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教育的回归
2022-12-08 09:45阅读：
1、品格教育的回归
托马斯·利科纳
对美国社会道德状况的关注促使人们重新评估学校在教学价值观中的作用。
教育一个人的思想而不是道德，就是教育对社会的威胁。
—西奥多罗斯福
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人士认为，我们的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道德问题。令人沮丧的迹象随处可见：家庭的崩溃；日常生活中文明的恶化；五分之一儿童贫穷时贪婪的猖獗；充斥着污秽的电视和电影屏幕的无所不在的性文化，促使年轻人更早地从事性活动；通过性虐待而对儿童的巨大背叛；1992年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报告说，美国现在是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最暴力的国家。
随着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这场社会危机，人们越来越觉得学校不能成为道德旁观者。结果，品格教育在美国学校卷土重来。
早期品格教育
品格教育和教育本身一样古老。纵观历史，教育有两个伟大的目标：帮助人们变得聪明和帮助他们变得好。
正是基于这一信念，我国早期的学校通过纪律、教师榜样和日常学校课程，开展了品格教育。“圣经”是公立学校的道德和宗教教育资料。当斗争最终结束时其1836年，威廉·麦格菲登上舞台，为他的麦格菲读者提供了超过1亿册。
麦格菲保留了许多最受欢迎的圣经故事，但增
加了诗歌，劝诫和英雄故事。孩子们在练习阅读或算术的同时，也学到了诚实、爱邻居、善待动物、努力工作、节俭、爱国主义和勇气等课程。
品格教育衰落的原因
20世纪，在几股强大力量的冲击下，支持人格教育的共识开始瓦解。
达尔文主义引入了一种新的隐喻-进化-它使人们看到一切事物，包括道德，都在不断变化。
从欧洲来到美国大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在事实(可以被科学证明)和价值观(实证主义只是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客观的真理)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作为实证主义的结果，道德被相对化和私营化-使之看起来像是个人“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不是公开辩论和通过学校传播的主题。
20世纪60年代，个人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宣扬人的价值、自主性和主体性，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而非责任。个人主义正确地抗议了社会的压迫和不公正，但它也使道德权威合法化，侵蚀了对客观道德规范的信念，使人们内向地走向自我实现，削弱了社会对婚姻和养育的承诺(例如，婚姻和养育子女)，并助长了社会不稳定的性革命。
最后，美国社会迅速增强的多元化(我们应该教授谁的价值观？)而公共领域日益世俗化(难道道德教育不违反政教分离吗？)，成为实现公立学校品德教育不可缺少的道德共识的又一障碍。公立学校不再扮演道德和品格教育者的中心角色。
20世纪70年代，价值观教育的回归，但以新的形式：价值观澄清和科尔伯格的道德困境讨论。两者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时代的个人主义精神。价值澄清说不要强加价值观，要帮助学生自由选择自己的价值观。柯尔伯格,培养学生的道德推理能力，使他们能够判断哪些价值观比其他价值观更好。
每一种方法都作出了贡献，但每一种方法都有问题。价值澄清虽然有丰富的方法论，但未能区分个人偏好(真正是自由选择的问题)和道德价值(义务问题)。科尔伯格专注于道德推理，这是必要的，但还不够好的品格，并低估了学校作为一个道德社会化者的作用。
新品格教育
20世纪90年代，我们看到了一场新的品格教育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将“良好品格”恢复到其历史地位，成为学校道德事业的核心理想成果。还没有人知道这一运动有多广泛或有多深，我们没有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学校百分比做出什么样的努力。但一些重要的事情正在进行中。
1992年7月，约瑟夫森伦理研究所召集了30多名代表公立学校董事会、教师工会、大学、道德中心、青年组织和宗教团体的教育领导人。这些不同的团体起草了“阿斯彭性格教育宣言”，其中提出了八项品格教育原则。
品格教育伙伴关系成立于1993年3月，是一个致力于将人格发展置于国家教育议程首位的全国性联盟。成员包括来自企业、劳工、政府、青年、家长、宗教团体和媒体的代表。(见方框，第8页)
在过去的两年里，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如小学的道德、品格和公民教育，“为什么”强尼分不清错误的，并重建我们的学校：一本关于教授性格，学者和纪律的手册-这些都为品格教育提供了理由，并描述了全国范围内有希望的项目。一种新的期刊“品格教育杂志”专门报道这一领域。
为什么现在要进行品格教育？
为什么对品格教育的兴趣如此高涨？至少有三个原因：
家庭的衰落。传统上，家庭是儿童的初级道德教师，但今天有大量儿童未能发挥这一作用，从而造成了道德真空。经济学家西尔维亚·休利特(SylviaHewlett)在她最近的一本书“当树枝折断：忽视我们的孩子的代价”(SylviaHewlett)中指出，美国儿童，无论贫富，在发达国家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总体而言，尽管每个家庭的子女人数有所减少，父母的教育水平有所提高，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儿童福利仍在下降。
在“丹·奎尔是对的”(1993年4月)中，芭芭拉·达福·怀特黑德综合了社会科学。美国双亲家庭衰落研究：
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今天出生的儿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儿童将在整个童年期间继续与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孩子在童年时会经历两次甚至三次家庭破裂。
以离婚为结局的婚姻子女和单身母亲的子女更有可能贫穷，有情感和行为问题，失败为了达到学业目的，怀孕，滥用毒品和酒精，触犯法律，遭受性虐待和身体虐待。与单亲家庭中的孩子相比，继母家庭的孩子通常情况更糟(例如，更有可能遭受性虐待)。
没有人比学校更能感受到家庭破裂的影响。怀特黑德写道：
在全国范围内，校长们报告说，那些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其攻击性、行为性的行为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教师发现，许多儿童对自己家庭生活中的爆炸性戏剧感到非常不安和关注，以致于无法集中精力处理乘法表等平凡的问题。
因此，家庭解体以两种方式推动性格教育运动：学校必须传授孩子在家里学不到的价值观；学校为了进行教学和学习，必须成为关心他人的道德团体，帮助来自不幸家庭的孩子专注于工作，控制他们的愤怒，感受到关心，成为负责任的学生。
年轻人性格中令人不安的趋势。重新开展品格教育的第二个动力是，一般年轻人，而不仅仅是来自破碎家庭的年轻人，受到了不良养育(完整家庭和破碎家庭)的不利影响；错误的成人榜样；大众媒体描绘的性、暴力和物质主义；以及同龄人群体的压力。从10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可以看出，这种敌对的道德环境正在对青年性格造成损害：青年暴力上升；不诚实(撒谎、欺骗和偷窃)增加；对权威的不尊重日益增加；同龄人残酷；校园内从学龄前到高等教育的偏执重新抬头；职业道德下降；性早熟；一种日益增长的自我中心意识和日益下降的公民责任；自我毁灭行为的增加；以及道德上的文盲。
支持这些趋势的统计数字如下压倒性3例如，美国15至24岁男性的杀人率比加拿大高7倍，比日本高40倍。美国是发达国家青少年怀孕率最高、青少年流产率最高、吸毒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过去25年里，年轻人自杀率增加了两倍。一项对2000多名罗德岛六年级至九年级学生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男孩和两个女孩中的一个认为，如果他们已经约会了六个月或更长时间，“男人强迫女人做爱是可以接受的”(菊池宽Kikuchi，1988)。
恢复共同的、客观上重要的道德价值观。社会的道德堕落已经严重到足以使我们摆脱近几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私人主义和相对主义。我们正在恢复智慧，即我们确实有共同的基本道德，这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成人必须通过直接和间接地教育年轻人诸如尊重、责任、可信赖、公平、关心和公民美德等价值观来促进这一道德；这些价值观不仅是主观偏好，而且具有客观价值和对我们集体的要求。良心。
这些价值观肯定了我们的人的尊严，促进了个人的利益和共同的利益，并保护了我们的人权。它们满足了传统的可逆性道德测试(你想被这样对待吗？)以及普遍性(你想让所有的人在类似的情况下都这样做吗？)它们界定了我们在民主国家中的责任，并得到所有文明人民的承认和所有开明信条的教导。不教育儿童这些核心道德价值观是严重的道德失败。
素质教育必须做什么
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结构，品格教育必须做些什么来培养年轻人的良好品格？
首先，它必须有一个关于什么是好品格的充分的理论。,让学校对自己的目标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性格必须被广泛地考虑，以涵盖道德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好的品格包括认识善，渴望善，做好事。学校必须帮助儿童理解核心价值观，接受或承诺他们，然后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采取行动。
人格的认知面至少包括六种特定的道德品质：对当前形势的道德层面的认识，对道德价值观的了解，以及他们在具体案例中对我们的要求，视角选择，道德推理，深思熟虑的决策和道德的自我认识。所有这些理性道德思想的力量，都是民主社会的道德成熟和公民权所必需的。
然而，人们在正确和错误的问题上可以非常聪明，但仍然选择错误。仅仅是智力的道德教育忽略了性格中至关重要的情感方面，它是判断和行动之间的桥梁。情感方面至少包括以下品质：良心(做一个人认为正确的事情的感觉义务)、自尊、移情、爱善、自我控制和谦逊(一种同时承认和纠正我们道德缺陷的意愿)。
有时，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强烈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但仍然不能将道德判断和感觉转化为有效的道德行为。道德行为是人格的第三部分，它利用了三种额外的道德品质：能力(如倾听、沟通和合作)、意志(调动我们的判断力和精力)和道德习惯(一种以道德上良好的方式应对环境的可靠的内在倾向)。
发展特征
一旦我们有一个全面的角色概念，我们就需要一种全面的方法来开发它。这种方法告诉学校通过一个道德的镜头审视自己，并考虑到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会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和性格。然后，计划如何使用课堂和学校生活的所有阶段作为角色发展的故意工具。
如果学校想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道德影响力，对学生的性格产生持久的影响，并且参与和发展这三部分性格(知道、感觉和行为)，他们就需要一个全面的、整体的方法。有一个全面的方法包括问，目前的学校实践是否支持、忽视或违背学校公开宣称的价值观和品格教育目标？
在课堂实践中，一种全面的品格教育方法要求教师：
充当照顾者、模范和导师，以爱心和尊重对待学生，树立良好榜样，支持积极的社会行为，通过一对一的指导和全班讨论纠正伤害行为；
建立一个道德共同体，帮助学生相互认识对方，相互尊重和关心，并感受到有价值的成员资格和对该群体的责任；
实行道德纪律，利用制定和执行规则作为促进道德推理、自愿遵守规则和尊重他人的机会；
创造一个民主的课堂环境，让学生参与决策，让课堂成为一个良好的学习场所；
通过课程教授价值观，利用学术科目(如文学、历史和科学)在伦理上丰富的内容，以及优秀的课程(如“面向历史”和“面向历史”)。我们4和儿童心材伦理课程，作为教育价值观和检查道德问题的工具；
运用合作学习，培养学生对他人的欣赏、洞察力和与他人合作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
培养学生对学习的鉴赏力、努力工作的能力、对卓越的承诺和影响他人生活的工作意识，从而培养“工艺良知”；
鼓励通过阅读、研究、论文写作、日记保存、讨论和辩论来进行道德反思；
教授解决冲突的方法，使学生获得公正和不需要武力解决冲突的基本道德技能。
除了充分利用教室的道德生活外，全面的做法还呼吁整个学校：
培养课堂以外的关怀，以积极的榜样激励利他行为，并提供各级学校和社区服务的机会；
在学校建立积极的道德文化，培养全学校的精神(通过校长的领导、纪律、全校的社区意识、有意义的学生政府、成人中的道德社区，以及腾出时间来关心道德问题)，以支持和扩大课堂上所教授的价值观；
招募家长和社区作为品格教育的合作伙伴，让家长知道学校认为他们是孩子的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道德老师，给家长具体的方法来强化学校试图教授的价值观，并寻求社区、教会、企业、地方政府和媒体的帮助，以促进核心的道德价值观。
未来的挑战
品格教育是否会在美国学校扎根还有待观察。决定该运动长期成功的因素包括：
支持学校。学校能否从其他塑造年轻人价值观的关键形成机构-包括家庭、宗教团体和媒体-招募他们需要的帮助？公共政策是否会加强和支持家庭，父母是否将家庭的稳定和子女的需要作为最高优先事项？
宗教的作用。自由和保守的群体都在问，多么，怎样学生能否敏感地考虑宗教在我们国家的起源和道德发展中的作用？如何鼓励学生在面对社会问题时使用他们的智力和道德资源，包括他们的信仰传统(例如，我对穷人的义务是什么？)做出个人道德上的决定(例如，我应该婚前做爱吗？)
道德领导。许多学校缺乏积极的、有凝聚力的道德文化。尤其是在建筑层面，必须要有道德领导，树立、树立榜样，并始终如一地执行高标准的尊重和责任。如果没有积极的校园精神，教师们就会觉得在传授良好价值观的个人努力中士气低落。
教师教育。性格教育比教数学或阅读要复杂得多；它需要个人成长和技能发展。然而，教师通常没有在他们的技能的道德方面接受任何保护或在职培训。许多教师在价值观领域感到不自在或不称职。教师教育学院和学校工作人员发展计划将如何满足这一需要？
““性格就是命运，”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写道。当我们面对我们最深刻的社会问题的根源时，无论是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还是在公共机构中，性格问题都迫在眉睫。在我们结束一个动荡的世纪，为下一个世纪做好学校准备的时候，如果我们关心我们社会和儿童的未来，品行教育是一项道德义务。
品格教育伙伴关系
许多ASCD成员正在通过参与新的角色教育伙伴关系公司来表现出对性格发展的兴趣。这是一个非营利、无党派的组织，成立于1993年2月，是一个由教育工作者组成的广泛联盟，商界人士、信仰团体领袖，以及其他在青年时期努力培养公民美德和道德品质的人。
这一伙伴关系是约翰逊基金会资助并由ASCD与普林斯顿项目55号共同赞助的一次会议的结果，汇集了主要的国家教育组织，重新致力于品格教育。该伙伴关系认为，品格教育是成功的学校改革的一个基本要素，因为它有助于减少学生的消极行为，提高学业成绩，并使年轻人做好成为负责任公民的准备。
该伙伴关系正在开始提供服务，包括关于品格教育材料的信息交流中心、年度会议以及关于如何在社区一级就核心价值观达成共识的材料和专门知识。
ASCD是该伙伴关系的特许成员，在其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占有席位，目前正在租赁合作伙伴关系办公室，作为ASCD为实现共同目标与其他组织合作的努力的一部分。
ASCD自己对性格教育的兴趣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对价值观的强调。20世纪80年代末，ASCD开始出版关于品格教育的书籍和文章，包括多么，怎样“规划一项道德教育方案”，由梅里尔·哈明编写，1993年5月的“最新情况”侧重于品格教育方案。1993年ASCD年度会议包括一系列道德问题，1994年的会议将涉及价值观和信仰。ASCD还通过其决议支持道德教育。
托马斯·利科纳(ThomasLickona)是纽约康特兰州立大学(StateUniversityofNewYork，13045)发展心理学家和教育系教授。他著有“品格教育：我们的学校如何教导尊重和责任”(纽约：班塔姆图书，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