方米，由礼器、工具、货币三个作坊区组成。出土陶范，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从铸铜遗址的发掘，可以看出当时手工业作坊分工越来越细，工艺流程严密、科学，从制模、翻范到浇铸，环环相扣和井然有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制模是用淘洗过的泥土，掺上沙子，塑造成铸件的完整模型（母型），再用沙泥翻成外范、范芯。烧铸时，把外范内范合在一起，内部加上范芯，然后在外范外面再糊上草泥土加固，既可防止暴裂，又增加了透气性能。浇铸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除继续使用浑铸法外，广泛采用分铸技术，将铜器的耳、足、环等附件先铸好后，嵌在主体范中，再浇铸铜液，让器身和附件熔铸在一起。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然是合范铸造，一范多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铸造文字则是用另一块范把文字刻上，镶嵌在外范上一次铸成。铸造鼎耳、腿以及方座等粗大器形时，则把范芯包在器内，既增加重量、稳定性，又节省了原料。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冶铁业的兴起和发达，锋利的雕刻工具也应运而生，青铜器的铸造也更加先进，出现了许多新的工艺技术。如错金银、错嵌红铜、包金银、流金、细线缕刻等。特别在薄胎铜器盘、〓、鉴等上面用细线缕刻有宴乐、射礼、宗庙、狩猎、罗纲、捕鸟、采桑以及水陆攻战等图象，雕刻精细，一丝不苟。长治分水岭出土的一个铜鉴，上面刻有三十七个人物、三十八对禽兽和六十六件器物，生动地表现了古代人们在宗庙附近进行各种祭祀活动的场面，其工艺之精，纹饰之美都是绝无仅有的，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铸铜工艺技术的卓越成就。
四 秦统一中国后，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到西汉时期，由于进行了多种社会变革和推广了很多新的生产技术，使封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铁器使用更加普遍。铜礼器、工具、兵器逐步淘汰，相继被铁器、陶器、漆器所替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青铜器铸造工艺停止了发展，而在一些达官贵人的幕葬中仍然可以见到精美的少量青铜器，在工艺上呈现出了美丽的余辉。众所周知，在右玉县大川村汉幕中发现的西汉成帝河平三年造的流金铜温酒和流金银酒尊，造型浑厚，浮雕的飞禽走兽栩栩如生，是迄今国内所出土西汉铜器中的佼佼者。在太原东太堡汉墓中出土的“清河太后中府钟”，不仅是一件西汉时期的标准器，而且，还为研究太原在汉代的历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还有近年来，在朔州照什八庄和襄汾吴兴庄出土的雁鱼灯，具有一定的科学原理和高度的工艺水平。灯由雁首、雁体、灯盘和灯罩组成。整体做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雁颈、腹腔及鱼身均中空相通，雁背托一灯盘，盘的一侧附灯柄，可控制灯盘转动。灯罩为两片弧形屏板，其上插入鱼腹下的开口，下部插入灯盘的圈沿内，可左右转动开合，以调节灯光的亮度。灯火点燃时，烟气通过鱼和雁颈导入雁体内，防止了油烟对室内的污染。雁鱼灯的结构原理，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一样，达到了功能兴形式的统一。
西汉时期，青铜镜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用品，由于它的花纹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一致，所以成为考古学上文物断定年代的重要手段之一。西汉前期，铜镜上云雷纹、蟠螭纹继续流行，同时逐渐出现了三叶纹，四叶纹图案，将蟠螭纹分成三等分或四等分。有的铜镜周围有镜铭，刻有“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末央”等吉祥语。西汉中期铜镜为半环形纽，边缘变得宽平，多素缘或向内连弧纹缘。螭纹镜的地纹更加简单，主题花纹是早叶纹和由螭纹演变来的云纹。昭、宣二帝时开始以铭文为主要纹饰。有日光镜，镜铭：“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以后又有昭明镜，铭文大都是：“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原忠，然雍塞而不泄。”四乳四螭镜也开始出现了。西汉晚期，日光昭明镜的文字变为方正，四神镜、鸟兽纹镜大为流行。总之，西汉铜镜的形制和花纹是在战国青铜镜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它和其他青铜镜一样，是研究山西省青铜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这对研究山西省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花纹除有少量的重环纹(大都饰在器物颈部)外，还与起一种千篇一律的蟠螭纹和蟠虺纹。这些纹饰都是用印模法铸造的。 2.春秋晚期：以太原金胜村251号墓和潞城县潞河村东周为代表。一九八八年，在太原金胜村发掘的251号春秋晚期大墓，是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的又一次重大收获。墓内出土各类随葬品三千余件，大多数是青铜器。其中礼器就达140件，主要有鼎、豆、壶、鬲、鉴、、〓〓、盘、〓、〓、窀、瓿、、钫、〓等21种。最大的一件青铜鼎高100厘米，口径104厘米，是目前国内已知春秋晚期最大的镬鼎。出土的匏壶和鸟尊造形优美、铸造奇特，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匏壶，盖作鸟形，鸟脑后有冠，双目圆睁，钩形尖喙张开、引颈伏身、腹中空、短尾、全身饰羽状纹，利爪下抓一蛇。盖下有子母口，肩腹部一侧附一虎形捉手。虎昂首张口，前肢微伏，后肢直立。虎口衔一环，环上有绞链与盖的鸟尾相连。鸟尊，器身为一昂首挺立的鸟，鸟脑后有冠，双目怒睁，尖喙，喙下部固定，上部可自由开合，倾斜时嘴可张开，复位后口即闭上，细长颈，腹腔中空，与头颈、头、喙相通。鸟背附一虎形捉手，虎身下鸟背部开一椭圆形口，口上有盖。虎后肢下引出一绞链，与盖上的纽环相连，鸟通身饰羽纹。
在这个大墓中出土的其它器物，也都另具一格，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金胜村位于晋阳古城西郊，是晋卿和上大夫的主要墓地，251号墓的发现为研究晋文化及三家分晋前后的历史，提供的极为重要的资料。此外，在原平县峙峪村和万荣县庙前村还出土过一些吴国的青铜器，如“王子于戈”和“吴王光剑”。前者是吴王僚为王子时的兵器。吴国和晋国关系非常密切，吴国和楚国打仗，时常向晋国求援，晋国都给吴国军事技术，所以吴晋两国器物交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八十年代初，在潞城系潞河古城附近，发掘了两座东周墓。其中一座出土青铜器170余件。礼器中有两组升鼎，一组盖豆，以及镬鼎、盖鼎等；乐器中有甬钟两套，铺一套，纽钟一套；兵器中有戈、矛、剑、镞等，使用了少牢五鼎规格，表明墓主人身份相当于下大夫。然而，墓内所用编钟四套28件，超出了五鼎墓的规格，说明了春秋末战国初，在埋葬制度上，〓礼和“僭越”的现象日趋严重，反映了当时社会“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
长治和潞城一带，春秋晚期、战国初期属韩，这些器物均是研究该国早期文化发展的珍贵资料。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基本上沿用了中期的形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礼器组合是以鼎、豆、壶、盘、〓、〓、〓、鉴为基本内容，并以豆代替了簋。从器形上看，附耳有盖鼎更加流行，蹄足略变细长。壶，为长方形，颈腹四角各附四兽，作扉棱状，足为镂空方形足，而潞城潞河和太原金胜村出土的方座豆则是一种新兴器物。〓的四足逐渐退化成圈足或平底。鉴，平沿、束颈、兽耳衔环。乐器中编钟或甬钟成组出现，一直延续到战国仍方兴末艾。这时的纹饰种类繁多，除普遍连用蟠螭纹外，新出现了〓索纹、翎翼纹、勾连雷纹、云纹和贝纹等。春秋中期出现的错金新工艺在这一阶段开始流行，铜器中错金银和镶嵌绿松石的图案明显增多。 3.战国早期：经过春秋时期的大变革，由韩、赵、魏三家分晋，揭开了战国序幕。到此，中国社会正式进入了封建社会，青铜器文化也有了新的发展。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清理和发掘了近千座战国墓葬。属于早期的，以长治分水岭25号墓最为典型。长治位于山西省东南部，战国时为上党，市北郊有一台地，高出地面十米，名曰分水岭。岭两边古墓丛集，遗存丰富。25号墓出土青铜礼器、乐器40件。其中，鉴形状较大，宽沿、深腹、矮圈足。另有四个小铺首衔环，分布在两耳中间，用以提连。这一时期的墓葬，在晋南地区也有发现。经过发掘的有闻喜邱家庄、万荣庙前村等地。六十年代初期，在万荣庙前村清理了160余座墓葬，出土的重要铜器有列鼎、壶、盘、〓、〓、钟等230余件。其中，鸟兽合搏戈和错银凤凰壶造型奇特，花纹精细，是战国时期少见的佳品。夏县禹王城是魏国初期的都城安邑，在这里发现了不少陶范，与侯马晋国遗址所出铸铜陶范极为相似，可见魏国的青铜文化也是从晋文化发展而来的。晋北一带在战国时属赵。这一时期的铜器发现较少，我们发现的铜器多是春秋晚期，其中有原平峙峪赵家垴、浑源李峪村和原平刘庄等地。峙峪墓出土的铜器组合为鼎4、甑1、〓1、豆1、壶1。主要纹饰为细密的蟠螭纹、勾连云纹、〓索纹和贝纹等。刘庄墓出的铜器组合为豆、壶、〓等。主要纹饰与前两地纹饰相同，上述三个地点出土铜器风格与韩、魏铜器基本相同，都属于晋文化的范筹。但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所以在某些方面受燕国文化的影响，保留了北方青铜文化的特色。
战国早期青铜器是春秋晚期青铜器的延续，但由于器物本身的自然演变，所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鼎，以长治分水岭270号墓出土的五列鼎为例，5号、10号鼎为侈耳立口沿，深腹圆底长兽蹄足，为春秋晚期器，而1号鼎却是覆盖，附耳，圆底，高兽蹄足，与前式鼎显然两样，已有战国早期鼎的雏形，壶由春秋晚期的方形、长方形、环形耳，到战国初年变成圆形，耳改变成铺首衔环。〓由春秋中期以后的浅腹，虎头流，三扁平足或环形足，到战国时期大部分都改变成方圆形，有矮低的圆足。
春秋时期戟多为戈矛分体装在柄上，到战国时期普遍连用戈、矛同体的戟。这时期的器物组合，由春秋中晚期流行的鼎、簋、〓、盘、〓，逐渐改变为鼎、豆、、壶、盘、〓或鼎、豆、壶、盘、〓等。战国早期的花纹，除春秋晚期的纹饰外，花朵纹、贝纹，〓索纹成为主流，重环纹不见了，鳞纹变成附助纹饰。青铜的胎体已向轻薄、脆弱、粗糙发展，素面铜器已逐渐增多。同时，大量出现主纹下垂三角形云纹。贵重物品往往采用错金、错银、嵌错红铜等先进的工艺技术，长治分水岭出土的错金豆和错金〓等便是这个时期青铜工艺的代表作。战国中晚期：青铜器由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发展到极盛，到战国中期以后，又逐渐衰退下来，这与当时频繁的战争有关。即使是诸侯墓出土的大器群，也系于东周的兴盛期。
山西出土的这一时期青铜器很多，其中尤以长治分水岭53、20、35、36号等墓最为典型。53号墓出土青铜器有列鼎5、豆4、壶2、鉴1共12器。列鼎，附耳、有盖、三蹄足，颈部比腹部宽。豆，为深盘两耳有盖式，矮足，圆圈捉手盖，素面。壶为半环钮，有四道弦纹。35号墓出土鬲1、鉴1共2器。鬲为鼎式，有盖，三环钮，下有矮袋足，两耳套环。鉴为四耳式，圈足〓索纹。36号墓出鼎1、鉴1、壶1、1共四器。鼎，附耳、三钮平盖、足、素面、弦纹。壶，小口、鼓腹、圈足、兽耳衔环。鬲，器形似鼎，有盖、鸟钮、环耳，足为袋形、实心，通体饰窄条纹，梅花纹填空。，小口，短颈，扁圆腹，三蹄足，曲流喙为鸟首形，两肩有提梁。战国中晚期的青铜器，在器形上和早期风格相似，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变化：铜器胎壁变得薄、脆，也比较粗糙。有的鬲加盖，兽蹄粗大，有一种蜕化的趋势。敦，上下腹盖相同，子母口也没有区别。有的豆演变为深盘高柄。壶变化较多，有侈口、短颈、环耳、鼓腹壶和小口、短颈、扁圆壶。还有一种小口、鼓腹壶与西汉初期的钟差不多，惟体较重，颈较短，无弦纹，在战国晚期很流行。
盘仍在大量使用，但逐渐转向无耳、无足形状，有向汉洗转化的倾向。长治分水岭35号墓出土的Ⅲ式戈，援上昂，长胡三穿，内有一穿，这是该时期使用的典型兵器。这时还新出现了量器，如传世的“土匀啤”和单环耳〓量等，战国中晚期铜器的纹饰比早期衰退多了。除少数蟠螭纹、变形夔纹、梅花纹、蟠虺纹是延用早期外，其余多素面，或以弦纹，〓索纹作简单装饰。这时，镶嵌式图案仍然继续使用，只是花纹不是范铸后镶嵌，而是用极锐利的尖刀刻凿而成。中期铜器铭文，改铸纹为刻纹，铭文多在显著部位，习用瘦长体，笔道织细。到战国晚期，又变得清秀隽美易于辨认，接近于小篆。内容以“物勒工名”为主，极少书史记事。中阳弓家湾出土的“韩耳鼎”、“咎奴壶”和朔州出土的“春平侯剑”等铭文都是这时期典型的形式。而文水上贤出土的铜壶铭文是另一种类型的代表，纯属错银技术。
总之，东周时期(包括春秋、战国)，我们的祖先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光辉的灿烂青铜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晋国青铜文化，一般是指从叔虞封唐开始，到秦灭六国结束，山西，以及河南、河北的一部分地区所发现的以青铜器为主要标志的区域地方性文化。晋国青铜器的主要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①种类繁多，风格独特。
蒸煮器有鼎、鬲、〓等；盛食器有簋、豆、敦等；酒器有卣、、、壶、〓、尊等；水器有盆、鉴、盘、〓等。
此外还有工具、兵器、车马器以及日常生活用具、衣服装饰品和货币等。其中在侯马晋国遗址中发现的青铜货币〖CD2〗从肩尖足空首布，是目前我国所见的最早的金属币。这种货币仿照我国商周青铜〓具铺(带銎的锄铲)而来。货币布从铺音而得名，币面上大部分只有三条垂直线纹，山西其他地方出土的此类货币，少量的布面铸有文字。主要有“邯郸”、“玄金”等。三家分晋以后，韩、赵、魏三国都有铸币。到战国中期，布币逐步摆脱空首布的形式，而变成平首布。到战国晚期，则大量流通平肩方足布，这种布币面上都铸有韩、赵、魏城邑名称，出土地点遍及全省各地。铭文中地名能与今日山西地名相符者有30余种。雁北阳高一次出土布币一万六千多枚，数量之多，品类之全实为罕见。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大量增加，礼器相对减少。铜镜和带钩就是比种类型的代表。特别是带钩种类繁多，形饰雅致，深受当时人们的欢迎，到战国时期广为流行。
②造型优美，纹饰讲究。
东周以来，在我省发现的大量晋国青铜器，在形体或装饰上，除注意实用外，还特别注意观赏价值。这种对美的追求，体现在青铜器制造的全过程。如在春秋期出现的虎头或鸟首提梁，太原金胜村出土的鸟尊、匏壶和高柄小方壶，深源李峪的〓牛温酒尊等，造型都很优美奇特。该时期在器物的纹饰上，也非常讲究。大量的兽面纹和动物、植物的图案，取代了商周时期的神化怪物。饕餮纹已从青铜器的显赫位置下降到足根、附耳和铺首等次要地位。连续图案盛行，每个兽面在图案中，同夔龙、夔凤等动物相纠缠，身、首互相撕咬在一起，构成条状的兽带纹。这样的纹饰常放在铜鼎的颈部，钟和钻的鼓部和鉴的腹部。晋文化中另一种典型纹饰是带有翅膀的虎，虎口衔螭。特点是尖唇上卷，锋牙露，紧紧咬住扭曲挣扎的小螭。
春秋中期以后，最有诗意的纹饰是蟠螭纹、蟠虺纹和蟠蛇纹。这几种图案是由西周末年窃曲纹和夔纹相结合，逐步演化而来的。初期，夔龙、蛇和饕餮的动物纹饰比较清晰明了，有规律性，如上马13号墓出土的器物上，一条条螭和蛇成“S”或“C”形，排列都比较整齐。到春秋末期，因铸铜工艺技术发展，广泛采用印模法，所以成组、成行的纹饰就形成虎、凤、螭、蛇互相撕咬的图案。
到战国时，蟠螭、蟠虺又变为成组或单体动物图案。春秋中晚期还有一种较突出的夔凤图案，这也是晋国文化中特有的一种纹饰。这种图案身形细长，有鹰勾式的嘴，高大的麟角，突出的眼珠和各式的冠，造型生动。此外，动物纹也很发达。常见的有虎、牛、羊、鹿、鹰、雁、〓、鱼、蛇、猪、狗、免、熊等。大部分是高浮雕或全器作成某一动物造型。其中虎、鹰、牛、鱼四种动物应用最广泛，常常放在器物最突出的部位。
③铸造先进，工艺精细。
六十年代，在侯马西郊发掘的东周铸铜遗址，为研究晋国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面积达五千多平方米，由礼器、工具、货币三个作坊区组成。出土陶范，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从铸铜遗址的发掘，可以看出当时手工业作坊分工越来越细，工艺流程严密、科学，从制模、翻范到浇铸，环环相扣和井然有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制模是用淘洗过的泥土，掺上沙子，塑造成铸件的完整模型（母型），再用沙泥翻成外范、范芯。烧铸时，把外范内范合在一起，内部加上范芯，然后在外范外面再糊上草泥土加固，既可防止暴裂，又增加了透气性能。浇铸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除继续使用浑铸法外，广泛采用分铸技术，将铜器的耳、足、环等附件先铸好后，嵌在主体范中，再浇铸铜液，让器身和附件熔铸在一起。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然是合范铸造，一范多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铸造文字则是用另一块范把文字刻上，镶嵌在外范上一次铸成。铸造鼎耳、腿以及方座等粗大器形时，则把范芯包在器内，既增加重量、稳定性，又节省了原料。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冶铁业的兴起和发达，锋利的雕刻工具也应运而生，青铜器的铸造也更加先进，出现了许多新的工艺技术。如错金银、错嵌红铜、包金银、流金、细线缕刻等。特别在薄胎铜器盘、〓、鉴等上面用细线缕刻有宴乐、射礼、宗庙、狩猎、罗纲、捕鸟、采桑以及水陆攻战等图象，雕刻精细，一丝不苟。长治分水岭出土的一个铜鉴，上面刻有三十七个人物、三十八对禽兽和六十六件器物，生动地表现了古代人们在宗庙附近进行各种祭祀活动的场面，其工艺之精，纹饰之美都是绝无仅有的，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铸铜工艺技术的卓越成就。
四 秦统一中国后，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到西汉时期，由于进行了多种社会变革和推广了很多新的生产技术，使封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铁器使用更加普遍。铜礼器、工具、兵器逐步淘汰，相继被铁器、陶器、漆器所替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青铜器铸造工艺停止了发展，而在一些达官贵人的幕葬中仍然可以见到精美的少量青铜器，在工艺上呈现出了美丽的余辉。众所周知，在右玉县大川村汉幕中发现的西汉成帝河平三年造的流金铜温酒和流金银酒尊，造型浑厚，浮雕的飞禽走兽栩栩如生，是迄今国内所出土西汉铜器中的佼佼者。在太原东太堡汉墓中出土的“清河太后中府钟”，不仅是一件西汉时期的标准器，而且，还为研究太原在汉代的历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还有近年来，在朔州照什八庄和襄汾吴兴庄出土的雁鱼灯，具有一定的科学原理和高度的工艺水平。灯由雁首、雁体、灯盘和灯罩组成。整体做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雁颈、腹腔及鱼身均中空相通，雁背托一灯盘，盘的一侧附灯柄，可控制灯盘转动。灯罩为两片弧形屏板，其上插入鱼腹下的开口，下部插入灯盘的圈沿内，可左右转动开合，以调节灯光的亮度。灯火点燃时，烟气通过鱼和雁颈导入雁体内，防止了油烟对室内的污染。雁鱼灯的结构原理，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一样，达到了功能兴形式的统一。
西汉时期，青铜镜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用品，由于它的花纹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一致，所以成为考古学上文物断定年代的重要手段之一。西汉前期，铜镜上云雷纹、蟠螭纹继续流行，同时逐渐出现了三叶纹，四叶纹图案，将蟠螭纹分成三等分或四等分。有的铜镜周围有镜铭，刻有“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末央”等吉祥语。西汉中期铜镜为半环形纽，边缘变得宽平，多素缘或向内连弧纹缘。螭纹镜的地纹更加简单，主题花纹是早叶纹和由螭纹演变来的云纹。昭、宣二帝时开始以铭文为主要纹饰。有日光镜，镜铭：“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以后又有昭明镜，铭文大都是：“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原忠，然雍塞而不泄。”四乳四螭镜也开始出现了。西汉晚期，日光昭明镜的文字变为方正，四神镜、鸟兽纹镜大为流行。总之，西汉铜镜的形制和花纹是在战国青铜镜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它和其他青铜镜一样，是研究山西省青铜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这对研究山西省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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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纹鼎，商代早期，通高73、口径47.50厘米
立耳圆拱形，体形甚深，腹壁较直，底微圆，锥形空足，平底。其中，一耳与一足为一直线，腹上部饰窄饕餮纹带，无地纹。足饰饕餮纹。整个纹饰线条简练。1990年平陆县前庄村出土，平陆县博物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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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羊乳钉纹瓿，商代晚期，通高20.5，口径17，底径18.5厘米
敛口，窄折沿，圆鼓腹，圈足。颈饰凸弦纹二道，肩饰云雷纹地夔纹带，其间突雕羊首三个。腹部主纹饰斜方格乳钉雷纹。足饰云纹带，有的镂孔未铸透。1957年石楼县后兰家沟出土，山西省博物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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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纹觯，商代晚期，通高19.8，口最大径9.3，底最大径9.1厘米
椭圆。盖面伞形，有菌状钮。器身侈口，束颈，垂腹，圈足外撇。盖钮饰涡纹，盖面饰菱形雷纹，并以联珠纹框边，颈部饰夔纹组成饕餮纹带，足饰饕餮纹。器内底铸铭，当为作器者族徽。1985年灵石县旌介1号墓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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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饕餮纹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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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形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