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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上午，是两名刚毕业的女生找他陪聊天。
说到这，不知道网民的反应是什么？还记得在中关村时，我为公司的网络事业部招聘员工。其中有两位前来面试的人让我印象深刻，一位男生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另一位女生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前者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声称只要给工作机会就行；后者则自己压低身价到月薪一千五百元。请问网民们，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高健毕业一年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固然如他自己认为的，是因为在学校的成绩不太好。“很好的工作那是绝对要求成绩的！”或许，现实中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但高健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选择待遇低且辛苦的工作，而在物色下一份看起来更好的职业。时间就在他的等待中，匆匆走过了一年。而现在，陪人聊天是他目前最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陪聊没有什么不好，可以开导别人，自己也可以与不同的人沟通，如果还天天呆下去，心情会很差的。”至于以后，高健称还没有什么长远打算。一个北大学生与一年仅20元的收入，让人怎么也划不上等号。而高健毕业后一年来的生活，一直由家里接济。每月费用没超过一千元，其父母都是哈尔滨某企业的工人。
我只想问，他由父母供着上完了几年大学，如何安心游荡在北京的街头？他自称“可抗饿”，两天左右吃一顿饭是常事。可是他并不值得让人同情，就像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恨其不争”。但我相信他在争取和自省，仍在继续寻找着合适的机会。尽管高健毕业后去几个单位求职，都遭遇了挫折。这里面有运气的成分，但这种挫折不也是一种财富吗？
据说与高健一同毕业的李岩，在北京做着一份风光的工作，现在已经干得轻车熟路。李岩说，班上的同学许多都是进了待遇优厚的金融机构。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毕业之后，短时间内混的怎么样。倘若高健能够认真分析他的失败，那么，他现在的境遇仅仅是个过程。远远不能说明他的将来，就一定不如他的同学职业风光或待遇优厚。
就在6日上午高健获得第一笔陪聊收入的时候，一家叫“阿凡提”的刚开业的心理咨询网站，邀请他到网站做心理咨询服务。高健被安排在青少年心理咨询版块，平时不需要坐班，将联系方式挂在网上，需要咨询的客户直接与他联系；付费则通过网站。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咨询服务者，陪聊的价格低至1分钟1毛钱，此前还可免费试聊5分钟。
目前，网络上关于高健的议论还在蔓延，“他一个北大毕业生去陪聊，多少有些怪异。”不过高健的同学李岩不这样认为，他理解高健的这种做法，“想做的事就是要去做，高健很有勇气。”李岩说的没错，我能想象高健举着牌子走上街头招揽生意的场面。这种勇气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而在牌子上大方写着“光华毕业”字样，也不能说就是侮辱了北大。
当然，高健的目的有可能是借助这次活广告，从而在社会上造成轰动效应。与此同时，也就有更多的机会找上他。但高健作为性格内向且有主见的人，他的做法也是对大学教育的一种诘问，“从北大毕业就应该找到高薪体面的工作吗？”包括高健的父母，几天前知道儿子当“陪聊”时很难接受。他们认为这工作是“不入流”的，那么什么工作叫入流呢？
从北大中文系学生陆步轩卖肉到复旦大学计算机专业学生顾澄勇卖蛋，再到国外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开出租车。今天，我们的社会对这种貌似“错位”的就业现象给予高度关注，恰恰反映出整个社会的就业观，是将职业分为“三六九等”以及高低贵贱的。这种观念，无论在城市人或农村人眼里都是一样的根深蒂固。当然，也是一种社会的悲哀。
从就业角度看，学历与工作没有必然的对等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其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北大学子卖肉，如农民种地工人做工一样服务于社会；高健愿意“陪聊”，可以开导别人也可以加强人际沟通。至少他们是参与劳动，而不是寄生于社会。试问北大负责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马化祥，当你面对媒体时，又为何很不愿意提起呢？
评论：彭行洋 来源：天极评论
相关链接：
北大学子网上“陪聊”惹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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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不知道网民的反应是什么？还记得在中关村时，我为公司的网络事业部招聘员工。其中有两位前来面试的人让我印象深刻，一位男生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另一位女生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前者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声称只要给工作机会就行；后者则自己压低身价到月薪一千五百元。请问网民们，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高健毕业一年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固然如他自己认为的，是因为在学校的成绩不太好。“很好的工作那是绝对要求成绩的！”或许，现实中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但高健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选择待遇低且辛苦的工作，而在物色下一份看起来更好的职业。时间就在他的等待中，匆匆走过了一年。而现在，陪人聊天是他目前最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陪聊没有什么不好，可以开导别人，自己也可以与不同的人沟通，如果还天天呆下去，心情会很差的。”至于以后，高健称还没有什么长远打算。一个北大学生与一年仅20元的收入，让人怎么也划不上等号。而高健毕业后一年来的生活，一直由家里接济。每月费用没超过一千元，其父母都是哈尔滨某企业的工人。
我只想问，他由父母供着上完了几年大学，如何安心游荡在北京的街头？他自称“可抗饿”，两天左右吃一顿饭是常事。可是他并不值得让人同情，就像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恨其不争”。但我相信他在争取和自省，仍在继续寻找着合适的机会。尽管高健毕业后去几个单位求职，都遭遇了挫折。这里面有运气的成分，但这种挫折不也是一种财富吗？
据说与高健一同毕业的李岩，在北京做着一份风光的工作，现在已经干得轻车熟路。李岩说，班上的同学许多都是进了待遇优厚的金融机构。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毕业之后，短时间内混的怎么样。倘若高健能够认真分析他的失败，那么，他现在的境遇仅仅是个过程。远远不能说明他的将来，就一定不如他的同学职业风光或待遇优厚。
就在6日上午高健获得第一笔陪聊收入的时候，一家叫“阿凡提”的刚开业的心理咨询网站，邀请他到网站做心理咨询服务。高健被安排在青少年心理咨询版块，平时不需要坐班，将联系方式挂在网上，需要咨询的客户直接与他联系；付费则通过网站。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咨询服务者，陪聊的价格低至1分钟1毛钱，此前还可免费试聊5分钟。
目前，网络上关于高健的议论还在蔓延，“他一个北大毕业生去陪聊，多少有些怪异。”不过高健的同学李岩不这样认为，他理解高健的这种做法，“想做的事就是要去做，高健很有勇气。”李岩说的没错，我能想象高健举着牌子走上街头招揽生意的场面。这种勇气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而在牌子上大方写着“光华毕业”字样，也不能说就是侮辱了北大。
当然，高健的目的有可能是借助这次活广告，从而在社会上造成轰动效应。与此同时，也就有更多的机会找上他。但高健作为性格内向且有主见的人，他的做法也是对大学教育的一种诘问，“从北大毕业就应该找到高薪体面的工作吗？”包括高健的父母，几天前知道儿子当“陪聊”时很难接受。他们认为这工作是“不入流”的，那么什么工作叫入流呢？
从北大中文系学生陆步轩卖肉到复旦大学计算机专业学生顾澄勇卖蛋，再到国外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开出租车。今天，我们的社会对这种貌似“错位”的就业现象给予高度关注，恰恰反映出整个社会的就业观，是将职业分为“三六九等”以及高低贵贱的。这种观念，无论在城市人或农村人眼里都是一样的根深蒂固。当然，也是一种社会的悲哀。
从就业角度看，学历与工作没有必然的对等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其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北大学子卖肉，如农民种地工人做工一样服务于社会；高健愿意“陪聊”，可以开导别人也可以加强人际沟通。至少他们是参与劳动，而不是寄生于社会。试问北大负责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马化祥，当你面对媒体时，又为何很不愿意提起呢？
评论：彭行洋 来源：天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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