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钟嵘；《诗品•上品》；渊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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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钟嵘；《诗品•上品》；渊源论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1]由此可见他对钟嵘《诗品》中的渊源流派十分看重和推崇，而同样是清代著名学者的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却对渊源流派论另有看法：“其论某人源出于某人，若一一亲见其师承者，则不免附会耳。”[2]两人各执一词，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直到如今，学术界还为此争执讨论不休。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钟嵘《诗品》中的渊源流派论，为此本人特提出自己的愚见，先还是来简单了解一下钟嵘的人生经历与《诗品》的创作的相关问题。
钟嵘（467？—519？），子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晋侍中雅七世孙。他在齐武帝的永明三四年（485，486）作为国子生，熟知《周易》，受到祭酒王俭的青睐和赏识。明帝建武初（495年左右），作为南康王萧子琳的侍郎，出为安国令。东昏侯永元年末(501)，钟嵘授为司徒行参军，迁临川王萧宏行参军，旋随衡阳王萧元简出守会稽，作为他的记室，专门掌管着文林翰墨。钟嵘大约在天监十三年（514）返回建康，四年之后，他被授为晋安王萧纲的记室，后来人们因此称他为“钟记室”。大约在519年，钟嵘由于疾病的缘故，离开了人世。
钟嵘的著作，数《诗品》最负盛名。 在古代，分品级论人论事的风气渊源流长。早在汉代的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就有流派的相关论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3]到了曹魏时代，曹操的九品中正制度，许劭的《人物志》等掀起了品评的风暴。后来有谢赫的《画品》、沈约的《棋品》、庾肩吴的《书品》等品评之作相继涌现，钟嵘的《诗品》的诞生就很顺其自然了。钟嵘写作《诗品》的缘故,其一是针对“庸音杂体,人各为容” [4]（以下凡引用《诗品》中的原话不再一一标注）的的创作现实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其二是针对“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渑淄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的批评现实，希望通过“网罗古今,词义殆集”的方式,来达到“辨彰清浊,掎摭利病”的目的,最终建立一条诗歌批评的实用的美学原则。《诗品》又名《诗评》，大约写于天监十三年到十六年（514-517），全书按品第依次分为上中下三品，共列诗人一百二十二人，其中上品十一人（《古诗》由于作者不明，故不计算），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诗品》中提出的“三义说”、“直寻说”、“滋味说”和“渊源说”等文学理论与文艺批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作为备受关注和备受争议的“渊源说”，古往今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二 、《诗品•上品》中的两大渊源及其特点
（一）源出于《诗经》类系统及其特点
钟嵘在《诗品序》指出“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混逐飞蓬……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由此可以看出钟嵘十分注重诗歌的哀怨凄怆的特点，他认为这种诗歌才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诗歌创作要反映真实的感情，也就是刘勰的‘为情造文’。在这个问题上，钟嵘的意见似乎更为深入，他在具体论作家时一再强调‘凄怆’、‘哀怨’、‘感恨’。诗人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和不平会使感情更加强烈，在封建社会里也更带有普遍意义” [8]，总体来说，《诗品•上品》中的楚辞类的系统渊源比起《诗经》类系统渊源来更加具备这种特色。先来看看楚辞类的系统渊源的一个小分支：《楚辞》→李陵→班姬。在这一小分支中，《诗品•上品》这样评价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深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何以至此”，在这里钟嵘论述了李陵文章特点与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他高度评价生活历练对个人诗歌的重要作用，结合钟嵘的身世和生活经历，我们知道其实这也是钟嵘对自身生活经历的感悟和体验的一种总结。班姬和李陵一样，都经历过生活的巨大的打击和严重挫折，因此钟嵘对班姬的评价类似于李陵：“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丽，得匹妇之致”，由此可见，这一系统渊源讲究的是一种寄托哀怨之情，讲究的是一种对生活的痛苦的感悟，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不平之气，最终在内容上造就诗歌独特的气质，从而感染读者，甚至和读者达到共鸣。
楚辞类的系统渊源的另外一个小分支：《楚辞》→李陵→王粲→潘岳和张协。王粲直接源出于李陵，继承了李陵诗哀怨凄怆的特点，但是这种特点明显得减弱了许多。钟嵘对他的评价为“发楸怆之词，文秀而质赢。在曹、刘之间别构一体”，其实王粲作为曹魏时期的优秀文人，亲身经历了社会的动乱和人生的无常，感悟也是比较深刻的，所以他还是能够有感而“发楸怆之词”的，但是在他之后的潘岳和张协就与他有所不同了。钟嵘评价潘岳为“《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
三、钟嵘《诗品•上品》中渊源论的得失
《诗品》问世后,历代诗学家对其有关的溯源析流有着不同的看法，分歧很大，就如本文开始提到的推崇渊源论的章学诚和质疑渊源论的纪晓岚，他们各自举出例子，说明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但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未能达成共识。大多数赞同渊源说的都认为钟嵘渊源论中对于“其源出于”某某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从此一系统的艺术特点（内容、风格、语言和情感等方面)上来进行宏观上的考察的。“他把渊源关系只看作艺术风貌的关系，而不及思想传统，虽亦谈及‘典’‘雅’‘怨’，但那是指情思格调而言的，仍在艺术风貌的范围之内。”[9]一但他们认为作家之间的艺术风貌大致是相同的，便说这种渊源是存在的，基本上是合理的。可是反对渊源说的大多从微观上来进行考察，得到的是相反的结论，便说钟嵘的渊源说是毫无根据和牵强附会的，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就如清纪昀《田侯松岩诗序》云:“钟嵘《诗品》阴分三等,各溯根源,是为诗派之滥觞。张为创立《主客图》,乃明分畦畛。”[10]
深入思考可以得知，为何人们会对钟嵘的渊源说有这样不同的看法，总结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文学发展与流变的复杂性。从《诗经》的国风到曹植，再到陆机和谢灵运，期间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变化，究竟怎样变化，我们只能依据不完整的史料记载来推测，推测的还只是少数一点点，有时候还会发生误推。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既然文学流变都没有弄清楚，更何以去谈渊源？其二是美学标准的主体性特点。由于出生的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任何具有审美的个体都是与众不同的，由此导致对渊源问题的不同理解。就如刘熙载，他在《艺概诗概》中就说到：“变风始《柏舟》,《柏舟》与《离骚》同旨,读之当兼得其人之志与遇焉”，如果是这样，源出于国风的曹植就可《离骚》便是统一系统渊源了，可是钟嵘并不是这样审美标准。其三是审美对象的多样性。任何一个作家作品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一个多棱复杂的立体。批评家观照审美对象时,由于主体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