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轼人生处世观和诗词创作的辩证思想
2013-03-28 11:01阅读:
浅谈苏轼人生处世观和诗词创作的辩证思想
白荷(王翠苹)
对于苏轼人生态度和诗文的精神风貌,人们常以旷达豪放的典型的乐天派评价。苏轼能兼取庄子“任自然”和禅家的空幻之说来排遣内心的苦闷,执着于人生,历尽劫难却依然心胸坦荡,不存芥蒂。即使在遭受乌台诗案的重大政变面前,也保持着超然世外的洒脱。
苏东坡是我国历史上的经典文人,他自幼聪颖过人,才气横溢,七岁知读书,八岁入天庆观师从道士张易简,十岁,其父苏洵赴京师游学,由母亲程氏亲授其书,至十六岁,他已博通经籍史著,挥笔成文,一日间可写出洋洋数千言的文字。
苏轼的思想层面不是单一的。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
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人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艺术家或者作家需要先天禀赋,更需要后天的学习和实践以及对生活的深入体验。苏轼推崇韩、欧散文,继承了他们的文论思想,但又有很大的独创性。他主张文道并重,其基本内容是'有道有艺'、“技道两进”'意为文之要'、'文以述志'。他肯定文章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他所谓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整个事物的客观规律,认为'道'要在实际生活中去体会,没有固定不变的教条。所以他主张文章应该形象逼真地描写客观世界,又要“各师成心”,忠于自己的创作个性,这样才能做到'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形成独特、成熟的艺术风格。
苏轼指出,要创造这种风格,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具体方法和途径有三:
一、必须先放纵,后收敛。
苏文忠答李豸书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气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伤冗,后当稍收斂之,今則未可也。”
二、必须先平和后怪奇。
“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怪奇,溘出于不得已也”。青年作家涉世未深,表现技巧还不够精熟,应该平实自然地表述和反映生活,等到炉火纯青,轻车熟路,自然凸显“怪奇”,此为平中见奇的风格。
三、必须先绚烂后平淡。
苏轼《与侄书》
二郎侄:
得书知安,并议论可喜,书字亦进。文字亦若无难处,只有一事与汝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是此样,何不取旧时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只书学亦然,善思吾言。
艺术家在年轻的时候风华正茂,豪情万丈,想象丰富多彩,反映到作品的风格,意气风发气象万千,色彩绚烂。中年后,人生经验渐渐增多,思想深度加大,艺术表现力也随之成熟老道羚羊挂角,不着痕迹。苏东坡的枯淡论是其独创,主要表现在对陶、柳一派诗的评论上。苏轼十分推崇柳宗元的诗文,说它:“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评韩柳诗》一文: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
这是直接提到“枯淡”之处,也是对“枯淡”的最直接解释。“外枯而中膏”,是指诗表面上平淡无奇,而表现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似淡而实美”,这原本是苏东坡的一个美学观点,是指文艺作品外表平淡,形象质朴,内涵丰富,文采华美。他提示了平淡诗风中内与外、浓与淡之间的辩证关系。
按照“文如其人”的逻辑关系,苏大学士既然对陶渊明、柳子厚的作品作如此评价,那么,自然也可用以印证人的品格,即使苏轼本人,我们也能从他的文字中找到他人格的影子。嘉祐六年(1061年)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土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作品以充沛的感情和巧妙的比喻,抒发了人生的萍踪不定和无意留下痕迹而又刹那消失的感慨。那么对于人生的这种恍惚如梦的种种无奈,应该怎样排解呢?苏轼认为人的生命应该是不囿于一切外在事物的自由存在。他在《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中说:,
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
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
所谓“不留于物”指创作主体只有在不受外物羁绊和束缚的状态下,才能使艺术创作思维自由驰骋,神与物游,超脱名缰利锁,进入澄明空净的纯粹审美境界。这也是苏轼率性自然、独立不羁的人格理想在“本于情”的纲举目张的具体实践,同时体现了苏轼“寄于物而不留于物”的辩证审美哲思。然而这里的“情”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遁世之情,不是有违常理的矫揉造作之情,而是客观现实触发的真情实感。是创作主体受客观外物的触动而产生的主观能动性。
苏轼在《宝绘堂记》中提出了“寓意而不留意”的观点: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色令人目盲,尝废此四者。
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夹,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亦聊以寓意焉耳……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舞至以此呕血发家,宋孝武、王僧度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柯此留意之祸也。,王涯之复壁,皆意儿戏害其国,凶其身,寄也,”。留就是“停止在某一处所或地位上不动;不离去”。“寓,’就是“寄”,就是“迁,’,即寄情达意的意思。苏轼所谓的“寓意”是指主体把对象作品当作是寄情达意的一种场所,“留意,是指主体痴爱对象而不能自拔于其中。苏轼指出,对于任何事物都不能迷恋,要采取超然物外的态度,但又并不完全排除一切的声色之乐,而是对物采取一种既超然又有所寄托的不即不离的态度。他认为书法、绘画最能使人感到愉悦(悦人),又不至于让人沉溺其中而丧失人的本性。他说:
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书法、绘画),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
苏轼说他年少时酷爱书法、绘画,以至于轻视富贵却重视书,看轻生死却看重画,难道不是颠倒错谬失去了自己的本心吗?绘画,胜过生死富贵,是“留于物”,是本末倒置。后来他对书画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看到喜欢的书画虽然有时再收藏它们,但是被人拿走,也不再惋惜。譬如烟云漂浮过眼,百鸟宛啭感耳,难道不是欣然接受它们,然而烟云百鸟离开眼耳却不再惦念。因此书画二物经常成为他的快乐,却不能成为祸害。苏轼指出只有寓于物而不留于物,物才‘能为主体所乐,否则,物就为主体所使人失其本心,就会“害其国,凶其身”。“不留于物”的审美处世态度其实也是对待人生的最佳方式。
起伏不定、饱经磨难的人生经历,丰铸就了苏轼的人生智慧和“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平淡”、“清旷”的处世哲学和审美心态。由旷达而平淡的不同创作风格,体现了儒、道、释三种思想在苏轼身上熔铸而成的光照千年的精神境界和文化人格、魅力诗魂。
将生活和人生艺术化、审美化,得到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真正实现文艺的目的和功能,在文艺理论、实践方面以及对社会人生的辩证思维和规律的把握,苏轼都做到了。苏轼这种辩证思想和智慧,无疑对我们正确树立人生处世观、对于文艺创作有积极的和影响,其具体的实现途径也具有普遍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