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9月13日
2017-09-13 16:18阅读：
好久没有更新这里了，有朋友转来一篇博文，心生无限感动，顺祝不知身处何地的谢老师安好！更祝文章中的那位徐老师在天堂里继续给人以启蒙！
有毒的笛声
——读《天行者》有感
1997年夏天，我读过刘醒龙的《凤凰琴》，然后，就像中了蛊毒一样，脑海中常常跳出明爱芬临死时的画面。一双洗净的没有血色的手，一张只填写了姓名的转正表格，一支跌落在地上的钢笔，还有那几个在场者的无声的眼泪。我记忆中的1997年的夏天也因此而显得沉闷且压抑。即使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读了许多跟老师有关的作品，《凤凰琴》的故事仍然像傍晚西天那抹血色的晚霞，长久而固执地镌刻在我的记忆天空。
那一群固执地近乎魔症的民办教师传递给我的除了感动和难过，甚至还有对自己即将从事的教育事业的悲观的情绪。它让当时的我提前感受到乡村教育的尴尬和作为乡村教育者的艰难。幸运的是，今年，我又读到了刘醒龙的《天行者》——作为《凤凰琴》的续篇或是全篇，它以更广阔的空间、更丰富的情节和更立体的人物形象，给我传递了更多的情感体验——除了感动以外，还有对乡村教育的坚持，以及对未来的希望。
几间破屋，一根孤零零的旗杆，三个老民办教师，一个卧床的明爱芬，以及几个流水般的年轻人；尘封的凤凰琴，难得的油盐饭，伸向大山深处的蜿蜒的路，以及傍晚放学后孙四海和邓有米吹起的让人直皱眉头的笛声。这就是界岭小学。民办教师撑起了哪怕是最为偏僻的大山深处的基础教育，让文明和人性的微光得以延续。而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希望仅仅是自己身份的改变——转正。他们用大半生的坚持来守候这渺茫的希望——即使这希望的泡沫一个又一个破灭的时候
，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仍然付之以良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那群大山深处的孩子的关爱。关爱这种事好像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你读完小说以后，会有许多镜头在你眼前闪现：余校长家那群住宿孩子喝的光可鉴人的稀饭，每个周末不远几十里护送孩子回家时盘旋在山间小路上的队伍，以及教室倒塌后三个民办教师决定拿出自家积蓄修补房子时的坚决……不论最终的结局如何，我一直都认为他们是一群最可亲最可敬的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也接触过几位与小说主人公极为相似的老师。
那时候，我们一起在一个叫东城小学的村小工作。学校并不小，有三四百个学生。但由于地处偏僻，很少有公办老师愿意到这里来。虽然学校也有近二十名老师，但人员的构成也很复杂——当时的民办老师已经基本上转正了，年龄大概都在五十岁以上，他们用了大半辈子的坚持换来了临近退休时的转正，算得上如愿以偿，这样的老师大概有六七个；跟我类似的，从师范学校毕业一直吃“公家饭”的也有三四个；剩下来的十来个也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临时代课老师，经乡里允许，学校自己找的小青年，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居多，不稳定，这个学期教的好好的，说不定下个学期找到了更好的事情做，就不干了；还有一种类型，处境就比较尴尬，他们是乡政府早年为解决师资短缺而专门聘用的合同代课教师，代课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年龄一般在四十岁上下，工资由乡里统一发放，但与同龄的公办教师比起来，一半都不到。近二十个老师，四种类型。转正的民办教师，工资最高，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心境最为喜悦，连说话时的嗓门都很高；我们这些师范毕业分配的，钱虽不多，但无后顾之忧，又年轻，无家庭之累，过得也很轻松；那些临时代课的小姑娘，家境都还好，也不指望着那点可怜的工资，所以过得也很洒脱。只有合同代课教师，正值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肩上挑着整个家庭，而收入又极为低微，且乡里还常常拖欠，所以，他们常常面色沉重，课间的时候，办公室里热热闹闹的，而他们，连话都很少说，只低头默默地改着作业。徐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去东城小学的第一年，教五年级语文，与徐老师是平行班。初见他时，他穿一身早已洗得褪色的西服，白衬衫也有点发黄。运动鞋上溅了许多泥点，他正弯腰擦鞋。我叫了他一声，他抬起头来，讪讪地笑一下，脸色苍白，瘦削，头发也有点乱。他对我说，你们是“正规军”，和我们不同，以后，要多多指导。我让他一说，有点面红耳赤，只觉得他妄自菲薄，可能也不太好相处。就没有多说，上课去了。
以后，我每次都很早进教室，带孩子们读书。而隔壁的徐老师那班，早读常常空着，学生们有的嬉闹，有的写字，只有少数学生自己读书，乱哄哄的。心里对徐老师有些不以为然。只是早读快下课的时候，他才匆匆进教室转一圈，还满脸的疲惫。一个学期下来，我们班的语文成绩比他高了七八分。成绩出来以后，徐老师更沉默了。常常一个人跑到办公室外面去抽烟，也不肯说话。后来，我跟校长提到过，要规范早读，老师尽量进教室。校长知道我的所指，背地里跟我说，徐老师不容易，乡里的工资一拖再拖，一家老小全指着他，为了多挣点钱，他种了两亩地辣椒，常常连夜摘了，凌晨三四点运到新浦批发市场，卖完了才回来。学校也知道他的难处，也不说他。临了，校长还说，徐老师对学生还是很好的。
至此，我对他的了解也逐渐多了。他那脏兮兮的鞋子是早晨来不及换，乱蓬蓬的头发也是没有时间整理，满脸的疲倦大概也是得不到休息的缘故。更多的，应该还是心里的疲倦吧！收入低，因为忙着挣钱贴补家用而导致的学生成绩不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愧疚感，早已取消的转正政策让他前途无望，社会上的人对他瞧不起的眼神等等，都像山一样堆积在他的心里。从此，每天早晨，我都会到他的教室里转一转，让班长组织学生读书，他知道了以后，说了些感谢的话，脸上的表情也生动了些。
第二年秋天，开学时间不长，徐老师陡然病了。大家都认为他是操劳过度，身体累垮了。也没当回事。校长让他去市里医院查查，好放心。他也答应了。随后，就再没到学校里来。后来，校长告诉大家，徐老师海了，捞不到上班了。市一院的检查结果是白血病，当天就住院了。恐怕时间不多了。大家都有些吃惊。本来他只是身体疲倦，打不起精神来，没想到竟是这种死病。
随后，我就兼了他们班的语文课。孩子们调皮归调皮，但上课还是很认真。下了课，他们就围在我的身边，问他们徐老师去哪了，怎么不来上课。我没告诉他们，只说生病了，等病好了就来了。他们都失望地回去了。我心里想，孩子们，你们恐怕再也见不到徐老师了。
周末，我和几个同事去医院看望他。医院的走廊阴森森的，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徐老师卧在床上，瘦得不成样子，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见我们来了，他睁开眼，欠了身子想坐起来，我们阻止他，他继续躺着。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安慰他好好养病。可能是家人对他隐瞒了病情，他也说好好养病，等好了再去上班。我们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他拉着我的手，喃喃地说，谢老师辛苦了，班里的娃调皮，给你添麻烦了。我说没事。接下来，他如数家珍般说起了班里几个特殊的孩子。有个孩子视力不好，调位置的时候别让他坐后面；有个孩子路远，放学的时候，如果顺路，就载他一程；还有个小姑娘，父母离异，谁都不要他，只跟着爷爷生活，别让调皮的孩子欺负了她……我一边听着，一边忍住眼泪，只点头答应。
回去以后，我不忍瞒着孩子，跟他们说了实话。当他们听说徐老师生了这么严重的病，可能要不行的时候，班级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先是一个孩子小声地抽泣，结果，引得全班都号啕大哭起来。眼泪顺着他们的小脸往下淌，我劝不住，就任他们哭。等他们哭累了，我就告诉他们，有什么想说的话，写在纸条上，下次去看徐老师的时候，我带给他。孩子们听了，止住哭，认认真真地写起来。有的同学觉得一张纸条不够，写了两张、三张……
又一个周末，我带着孩子们写的稚嫩的纸条去看望徐老师。到了病房，才知道他已经昏迷了。脸色苍白，眼睛紧闭，眼窝沉陷，因为瘦，颧骨高凸，嘴巴张开，一动也不动了。我把孩子写的那些纸条留给了他的家人，最后看了一眼徐老师，就离开了。
时间不长，他就去世了。举行葬礼时，我托别人带去了礼金，没有亲自去。那时正是年轻，情感充沛的时候，虽说只是普通的同事，但毕竟是太熟悉的人，在单位的时候，一抬头就可以见到的，而现在，就这样没了，心里还是很悲伤。再想起他的一生，唯唯诺诺，前途渺茫，对家庭尽心尽力，对工作也算得上勤勤恳恳，但命运终究不公平，让他早早离开了他所爱的那些孩子们。
这些过往的事，是我一边读《天行者》的时候一边浮现在眼前的。小说里的主人公和我记忆里的徐老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样的偏僻的小学校，极为相似的身份，一样的坚持与期盼，面对孩子时发自心底的疼爱与关心，对自己将来的迷茫甚至是绝望。但不同的是，小说里的主人公好歹有个不错的结局，而徐老师留给我们的，则是人生的痛苦。
上一辈的乡村教育者用他们的良知与坚守为孩子们撑起了一片理想的天空——我一直记得小说里孙四海与邓有米傍晚放学后的笛声，热烈欢快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硬生生地让他们吹出了伤感的调子。这笛声里有对命运的不甘，也有对理想的坚持。这笛声好像有毒，它迷住张英才，迷住夏雪，迷住了洛雨，也迷住了许许多多如我一样的乡村教育者。我自己出生在农村，时至今日，也在乡村教书二十年，前半生已经在乡村的学校里度过，至于后半生，就继续守在这里吧。因为这里有我的家，我的孩子们，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与城市比起来，乡村是更接近良知和梦想的地方。
